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工商税  

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到奴隶社会初期，商业也与农业和手工业相分离，成为独立的社会分工部门。到了商朝，中国古代工商业已有一定发展，既有专门从事手工业劳动的手工业者，也有专门从事买卖活动的商人。但在奴隶制时代，工商业主要为奴隶主贵族所经营，“工商食官”，手工业劳动者和商业劳动者都为官府所豢养，是奴隶制国家的手工业奴隶和商业奴隶。由于工商业主要为奴隶制国家经营，直接为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服务，赢利直接为国家所得，所以当时国家对工商业并不征税。后来私人工商业有所发展，国家对私人工商业即加以管理，如在来往关卡和市场上对经商人员和商品加以检查等等，但起初也不征税。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传为美谈的“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礼记·王制》)。廛，指空地；讥，是检查、盘问。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官府在市场上给商人以空地储存货物，但不对商品征税；关卡上也只检查不征税。到西周后期，官府工商业逐渐衰落，私人工商业日益发展，工商业者的利润收入和财富积累已相当可观，甚至胜过农人，因而逐渐成为国家的征税对象。战国中期著名思想家孟轲关于古代商税的起源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远古的时候，市是交易场所，由国家命官治理，原先并不课税。但有些唯利是图的商人，总是站到市场的高处，左右探望，观测行情，时刻企图把市场上一切有利的买卖都垄断到自己手里，人们都认为这是一种卑贱的行为，所以开始对商人征税。孟轲关于商税起源的这种说法虽然不足为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私商利润增多，因而引起了国家的重视，成为税收的对象。古人所说的商，不仅指商人，有时也包括手工业者。因为手工业者所从事的生产也是商品生产。他们经常亲自去市场出卖自己的产品，买进原料，他们的手工业生产活动往往和商业活动结合在一起。因此，古人所说的商贾，往往也包括手工业者在内。据《周礼》记载，西周已开始征关市之税和山泽之税。商人经过设于道路要隘和诸侯国界的关卡，要收关税，由司关专门掌管收税事宜。商人如果企图不通过关卡，逃避关税，货物将被没收，本人也要受到惩罚。进入市场进行交易，要收各种市税，如摊点税、房屋税、场地税、仓库税等，由廛人具体负责市税征收工作。手工业者和商人开发山林川泽资源，如鱼、盐、木材、皮毛、齿角等，则要征山泽税。关市税的收入专门用来供应天子的饮食和衣服费用，山泽税收入则专门用来办理国家丧葬事宜。工商业成为国家税收来源，是社会经济发展，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作用增长的表现，同时也说明国家财政开支较前更为巨大，仅靠土地税已经不能满足国家机器的需要了。

春秋时期，由于诸侯争霸，国家分裂，工商税的征收情况也不统一。不同诸侯国，或同一诸侯国在不同时期，工商税政策都不相同。例如，郑国就实行比较自由的工商业政策，对商人的买卖活动国家不予过问。齐国在齐桓公统治时期(公元前685—前643年)，为了促进工商业发展，在同邻国之间，曾一度实行“关讥而不征”的政策。稍后称霸诸侯的晋文公(公元前636—前628年在位)，也曾采取“轻关易道”的政策，即减轻关税，修治道路，以利商业发展。鲁文公二年(公元前625年)，大夫臧文仲在鲁国境内设六关以征税，后来曾遭到孔子的批评，认为这是不仁行为。但到春秋末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各国商税都在加重。例如齐国在齐景公时期(公元前547—前490年)，就在临近国都的关卡上对客商横征暴敛，成为齐国奴隶主政权不得人心的一条重要原因。晋平公(公元前557—前532年在位)曾自称，他门下的2000食客，就是靠每天收取都城的市税来供养的。市税一天的收入可供养2000人，可见其数量之巨：“吾食客门左千人，门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赋；暮食不足，朝收市赋。”(《韩诗外传》卷六)

战国时期同春秋时期一样，诸侯争霸，各国工商税政策仍极不统一。工商税随各国财政开支的不断增加而日趋沉重。公元前359年，商鞅在秦国变法。他认为，农业生产粮食布帛，是富国强兵的主要经济部门，是国家的本业，而工商业不生产粟帛，而且影响农业生产，因而是末业。国家要富强，必须大力加强农业生产，而限制工商业活动，推行重本抑末政策。重征工商税，则是实现重本抑末的一项重要措施。他要求“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书·外内》)，“重关市之赋”(《商君书·垦令》)，商人通过关卡和入市交易，都要实行重征。山泽产品也不准商人自由开发，由国家统一控制和管理，向开发采集山泽产品的工商业者和百姓“收山泽之税”(《盐铁论·非鞅》)，数量是以前的20倍，可见其税额之高。商人的徭役也在加重。商人不仅其全家人口都要服役，他们雇佣的奴仆也必须依名册应役。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曾将商人和罪犯一样对待，送到边关屯戍，服兵役。后来又把父母或祖父母曾经是商人的也遣送戍边。这种歧视商人的赋役政策，是商鞅变法以来所实行的抑商政策的继承和发展。秦自商鞅变法以后，重征商税主要是贯彻寓禁于征的原则，目的是减少国家经商人数，以保证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要，这是封建国家重征商税的主要出发点。新生的封建统治阶级把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主要放在农业生产上。重征商税，抑制工商业的过分膨胀，就可以保证封建财政的基础——农业的充分发展。

西汉初年，对商人仍“重租税以困辱之”(《史记·平准书》)，实行重征商税以抑商的政策。例如，商人的算赋就比一般百姓增加一倍。普通百姓的算赋为120钱，商人则为240钱。西汉时城市商业活动仍在特定的商业区“市”内进行。凡长期固定地在市场内营业、利用官府在市场内设置的房舍、店铺和货场的商人，都要向官府登记，列入“市籍”，商人取得“市籍”所交的场屋税和按交易额与一定比率计算出来的交易税，统称“市税”或“市租”。汉代市税也很高，临淄居民10万户，每天市税收入高达千金。在当时经济尚不十分繁荣的情况下，这是很重的市税。汉初征商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抑商，通过重征商税以减少经商之利，防止百姓弃农经商，背本趋末。商税仍然不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山泽、关市之税不列入国家财政，而归少府(九卿之一)掌管，属于皇室收入和解决封君的奉养之需。

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开始，工商税在封建国家财政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重征商税，在抑商的意图之外，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开始成为封建政权的主要动机。汉惠帝、高后时期(公元前194—前180年)，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虽然在政治上对商人仍采取压制政策，但对商人经营活动的限制曾有所放松：“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准书》)“弛商贾之律”的内容主要是“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史记·货殖列传》)，即关卡允许商人自由通行；山泽资源，商人可自由采购，开发；煮盐、冶铁、铸钱，私人均可自由经营，国家不加限制。再加上当时国家统一，政治稳定，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商业都会大量涌现，家累千金、万金，富甲一乡、一县、一郡的富商大贾不可胜数，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史记·货殖列传》)的商业大发展景象。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等外族侵略势力大规模用兵，军费、赏赐等开支巨大，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而富商大贾聚集大量财富，却不肯响应国家要求自动捐资以助国家之急。因此，汉王朝决定对工商业者开征几项新税，以解决国家急需。一是颁布算缗令，征缗钱税。缗是穿钱的丝绳，1000钱为一缗，算缗就是征财产税。在算缗令颁布之前，汉朝廷对财产在三万钱以上者已经征收财产税，称“赀算”或“算赀”，一般人万钱一算(一算为120钱)，税率为1.2%。商人“赀算”较重，每千钱征20钱，税率为2%。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冬，御史大夫张汤等建议“算诸贾人、末作、贳〔shi世〕贷，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史记·平准书》)，即对商人、手工业作坊主、高利贷者及其他囤积居奇、谋取盈利者征缗钱税。让他们自己如实向政府申报钱财数额，经官府核验，按率纳税。对商人、高利贷者、囤积居奇者，每2000钱纳税一算，税率为6%。手工业作坊主和金属冶炼者，4000钱纳一算，税率为3%。凡隐匿财产不报，或报价与实数不符，一旦被人告发，要没收其全部财产，一半归公，一半赏告者，并罚被告者到边防服役一年，这就是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颁布的著名的“告缗令”。告缗令到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停止执行；实施期间，富商大贾几乎都遭告发，中产以上的商贾大部分破产，给了富商大贾以沉重的打击。国家因此得商贾“财物以亿计”(《汉书·食货志》)，从而保证了战时的财政需要。二是车船税。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已开始征商人车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根据张汤建议，又规定，商人轺〔yao摇〕车(一马驾的车)一乘征钱二算，一般百姓轺车征钱一算，官吏、三老、北边骑士的轺车免征。五丈以上的商船征一算。中国历史上对商船征税从此开端。同时开征马牛羊等牲畜税，以解决军需马匹的供应。此外，汉初曾一度废止的关税，汉武帝时期也开始征收，起初税额不多，主要供关卡吏卒衣食费用。以后则逐渐加重。

随着封建官僚贵族集团奢侈风气的滋长，供皇室及封君奉养之需的山林川泽之征也急剧增长，汉宣帝时，渔业税增加三倍。汉元帝时，“都内钱四十万万”，其中“少府钱十八万万”(《汉书·王嘉传》)，几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公元8年，王莽篡汉，进行改制，以打击商人兼并势力为号召，王莽对盐、铁、酒、山泽，全面实行国家专营制度。工商业者和一般百姓采取山林川泽财物，如猎取鸟兽，捕捞鱼鳖百虫及放牧牲畜，一律征税。妇女养蚕织布缝衣，工匠、医生、巫术、卜相及各种卖艺活动，小商小贩，旅馆饭店以及市场交易活动，都要向官府申报自己的营业额和利润收入，按所得利润的1/10，向国家纳税。汉武帝时期的算缗令征的是资产税，而王莽对广大工商业者征的则是所得税，这是王莽在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创造。王莽的税收政策触犯了广大商人阶级的利益，这是导致王莽改制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东汉工商税沿袭西汉制度，但山川园池税则划归国家财政收入，供军国之需。东汉末年关税税率已涨至1/1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