我们待在后方,距离前线九公里。昨天我们刚被换了防,眼下胃里塞满了菜豆和牛肉。饱足,满意。甚至每人还分了一大盒富余,留着晚上吃。此外还发了双份香肠、双份面包——吃得过饱。这种事已很久没有发生:长着番茄脑袋的炊事班长亲自为我们派饭,每个经过他的人都分摊了扎实的一大勺。他拼命分派,不知怎样才能清空他的野战炖锅。加登和米勒搞到几个脸盆,个个装得满到盆边。加登这么干是出于贪食,米勒则积谷防饥。至于加登的饭都吃去了哪里,则完全是个谜,他始终是个瘦麻秆。
更重要的是烟也发了双份。每人十根雪茄,二十根烟卷,两块嚼烟。这相当可观。我用嚼烟换了卡钦斯基的烟卷。这样一来,四十根烟足够我抽一天。
我们本来不该得到这份意外的馈赠。普鲁士人可并不大方。这一切,只能归功于一个错误。
十四天前,我们去前线换防。那一带相当太平,为此军需官为全连共计一百五十人的返营预备了全额定量的粮食。可谁知最后一天,数量惊人的英国重炮朝我们意外猛轰,我们伤亡惨重,回来的,只剩下八十人。
夜里,我们从前线撤回后,立即四仰八叉,睡了个像样的觉。卡钦斯基说得没错:只要能多睡会儿觉,战争也不算太糟。在前线,我们根本没法安生,整整熬了十四天。时间可不算短。
中午时分,我们中才有人从营房爬出来。半小时后,每人都端着饭盆,聚集在肥腻而营养丰盛的炖牛肉汤前。站在队伍最前面的,当然是饿得最惨的:小艾伯特·克罗普,我们中头脑最清醒的人,他为此还当上了下士;——米勒·V,始终随身带着课本,梦想着还能参加考试,在猛烈的炮火中仍念叨着物理定律;——莱尔,蓄着络腮胡子,迷恋随军妓院里的姑娘,他深信,妓女们有义务按军队的指令,穿上丝绸衬衣,甚至在接待上尉军衔以上的客人前,还要泡个热水澡;——第四个是本人,保罗·博伊默尔。我们四个都是十九岁,从一个班级出来,走上了战场。
排在后面的是我们的朋友加登,一个瘦削的钳工,年龄和我们相仿,连队里数他饭量最大。坐着吃饭时,他看着细长,可吃完饭站起来,却肥得像个怀孕的臭虫。——同龄人海尔·维斯胡斯是挖煤的。他的大手随便就能攥住配给的面包,随后让我们猜他手里拿着什么。——德特林是个农民,心里只惦记着他老婆和他的农庄。——最后是斯坦尼斯劳斯·卡钦斯基,我们这伙儿人的头领:顽强,机警,足智多谋。他四十岁,长得灰头土脸,一双蓝眼睛,耷拉着肩膀,绝佳的鼻子能嗅出空气中的硝烟、美味的食物和轻松的活计。
战地厨房前,我们站在队伍最前列,等得有些不耐烦,因为厨房里的那个家伙一直傻站着。
终于,卡钦斯基朝他喊道:“赶紧抄起你的汤勺吧,海因里希!菜豆都煮熟了,大伙儿看得见。”
海因里希摇着昏昏欲睡的脑袋:“那得等你们都到齐。”
加登龇牙咧嘴:“我们都到齐了。”
下士炊事员还蒙在鼓里:“你们是到齐了!可其他人呢?”
“他们要么躺在野战医院,要么合葬在了战场。今天,就不用你招呼了!”
这个消息犹如当头一棒。炊事员犹豫起来。
“我可是煮了一百五十个人的饭。”
克罗普捅了捅他的腰:“那你就干脆让我们吃个够。来吧,开饭!”
加登这时灵光一闪,老鼠般的尖脸现出兴奋的神色,眼睛诡异地眯起,下巴抖豁着,凑上前:“伙计,这么说,面包你也领了一百五十份儿,对吗?”下士炊事员六神无主地点点头。加登一把揪住他的上衣:“香肠也是?”
番茄脑袋又点起了头。
加登的下颌抖着:“烟也是?”
“没错,都是。都准备了一百五十份儿。”
加登喜形于色:“老天,什么叫走运!这些全归咱们了!人人有份儿——等等——没错,每人正好双份儿!”
番茄脑袋这时回过神:“那可没门儿。”
大家活跃起来,一拥而上。
“为什么不行,你这个红菜头?”卡钦斯基问。
“一百五十人的份儿,八十人怎么消化。”
“我们这就让你开开眼!”米勒叫着。
“饭菜我无所谓。但我只派八十份儿。”番茄脑袋执拗道。
卡钦斯基生气了:“你就不能灵活点儿?你不是给八十人,而是给整个二连备的伙食。很简单,你只管发放!我们就是二连。”
我们开始推搡他。大家对他没什么好感。好几次都是因为他,我们在战壕里久等来的饭菜都是凉的。因为哪怕炮火不猛,他也不敢把锅端到近前,害得我们的人不得不比别的连的人跑更远的路。一连的布尔克就比他强多了。此人虽然胖得像只冬天的土拨鼠,但紧要关头,他会一直把锅端到最前沿。
我们火气正大,要不是连长及时出现,恐怕会闹出事端。他问明了争吵的原因后,只说了一句:“没错,我们昨天损失惨重——”
说着,他瞥了眼锅:“菜豆看着不错。”
番茄脑袋点头:“是用油和肉炖的。”
中尉看着我们。他清楚我们的想法。对于我们,他一贯十分了解,因为他曾是我们中的一员,虽然升了官儿,但刚到连队时,他还不过是个下士。他再次掀开锅盖,闻了闻,一边朝前走,一边说:“给我送来一满盘。饭菜全部分掉。我们可能用得着。”
番茄脑袋傻了眼。加登开始围着他张牙舞爪。
“这对你毫无损失!他这么做,倒像军需处归他。开始吧你这个寄生虫,可千万别分错了——”
“见鬼去吧你!”番茄脑袋吼道。他气炸了。这件事,超出他的理解范畴。对于整个事态,他也失去了掌控。为了表示他的满不在乎,他主动分给每人半磅人造蜂蜜。
***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甚至邮差也来了。几乎人人都收到了几封信和几份报纸。大家漫步到营房后方的草地。克罗普还夹了个人造黄油桶的盖子。
草地右方,溜边儿盖了座带顶又牢固的巨大公厕。但进去的无非是些不懂随方就圆的新兵。我们能找到更好的:用四处散落的小箱子就足以解决问题。这些用木板钉制、四面封闭的小箱子是方的:一个干净、舒服而完美的坐便。箱子的一侧还装有把手,可以随意搬动。
我们将三只箱子围成圈儿,惬意地坐了上去。不坐满两个钟头,我们绝不起来。
我仍记得当初那种难堪。那时我们还是新兵,不得不造访那座没门的大公厕。二十人并排坐着,就像坐在火车上。一览无余——新兵就得被人时刻监视。
这期间,我们克服了比这种微不足道的难堪更多的东西。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已对更多糗事习以为常。
光天化日拉屎撒尿已然是种享受。如今我已不明白当初我们为何会对此感到害臊。它不过是和吃饭喝水一样自然而然。或许它本来就不值一提。要不是它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大事,又让我们感到新奇——而那些老手儿,早已对其视而不见。
对士兵来说,他和他的胃、他的肠比旁人与之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四分之三的语言来自这一区域。无论表达巨大的喜悦,还是表达深切的愤怒,他们总能在此找到他粗俗浓重的底色。以其他方式,断不能如此贴切,如此精准。假如回到家里,老师和家人听到这种话肯定感到震惊,但在此处,这不过是士兵们的普遍用语。
对我们来说,这件事自从被强制公开后,就重新获得了纯洁的特质。再说,它们本来就明摆着。在我看来,能顺畅地解决,不亚于拿到一手必赢的同花顺。将五花八门的废话冠以“粪坑谣言”,的确不无道理。在部队里,这个地方确实是流言制造地和公共休息室。
此刻,我们舒坦得胜过蹲在铺着白砖的豪华厕所。那种地方只能说干净,而这里,堪称美好。
真是无忧而奇妙的时光!我们的头顶是碧蓝的天空。明亮的黄色侦察气球和几团高射炮制造的白色云烟悬挂在天边。炮弹不时一飞冲天,如同光束般追逐着一架飞机。
我们听见前线低沉的轰隆声被近处黄蜂嗡嗡飞过的声音盖过,宛如一阵远方的闷雷。
而我们四周是一片繁茂的草地。青草的嫩枝摇曳着。白蝶翩跹飞舞,在晚夏和煦的风中东游西荡。我们一边读信和报纸,一边抽烟。脱下的军帽,放在身边。风戏弄着我们的头发,也戏弄着我们的语言和思想。
三只箱子放在明艳火红的虞美人中。
我们将人造黄油桶的盖子放在膝上,这样就有了一张好牌桌。克罗普随身带着纸牌,打完一轮“零反转”,再来一局“拿破仑”。这样坐着,真可以坐到地老天荒。
营房的方向传来手风琴声。我们不时放下手中的牌,注视彼此。一个会说:“孩子们哪,孩子们——”或说:“那回我们差点死了——”随后我们陷入沉默。无须多言,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彼此胸中同样强烈的压抑之情。死太容易。今天我们很可能无法坐在箱子上。死离我们真近!为此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强烈——美味的食物,火红的罂粟,香烟和夏日的风。
“你们谁见着克默里西了?”克罗普问。
“他在圣约瑟夫医院。”我说。
米勒认为他大腿上中的弹,简直就是个不错的返乡证。
我们决定下午去看他。
克罗普掏出一封信:“康托列克要我替他向你们问好。”
我们笑了。米勒扔了烟头,说道:“我真希望他也能来这儿。”
***
康托列克是我们的老师。一个严厉的、穿着灰色外套的小个子。他长得尖嘴猴腮,身材很像人称“克罗斯特堡之魔”的西摩尔史托斯下士。说来奇怪,这世上的不幸,总由小个子制造。比起那些身材高大的人,他们更果决,更好斗。我一向提防落到那些由小个子做连长的连队。那些人往往是该死的暴君。
康托列克曾一次次在体操课上发表冗长的演说,直至全班在他的带领下,去地区指挥部报名参军。我记忆犹新,他镜片后的那双眼睛如何瞪视我们,他如何用令人动容的声音问我们:“你们都会去参军吗,同学们?”
教育者们的感情往往装在他们的背心口袋里,随时取用,按时兜售。但那时,我们并不懂这些。
尽管我们中一个和蔼的胖子,约瑟夫·贝姆,对参军犹豫不决。但最终,他还是被说服了,否则他简直无地自容。或许有更多人跟他想法一致,但他们不敢站出来。因为那时候,就连父母都会脱口说出“懦夫”这样的词。大家对未来一无所知。而最明智的,反倒是些贫穷朴素的人,正当那些日子过得更好、本该更早清楚战争后果的人为战争欢呼时,他们视战争为不幸。
卡钦斯基声称,这都是因为教育让人变蠢。他说这话,可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说来令人吃惊,贝姆是第一批阵亡者中的一员。一次冲锋中,他双眼中弹。我们认定他死了,把他留在了战场。说实在的,就算我们想带他回来,也根本无法办到,当时我们也是落荒而逃。下午时分,我们突然听见了他的呼喊,看见他在外围四处摸爬。原来他之前只是昏迷了。他什么也看不见,又疼得要命,无法找到掩体,还没等我们去救他,他就被打死了。
人们自然不会因此怪罪康托列克——假如这也叫罪过,那这世界将何去何从?世上有成千上万个康托列克,他们都坚信,他们正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做着最好的事。
这正是我们感到失望的地方。
他们本应引领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走向成人世界,本应成为我们走向职业、职责、文化,走向进步世界和未来的领路人。尽管我们偶尔嘲笑他们、捉弄他们,但骨子里我们信任他们。由他们所代表的“权威”,在我们心目中,和更伟大的判断力、更合乎人性的知识紧密相连。而我们见到的第一个死人,粉碎了我们的信念。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这代人比他们诚实。他们只在空谈和圆滑方面超过了我们。第一阵猛烈的炮火,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错误,而他们教给我们的世界观也随之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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