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原始儒家

原始儒家指的是由孔子开创的，孟子、荀子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们继承他的事业，传播他的思想。由于出身、生活条件以及性格、阅历的不同，他们对孔子的理解便各不相同了。因此儒家内部分裂为八个小的派别：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孟子的孟氏之儒，和荀子(荀卿，一曰孙卿)的孙氏之儒。

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名轲，战国时代邹国人。《史记·孟荀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孟子思想敏捷，能言善辩，也和孔子一样聚徒讲学，游说诸侯。不过孟子时代，士阶层进一步壮大，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虽然孟子所说的，诸侯仍然不听，但待遇比孔子大大不同。他乘车出去，后面总要有几十辆车跟随，而且有许多人服侍。

孟子积极保卫孔子的思想传统。当时杨朱的为我思想，墨子的兼爱思想盛行于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为我”是对国家政权组织和君主制的否定，“兼爱”是对家族组织和父权制的否定，两者都向儒家礼的观念提出严重挑战。孟子大声疾呼，对杨墨提出尖锐的指控：“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他常常与杨墨之徒展开辩论，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思想的特点是大大地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他是儒家仁义派的代表。在政治上，他把孔子“德政”发展为“仁政”。他认为，每个诸侯都应该从自己的仁心出发，对人民推行仁政。仁政的首要一条是“制民之产”，让老百姓有田产。孟子认为，民众有了稳定的家业，才会有稳定的思想，尊重现时的社会秩序；如果他们没有稳定的家业，当然不会有稳定的思想，就会干各种违法的事。行政长官作为民之父母，应该认识到，人都是要吃穿、养家糊口的，不能让他们辛苦一年，结果连家都不能养。照孟子的看法，在各种治民的方法中，最好的就是将土地分为公田与私田，公田归贵族，私田分给农民。让农民在公田上劳动，为贵族出劳役，他称之为“助”；公田上的农活结束，才可以在私田上劳动，私田上的收入属于农民自己。这就是井田制，标准的井田制是将一平方里900亩的土地划为九块，每块100亩，其中800亩分给八个农户，让他们各占有私田100亩，另外100亩是公田。在井田制的基础上，还要实行不违农时、封山育林等政策，从而取得用不完的财富，使人民“养生丧死无憾”。提倡经营蚕桑，养家畜家禽，使70岁的人可以穿绸吃肉；再将学校开办起来，灌输孝悌的道德观念；就可以做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这就是王道政治。这样的目标在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在当时却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孟子很有信心地说，能做到这点的人即可以“王天下”。

孟子主张有利于农民，但并不同意许行、陈相等人的农家观点。农家认为，统治者应该与农民一样参加劳动，政务利用早晚吃饭的时候来处理。这是一种绝对的平等观。孟子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社会必须有分工：百工从事制造陶器、缝衣制帽等工作，必须与务农分工，人不可能边务农边做百工；同样治国与务农也要有分工，人不可能边务农边治理国家。他说，治国的人是劳心者，务农的人是劳力者。劳心者是管理者，劳力者是被管理者，劳心者不能参加体力劳动，要由别人来养活，而劳力者则要参加体力劳动，去养活劳心者。不然这个社会便无法维持。分工是人类进步的标志，农家否定分工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孟子在这里只看到分工的合理性，却没有看到，它给了一部分人利用分工对于他人进行剥削和统治的机会。缺少必要的监督，管理者便会将职权变成特权，对社会造成危害。

孟子主张民贵、君轻，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稷存亡，君主废立全在民心的向背，天子之所以为天子，不是因为他有势力，而是因为他得到民众的拥护。所以君主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他的行动危害社稷，引起民众的不满之时，就应该更换。民贵当然不是说民比君更尊贵，而是封建社会思想家看到民众地位的重要性，对人民的作用最大限度的肯定。

他还认为君臣之间不应该仅仅是臣服从于君，而应该相互尊重。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宋明以后的儒者主张“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反映了专制主义不断强化之后，君权的恶性膨胀和臣地位的下降。但孟子时代儒家还是生气勃勃的，敢于向君主要求尊重，而且认为君如不尊重臣，臣有权不尊重他，直至把他看作仇敌。

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对于儒家来说，伐纣有一个以下犯上的问题。孔子心中这个疙瘩解不开，所以在听周武王的乐曲时说它“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但孟子比孔子开明得多，他认为处死纣这样的君是正义的，不算以下犯上，不能说弑君，因为他已够不上君，只是一个匹夫。“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在君主制时代，这是非常解放的思想，无怪乎暴君们不能容忍。大搞君主专制的明太祖朱元璋，在起义反对元朝统治时，从来没有对孟子“民贵君轻”，“诛一夫纣”等等提出异议。可是当上皇帝之后，感到这些言论对自己不利，态度大变，于是咒骂孟子说：“这老东西如活到今天，我饶不了他！”按他的本意，《孟子》是应该废止的，但是尊孟的传统已历数百年，废止是不合适的，他于是命人删去《孟子》中85章这类文字，占全书的1/3，搞成一个所谓《孟子节文》，颁行天下。许多年中，人们只能读《节文》而不能读《孟子》。直到永乐年间方才重新恢复《孟子》的地位。

孟子对儒家学说的另一贡献是他的性善论。儒家教人修养道德，为善不为恶，但是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呢？孔子对此没给正面答复，他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似乎没有真正解决性是什么的问题，所以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孟子大大前进一步，他把善和人性联系在一起，认为人性是善的，人性中本来存在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仁义礼智，这是人和禽兽的根本区别。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恻隐、羞恶、恭敬、是非是四种人所固有的道德情感，是不用学习和思虑便有的“良知良能”。所谓仁义礼智就是人的天赋道德情感，人的良心。能扩充四种感情，古人称为“四端”，就可以把仁义礼智做成极大的事业，可以侍奉父母，保全四海。如不扩充四种感情，甚至反而戕害它们，那么人就会丧失善性——人性，而成为禽兽。孟子夸大了人的道德良心，以为它是天赋的，其实它是一定社会组织中的人，由于学习、实践道德规范，在内心逐步培养起来的。当然，良心决不等于人所学习的道德规范相加之和，从学习实践道德规范到良心的产生有一个飞跃的过程，但源泉仍然是社会道德规范和人对它的学习、实践。不过，孟子由此提出的性善论，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整个封建时代的正统观点。

孔子认为，人的实际遭遇、物质生活由命决定，而人的道德生活则由人自己决定。孟子同意这个观点，并从性命关系上做了新的解释。他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孟子·尽心下》)声色臭味安佚等感官需要是性之所欲，但能否满足，满足到什么程度是命决定的，所以君子不把它们看作性，不以为是必须实现的人性的要求，命运怎样就怎样，不争不怨。他又说：“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仁义礼智天道等等客观上能实现多少受命运的限制，但积极追求、努力实践它们则是人性的精神需要和内在使命，由自己决定，所以君子不把它们看作命，不认为在这些方面可以无所作为，随波逐流。

总之，孟子立足于人心，讲仁义道德，王道仁政。在他看来，国君扩充仁义之心便能实施仁义之政和王道，这样的国君为天下人心之所向，众人都以成为他的臣民为幸，他不靠耕战，只靠仁义即可王天下。不错，人心向背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必须转化为物质力量，才能实际起作用。在战争连年不断，军力和财力决定生死存亡的时代，孟子拿这种学说去游说诸侯，理所当然地被看作“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荀列传》)，得不到诸侯的信用。所以孟子最后只好结束政治生涯，走着和孔子相同的道路，与弟子一起著书立说。

荀子(约公元前325—前238年)名况，字卿，亦称孙卿，战国末叶赵国人。曾长期在齐国稷下学宫从事研究和讲学，很受齐王重视。后因有人诬陷，出走到楚国，做过兰陵(在今山东峄县东)令，罢官之后著书数万言，阐发自己的儒学观点，这就是《荀子》。荀子的看法与孟子不同，所强调的是礼乐。他把儒家、齐国稷下学派、前期法家的理论综合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形成集先秦诸子之大成的荀学。

他特别重视礼的作用，认为：“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荀子·议兵》)礼是治理的准则，强盛的根本，有它才有威严，有它才能建立功名。没有它即使有坚甲利兵也不能取胜，有高城深池也不能稳固，有严令繁刑也不能树立威信。诸侯行礼义可以得天下，不行礼义则亡国丧邦。不过，荀子的礼和孔子的礼已经有了很大差异。孔子心目中的礼是周公制订的周礼(当然包括孔子对它的损益、改进)，而荀子的礼已经是战国时代的产物，是后王的创造，它包括法的大原则和道德的内容：“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

礼为什么能有如此巨大的作用呢？荀子用他的社会学思想解释说，人有许多地方不如禽兽，但人能支配利用它们，最根本的原因在人能合群。“人何以能群。曰分〔fen奋〕。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所谓分指的是名分，即人的社会地位。他认为要使群能存在，人的地位权势就不能一样，一样就没有统治、管理，也就不能统一，群就要瓦解。圣王有见于此，所以制定礼义，把人分为贫富贵贱，于是有了分，也就保住了群。由于当时人们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所以荀子错误地以为凡有组织、领导、管理的地方，必然有人的身份等级的差别。这当然是不对的，不过由这里也可看出荀孟之间的差异，孟子以为伦理道德等等的根源全在人心，荀子则认为其根源在人类社会，在社会组织的需要。荀说要比孟说更接近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