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代地理学的发展

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一个专制的统一国家，到两汉时代(公元前206—220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古代地理学亦有很大进步，主要表现在地理认识、地理著作等方面的发展。

(1)世界观念的进步

先秦时期，我国人民关于地球、世界的观念主要有“盖天说”、“大小九州说”等。秦汉时期，这些观念仍在一定时期流行，但也出现了新的世界认识论(宇宙观)，这就是“浑天说”的盛行。

“浑天说”源于何时，尚难断定，但汉代已广为流行却是事实。如西汉时落下闳[hóng红]、耿寿昌、东汉张衡都曾制造过以“浑天说”为理论基础的天体模型——浑天仪。关于“浑天说”的主要内容，《晋书·天文志》中是这样记述的：天像一个鸡蛋，地如鸡蛋中的蛋黄而居于天内，天大地小。天的内外都有水。天和地都漂浮在空气中，载水而运行。一周天为365.25度，一分为二，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所以二十八宿(星座)一半可见一半不可见。天像车轮一样不停地运转。

可见，这种见解比“盖天说”等更接近科学的天地观。首先，它提出了地的球体观念及与天的大小关系(“地如鸡子中黄”、“天大而地小”)；其次，又正确指出了天地皆为“悬浮”之物(“乘气而立”)；再次，划分了天体的度；第四，正确解覆地上，半绕地下”)。当然，这一见解也有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如：是地转而不是“天转”；天表里并无水，仅大气层中云层成雨；以地球为天的中心等。

(2)张骞“凿空”与对西域地理的认识

秦末汉初，居于我国北方的一支游牧民族——匈奴，利用中原战乱，乘机发展，势力很快达于我国西北及北方广大地区，而且时常威胁汉朝，给西汉王朝造成了极大的政治经济压力。汉初甚至不得不采取“和亲”政策，暂求苟安。到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时，西汉国力已极为强盛，为了解决外患，他决心反击匈奴。恰在这时，汉人从俘获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屡受匈奴迫害而由祁连山下迁到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人，“常恨匈奴”，夙有报仇之愿。于是汉武帝便下令招募使者，准备派遣出使西域①，联合大月氏共同反击匈奴。

这时，一位曾任皇帝侍从，名叫张骞的人便应募而出，受汉武帝派遣，为完成抗击匈奴的政治使命，率100多名随从，开始了我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大规模地理探险旅行活动。

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一行由匈奴人甘英作向导，从长安(今西安)出发，经陇西(郡治今甘肃临洮县南)，进入河西走廊，不料很快被匈奴人发现并俘获。他们被押送到匈奴王庭(今内蒙呼和浩特市附近)，拘禁达10多年之久。直到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张骞和甘英等人才得以逃脱，继续西行，他们取道天山南麓，经大宛(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咸海以东、费尔干纳西北，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到达大月氏。这时大月氏已由伊犁河流域迁到了妫[guī龟]水(今阿姆河流域)，这里地理条件优越，物产丰富，他们对远征匈奴已无多大兴趣。因此，张骞在此交涉近一年，而始终不得要领，只好决定回汉朝复命。此间，他曾渡过妫水，去大夏国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瓦齐纳巴德)进行访问。

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张骞离开大月氏，踏上归途。他们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沿昆仑山北麓东行，经莎车(今新疆莎车)、于阗(今新疆和田)、鄯善(今新疆若羌)等，进入青海的羌人居住地，不料再次被匈奴俘获，扣押一年多，直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才再次逃脱，回到长安。

这次探险西行，历时13年，出去时100多人，归来时只有张骞与甘英二人，在政治上也没有达到远交大月氏夹击匈奴的目的。但张骞久困匈奴，“持汉节而不失”的民族精神，特别是带回大量丰富的西域新知识，深受人们的敬佩。因此，汉武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皇帝的顾问)，甘英为“奉使君”。历史上也就将这次空前的西域探险，称为张骞“凿空”西域。

此后，张骞还建议并参与过由西南通印度的地理探险，只因重重阻挠，进展不大。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为联系乌孙(今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一带)，张骞又率众进行了第二次西域探险。这次他顺利到达乌孙，并分派副使去大宛、康居、安息(波斯，今伊朗)等国。他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回到长安，次年(公元前114年)卒于长安，归葬故里汉中城固(今陕西城固县)。此后，他所派出的副使也都陆续回到汉朝。

张骞20多年的探险活动，对当时人们认识西域地理、扩大地理视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我国先秦时代，对于西北地区的地理认识主要还限于甘肃河湟地区以东，到秦末汉初因受匈奴的威逼，对河西走廊及其以西的地理认识仍然比较模糊，直到张骞出使西域，才带回了对这一地区的新知识，使我国人民对当时西域中亚一带情况的认识，远远超过此前对西方地理的认识界限。因此，史称他的活动为“凿空”西域，是有道理的。

汉代，在我国新疆地区及其葱岭以西广大中亚地区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就亲自访问了大宛、唐居、大月氏、大夏等国，经历了焉耆(今新疆焉耆)、龟兹[qiūCí丘词](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阗(今新疆和田)等，并从传闻中了解到中亚地区的乌孙、奄蔡(今里海、咸海北)、安息、条支(大食，今伊拉克)、身毒(今印度)等地的情况。并了解了各国的相互地理位置、生活方式、自然地理状况等。如他已了解到：以大宛为中心，“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等。条支的气候“暑湿”(温暖湿润)；“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今罗布泊)”。大宛、安息、大夏等国“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葡萄酒”(《史记·大宛列传》)等。

张骞出使西域所带回的新知识、新荣誉，极大地刺激了后来的探险活动与汉王朝对西域的开拓，更进一步加深了汉代对西域地理的认识。史称，张骞出使西域后，皇帝也屡询西域情况，鼓励去西域探险，一时“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辈”(《汉书·西域传》)，“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书·张骞传》)。贯通中亚的“丝绸之路”也由此大规模打开。到东汉时，不仅在西域派驻有“西域长史”(如班超等)，而且甘英还曾为联系大秦(罗马)，由中亚抵达地中海东岸。这些都极大的刺激、充实了当时人们对西方世界的地理认识。

总之，由张骞开创的西域地理认识，是中国现存文献第一次对西域中亚，以至地中海东岸的世界较为正确的地理记述。他使中国人民对西方世界地理的认识界限，一下子由河湟沙漠地带，推进到地中海东岸广大中亚地区。

(3)司马迁的全国漫游考察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今陕西韩城人，著名的历史著作《史记》的作者。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旅行家、地理学家。从《史记》中可以看出，他曾游历过全国很多地方，写出了如《河渠书》、《货殖列传》、《大宛列传》等优秀的地理篇章，不仅正确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地理认识水平，也反映了他的一些地理思想。

司马迁的旅游考察大致是由他20岁时(公元前126年)开始的。第一次他就游历了长江中下游及山东等广大地区。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他作了郎中官(皇帝侍从，侍卫)，此后他随汉武帝几次出游考察：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十月，他随武帝祭雍州(今陕西凤翔)，巡河东，渡黄河至汾阴(今山西万荣)，最后至洛阳。这次大致游历了关中北部，最后由韩城龙门过黄河至山西，再转而西南去洛阳，返回长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他随汉武帝“行幸雍，祀五帝”后，向西巡游，越过陇山(今甘肃平凉西)，直至祖厉河，然后由此经甘泉(今陕西淳化)回到长安。

不久，他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大致到了云贵高原一带，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始回到长安。接着又去洛阳探视父病，然后由洛阳去泰山参加汉武帝的封禅大典(《史记·封禅书》)。封禅后又随武帝东巡海上，北至碣石(今河北昌黎)，经辽西(今河北卢龙县东)，历北边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转而向南沿秦直道回长安，“周行一万八千里”。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职为太史令，从此结束了他近20年的漫游生活。他的足迹遍布了全国广大地区，正如他自己所说“余尚西至空桐(今甘肃平凉崆峒山)，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于江淮矣”(《史记·五帝本纪》)。通过对《史记》有关地理内容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司马迁已具有一些较科学的地理认识。

第一，认识到地理因素在安邦立国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序》中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元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执利也，盖若天所助焉。”指出，秦为僻远小国，德义不长，兵力不强，而能兼并统一天下，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是一个重要因素。司马迁进而又说：“或曰‘东方物始所生，西方物之成熟’。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这又用当时社会发展的现象——兴兵于他处，而立国必于秦地(关中)——来说明地理因素在建国立业中的重要性。可见，这时对地理环境条件在军国大事上的重要作用，认识非常清楚。

第二，强调人地关系中人的主导作用

司马迁在记述各地经济发展状况时，注意到各地经济地理条件的优劣，未必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情况，并正确分析指出了人在这里的主导作用。如曰：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谨之患，以故呰窳〔yu雨〕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指出：南方“无积聚而多贫”的原因在于，南方自然地理条件优越，人们仅依靠自然，就能自给自足，维持最低的温饱。因此而不注重利用自然条件，积极发展生产，获取更多收入。所以，造成“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的局面。而北方，虽然自然地理条件极差，又常遭水灾旱灾，但各地人民却都能积极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发展生产，加强贸易，反倒成为富庶之地。明确的表明了司马迁关于人在人地关系中具有主导作用的这一正确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