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8月，一列德国运兵火车徐徐开赴西线。车窗内挤满了兴高采烈的士兵。他们挥着手，唱着歌，确信他们会在几周后成为胜利者。但计划中的“闪电战”变成了一场历时4年的大战。时至1918年11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能活着回来。

这场战争的暴力超越了以往任何战争。它以前所未有的技术现代化和全面化，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和旷日持久的杀戮。获得非凡进步的武器，精度大幅度提高、具备巨大毁灭性的枪支，以及随着战时暴力升级出现的工业化屠杀，不仅影响了后世的战争，也影响了当时几乎所有士兵的思想。

1914年及随后陆续走上战场的年轻人，不会预知这场战争释放的杀伤力。他们以为他们会像父辈或祖父辈一样英勇地与敌人搏斗，却不知昔日的战争，无法与由重炮、飞机、潜艇、坦克，以及毒气和喷火器构成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战争相比。

大多数伤亡者是炮弹、机枪和榴弹的受害者。士兵们本身也像枪支弹药般被视为可部署的材料。死亡作为他们的常伴，被解释为“为国捐躯”。为了躲避死伤，防止炮击和敌人的进攻，他们挖战壕，构筑防御工事。而来自战壕的暴风雨，让进攻者比防御者的死伤更为惨重。

1916年7月1日至11月18日的巨大消耗战、最惨烈的阵地战——索姆河战役，成为残酷战争的缩影。141天，1,123,907人受伤，318,700人阵亡。[1]“战斗中，人失去了一切感觉。”“我在战壕中颤抖，手中夹着最后一支香烟。”“我看见了那个家伙！我们说，这是什么？是战争巨兽吗？它朝我们滚滚而来，有的甚至开进了战壕！”“可怕的死状。我理解了什么是死。”——几位索姆河战役的幸存士兵，多年后讲述了他们初见坦克时的情形和其他亲身经历的悲剧。[2]

铁丝网，淤泥，黄绿色的毒雾，血染的池塘，消失的森林，遍地的残尸，彻底的毁灭。没有一块土地幸免于难。大量的死亡和严重的伤残——对士兵们精神的折磨和肉体的摧残一直持续到战后。那些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士兵，遭受着战争神经症的折磨（仅战后英国就有8万人确诊）——他们中很少有人得到具有充分依据的帮助。

在这场被称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中：

共计16,543,185人死亡

其中士兵9,721,937名

平民6,821,248名

共计21,228,813名士兵受伤（或致残）

共计5000万至1亿人受到战争伤害[3]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最直观地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学校走向战场，最终死在凶残的战争机器中的一代人的命运。主人公保罗·博伊默尔是名德国高中生。他和他的同学们在老师的鼓舞下自愿从军，并在西线经历了战争的恐怖，最终纷纷牺牲在战场上。

在一段未经发表的《西线无战事》手稿中，雷马克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保罗于1915年走上战场前的生活[4]：

我父亲为人简朴，是个手艺人。他早年曾当过几年水手，这让他在他的圈子里有几份优越感。我们是穷人。父母很难送我上高中。但母亲并不甘心，为此她一件外套穿了多年。除了做家务，她还替人缝缝补补。我也在课余时间给人上课，起码能赚些买书钱。

我们住在一幢新楼的四楼，位于体面的街区，公寓里甚至有间浴室。我母亲有几分心高气傲，她很看重这些。我家里还有两个姐姐。

我的小房间里有个书架，一个棕色皮沙发，一张书桌和一张弹簧床。我很快就爱上了读书，并尽我所能买些书。近年来，我发现读书不仅是消遣。因此我谨慎地选书，尽量把钱花在刀刃上。在买书之前，我还先去市立图书馆借阅。没有什么比钱少、无法买到喜欢的书更让人难过的事了。

这段时间我写了些诗，也做了些其他写作上的尝试。有一次我买了几支荷尔德林牌雪茄，花了二十五芬尼，还买了瓶酒。晚上家人睡着后，我坐在阳台上，点燃蜡烛。从阳台可以看见远处的风景。我读了会儿书。随后借着烛火燃着一支雪茄。我倒了杯酒，做出某种向女人敬酒的姿势——怀着奇怪的感觉和念头。固然，我会为这个姿势感到害羞，但第二天晚上，只要还有酒，我仍会端起酒杯，重复一遍这个姿势。我一次只喝一杯，最后还常把喝剩的倒回酒瓶，以便第二天晚上能再拿出来喝。因为我没什么钱买酒，我更愿意拿那点儿钱买书。这件事，我从来不会告诉任何人——

可这算什么？我跟人说它又有什么意义！我已和它告别。自从世界变了，我也根本不愿再想起这些。

1915年11月11日，我们有康托列克老师的体育课。他身材矮小结实，总穿着件灰色外套。我们正在练双杠和单杠时，他把我们叫到他跟前，给我们读了一份报纸：德军再次取得了胜利，俘虏了很多敌人。接着他发表了一通演讲。他说，我们也是男人，也能帮上忙。他要求我们马上和他一道去地区指挥部，志愿报名参军。见我们鸦雀无声，他隔着眼镜气愤地挨个盯着我们，强忍怒气地轻声问：“是否有人懦弱到根本不敢跟他去？”

贝姆回答说：去之前，他想先和他父亲说一声。

康托列克猛地转向他，灰色的外套衣角一甩：“瞧瞧这儿的这位宝贝，他要先和他父亲说说！说不定他还要和他奶奶谈谈。”

有几撮人爆发出笑声。有些人站了出来。贝姆涨红了脸，试着解释，但康托列克却走向他，战友般举起手，放在他肩膀上，换成一种友好而机趣的口气说：“嗯，贝姆，你是跟我们一起去呢，还是不去？”

贝姆点点头。康托列克笑了：“好！当然了，你们回头可以问问你们父母。现在走吧，同学们！”

他从没这样称呼过我们，也从没以这种态度对待过我们。他是位严厉的老师。因此我们怀着特殊的，甚至崇高的心情跟他一起去了地区指挥部。途中，他越发激动，甚至忍不住给我们讲起他服兵役时的事情。他向我们保证，他在指挥部有一定的影响力，会为我们说情，让我们被优先录用。他甚至搂着贝姆，对他眨着眼说：“姑娘们都喜欢一身戎装。”贝姆尴尬得两只手不知往哪儿搁。

下午我和父母说了这件事。我母亲不赞同。她认为，我们该等到春天，或许到那时，我们还能在开拔前参加应急考试。我宽慰她。康托列克已经答应我们，在考试这件事上也关照我们。后来我们才得知，他没让他在另一所学校读书的儿子在考试前报名参军。但知道这件事时，我们早已在前线了。

我父亲说，他听人说我们这个年级本来就要在几周后应征入伍。母亲看了看他说：“几周，几周里会发生很多事哪。”

父亲摇着头：“说不定到那时，战争都结束了。”

晚上，康托列克请我们喝啤酒。他异常兴奋，热烈地为我们庆祝着，我们也很高兴。他对我们显然是真诚的，但他恐怕严重地混淆和他有关的事，以及他不该操心的事。他该带着他儿子单独去地区指挥部，单独去喝啤酒。

可当时我们什么也没想。我们太年轻，相信一切理当如此。日后，我们中的米特尔施泰特为我们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补偿。1918年，他因负伤，作为一名少尉回到了卫戍地。当时的康托列克也应征入伍，在卫戍部队服役。米特尔施泰特特意安排康托列克加入了他的连队。他亲自到军需储藏室监督康托列克领取制服。他不无礼貌地为他找了件褪色的蓝外套，上面打满了深蓝色的补丁；一条已经磨破的黑裤子，短得只到他小腿肚子；一顶过小的无檐帽子，年代久远，戴上后像个囚犯，用这顶帽子，康托列克可以炖出一锅肉汤；还有那双宽大的、铁硬的古老系带鞋，某种侧面系带的常见款样，硬得要用铁丝才能绑紧。

几天后我们被录用了。营房是一幢位于山丘上的大楼，楼前有宽阔的操场，四面围墙。我们去之前还一起去刮了胡子，连理发师都感到惊讶。我们中很多人还是平生第一次刮胡子。但对我而言，刮胡子还根本没什么必要。之后我们去喝了杯杜松子酒，买了雪茄和香烟。

我们一行二十人进了大门。经过岗楼时，我们中的一些人冲着站岗的哨兵大叫。他没有任何反应，甚至连一眼也没看我们。于是我们冲着另一名站在门口的哨兵嚷嚷，他对我们咆哮道：“你们这群杂种，把嘴闭上！”

我必须得说，我们对接待感到失望。我们原本以为至少该有通演讲，或许还有握手和战友般的隆重欢迎仪式。但相反，一位闷闷不乐的副中士命人记下了我们的名字。我们向一位文书提供了我们的履历，之后在练兵场上到处溜达，等待着下面的安排。

每时每刻都有新部队开到。那些人看上去和我们不大一样。他们拿着捆着绳子的行李，粗手大脚，目光迟钝。他们是弗里西亚岛的农民和渔民，城里的工人和工匠。其间也来了些看着和我们差不多的人。

我们瞅瞅他们。他们瞅瞅我们。那是种气氛压抑的不安等待。从那些人身上，我们根本看不出，我们和他们能发展出友谊还是敌意。

我们二十人来自一个班级，一起长大。我们一直同心协力，直至最后一刻。我们一起干活，一起偷懒。我们普遍对那些乐意用各种我们不熟悉的规则束缚自己的二十岁以上的人心存质疑。我们太年轻，根本意识不到，除了我们这个年龄能理解的东西之外，还有什么事是重要的，更不会把什么规则放在心上。

近几年来，我们这群人显露出个性上的差异。一种叫“棱角”的东西在我们身上蜕变出来。我们已近乎成人，有了固定的目标和有限却轮廓清晰的职业规划。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看到，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未来向我们招手。我们的集体中逐渐孕育出某种人们笼统地称为“精神性”的细胞。我们将属于由教师、法官、医生、记者、学者、宰畜场厂主和牧师构成的阶层——受到粥式教育的滋养，以柔软的方式证明自己的价值。

教育——多好的一种塑造！我们被精心调教了八年。那些留着整齐胡须的男人在我们身上看到他们毕生的杰作——可当西摩尔史托斯下士第一次粗暴地称我们为“王八蛋”，说我们是“一路货色”时，这种塑造已开始不再牢靠。八周后，它在持枪敬礼、屈体下蹲和分列行进中灰飞烟灭。我并不为此感到遗憾。这甚至很好。我们还年轻，我们会忘记这些。在往后的日子里，我还遇到许多比背负沉重的军囊更难以承受的事——甚至这些事，也在战火中消逝了。

当时我们对此并不担心。康托列克告诉我们，我们这代人是被特别拣选的人。战争会将我们铸造成真正的男人，锤炼成钢铁青年。这将成为我们未来大有作为的基石。不知怎么，他说这类话时，总会偶尔扯上上帝。

我们站在练兵场上等待时，首先学会的是一条基本规则：一名士兵的大部分生涯都在徒劳地站着。

终于，一名肥胖的军官出现了——无法解释，为什么几乎所有定员军官都是胖子——我们被划分成两队，编为下士班。我们二十个人当然不会被分在一起。我们或三人、或四人被安排在不同的班里。但我们还是很高兴，至少事情有了进展。我和米特尔施泰特、特罗斯克、卡梅里奇和迈耶一个班。班上还有几位年长者和几个征召入伍的东弗里西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