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清代雕版印刷的衰落

清朝是满洲贵族建立的王朝。公元1616年，东北建州女真的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建立了政权，国号金，历史上称为后金。1636年，皇太极称皇帝，改金为清。1644年明亡，清军入关，顺治皇帝定都北京。

清朝前期国家实现了统一，社会相对安定，政治比较清明，出现了所谓国富民丰的“康乾盛世”，这为印刷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一面大兴文字狱，严酷压制知识分子的反清思想；一面又崇尚文治，提倡学术研究，利用印刷为其政治服务，所以雕版印刷事业得以继续发展。到了清朝后期，外国入侵，社会动乱，经济凋敝，国力孱弱，文化活动呈现衰退，加以西洋印刷术的传入，因而传统的雕版印刷也逐渐衰落，最后被西方传来的新的印刷技术所代替。

清代雕版印刷，在官刻、家刻、坊刻方面都有所成就。

清代官刻本中，首推武英殿本。清初，宫廷刻书属内务府，所刻书籍称“内府本”。1680年，康熙帝在今故宫西华门内武英殿设修书处，把校定官员和刻写工匠集中在一起，由翰林院词臣(掌管朝廷制诰诏令撰述的官员，如学士、翰林之类)总领其事，从此内府书籍、清代官本都由武英殿承刻，内府本也就改称“武英殿本”了，简称“殿本”。殿本以校勘精当、纸墨上乘、字体圆润、版式疏朗、装订端庄而著称。如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诏刻的“十三经”、“二十一史”，都是特选派词臣缮写校对的，因而使殿本之名大振。大体上凡在乾隆十三年(公元1747年)以前所刻的殿本书，多认为不亚于宋元版书。近代版本学家叶德辉在其所著的藏书技术专著《藏书十约》一书中说：“武英殿刻本，当时馆臣校勘，多据宋刻善本，又处分颇严，故讹误遂少。”在殿本中有些书因为是皇帝自己的著作，或是经过皇帝审阅、批准、修改的，所以在印刷时都冠上“御制”、“御批”、“御定”、“钦定”等字样，像1711年刻印的康熙皇帝的著作，就称《圣祖御制文集》(图13)；1716年刻印的著名字典就名为《钦定康熙字典》(图14)；1739年乾隆皇帝诏刻的历代正史，就定名为《钦定二十四史》。武英殿刻本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最盛：康熙帝时刻书63种；雍正帝时刻书71种；乾隆时期(公元1736—1795年)刻书最多。乾隆帝当政60年，以右文为治，所刻经史子集达100多种。道光以后，殿本的数量就大大减少了。

这里需要记载一下近年来汉文《乾隆版大藏经》重新出版的事。该藏经又名《龙藏》或《清藏》。在雍正皇帝十一年(公元1733年)时，为了使《大藏经》“不至简错字讹，疑人耳目”，在北京贤良寺设立了藏经馆，由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及贤良寺主持超圣等人负责，集合佛教大师，晓夜校阅经文，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开始雕刻，到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就完成了，这部佛藏雕印之快，是前所未有的。短短四年的时间，共雕刻两面版经版79000多块，总重量达400吨，是我国现存的最大版刻典籍。这部佛经共7000多卷，724函，总字数达6700万字，收录佛经1669部，按经、律、论、杂分类，以《千字文》为序编目。其中一些经、律、论的原文在印度早已失传。当时共印了100部，分赐给京内外各寺院珍藏，据记载后来又印过22部，但是保存至今的已不到30部了，而且每部都残缺不全。

图13 清代武英殿刻本康熙皇帝的著作《御制文集》，公元1711年武英殿刻印

图14 清代武英殿刻本《康熙字典》

我国自宋元以来，刻过10多部汉文《大藏经》经版，至今都已片版不存，只有这部经版保存了下来(目前世界上还有两部《大藏经》经版，一部存在韩国海印寺，即八万《大藏经》经版；一部存日本京都万福寺，即“黄檗版”《大藏经》经版)。它原来存在故宫武英殿，后因印刷不便，移存于柏林寺，至今仍在该寺，由北京图书馆负责保管。但是这部经版在经过250个春秋的风风雨雨和人世沧桑的变迁之后，已有不少经版丢失、腐朽或遭鼠咬虫蛀，再加上乾隆皇帝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三次下令撤毁经版，追缴经书，使这部经版也已不全了。近年来我国文物出版社，为了抢救国宝，保存佛教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承担起盛世修典、重新出版《乾隆版大藏经》的重任。为了凑齐这套完整的经书，他们派专人遍访全国几十个省市的寺庙和文物机构，查对底本，搜辑佚书。在北京白塔寺找到了几本残损的经书；在潮州偏远的一座寺庙里，又意外地发现了乾隆皇帝下令毁掉的经书，并把这些书复印下来带回北京。这样，从1987年到1990年，经过三年的校勘编纂，终于使这部卷帙浩繁、濒于失传的《乾隆版大藏经》以完整的面貌重见了天日。

《乾隆版大藏经》不仅是研究佛学的重要典籍，也是研究古代东方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的珍贵文献，它在今天重新出版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评论该书的出版时说：“大藏经是人类文化史上极为罕见的巍峨丰碑，它凝聚了中国世代人的聪明和辛勤劳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坚韧精神和伟大气魄，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无价的精神宝藏。”

1991年，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泰国时，曾将这部《大藏经》作为国礼送给泰国国王，泰国上下对该书极为尊崇，奉为圣物。可见该书一出版又充当了友好使者，为沟通中泰两国文化交流，增进中泰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清代官刻本除殿本外，就是地方官署刻本了。地方官署有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主持的设于扬州天宁寺的扬州诗局(官书局)，该诗局是曹寅在江宁织造兼巡视两淮盐漕监察御史任上，奉旨以经营盐务余款创办的，它是以编校、刊刻内府书籍为主的出版机构。由于经费充足，经管人员认真督科，所刻书籍，无论缮写、刊刻、印刷、纸张、校勘、装订都精益求精，堪为清代刻书的楷模。如所刻《宋金元明四朝诗》、《历代赋汇》、《历代诗余》、《佩文斋书画谱》等10种书，将近3000卷，皆工楷写刻，秀丽悦目。校对也很精审，装订端庄大雅，其尽善尽美，不亚于武英殿本。尤其是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刊行的《全唐诗》，是用开化纸(因产于浙江开化，故名)精印的，刻印最佳，而且字体秀润，墨色均匀，纸张洁白，又以鹅黄色硬纸装潢封面，淡黄色绢布装饰书签，非常漂亮，被称为清代版刻的代表。为此康熙皇帝特在一份奏折上朱批：“刻的书甚好！”

鸦片战争以后，南方战火连年，为了补充动乱中损失的书籍，各省设立了官书局，所刻书籍称“局刻本”。官书局创始于同治(公元1862—1874年)初年，由当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创设于南京，名为金陵书局(后改名江南官书局)。刻本中最著名的是由五局(金陵、淮南、浙江、江苏、湖北)合刻的“二十四史”，金陵书局分刻了《隋书》以上的“十四史”，都是以毛晋的汲古阁本为底本。其他还有“四书”、“五经”、《文选》、《史记集解索隐正义》等。因为都是由有名的学者担任校勘，所刻之书以校勘精当著称，以致引起当时的朝中大官纷纷索取。在金陵书局创始之后，各省纷纷仿效，设局刻书。如湖南长沙的思贤书局刻了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的遗书《王船山遗书》，近代文献学家王先谦(公元1842—1917年)著的《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清末著名学者孙诒让(公元1848—1908年)著的《墨子》的注释本《墨子间诂》和《周礼正义》①等，所刻之书，校勘认真，字体雅正，又很适用，甚为畅销。再如四川成都的存古书局，由成都尊经书院主持，所刻史书及《说文解字注》等，版式宽大，字体方整，行格疏朗，读之醒目，很受读者欢迎。但是，各地官书局刻书数量大、质量高的还数浙江书局：首先它重视选用善本作底本，如刻印的周、秦、两汉各家主要著作选辑《二十二子》，就是子书丛书中最完美的本子；其次它延聘名家校勘，如“九通”②和类书《玉海》，错讹很少，超过殿本；再有它还想法缩小版式，增加行字，降低成本，使一般读者有能力购买，所以在“局刻本”中享有盛名。“局刻本”多是“御纂”、“钦定”的经史诗文，但也印普通读物，并且定价低廉。它刻印数量大，流通范围广，对文化的普及起了很好的作用。

此外，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曾设立镌刻衙、刷书局，刻印了太平天国首领的许多诏书、文告、文献和儿童读物，如《太平诏书》、《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诛妖檄文》、《三字经》、《幼学诗》、《天历》等，这些书对于揭露清政府的罪恶、鼓舞太平军士气、推动革命斗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回族英烈杜文秀，领导云南回民起义，在大理建立反清政权“平南国”，他为了普及伊斯兰教经典，曾以“总统兵马大元帅”的名义，下令刻印《古兰经》，在那血雨腥风、干戈不息的严峻岁月里，他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终于在公元1862年颁刊了“大元帅杜新镌”的《宝命真经》30卷，书名用汉文，经文用阿拉伯文，这是中国最早的阿拉伯文《古兰经》刻本，它的首次出版，对当时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和学习《古兰经》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促使广大穆斯林群众更加拥护和支持大理政权。但是四年之后，清军占领了大理，焚毁了《宝命真经》的印刷场所和所有版片，从此民间流传下来的原版刻本，多是断笺残篇，完整无缺者极少见。后来伊斯兰教的著名学者、经师马联元，大约在1895年又第二次刻印了阿拉伯文《古兰经》，由著名的阿拉伯文书法家田家培哈吉书写，聘请四川刻工高手20多人刻成。该书书法遒劲，宛如一气呵成，版面醒目美观，装帧古朴典雅，开卷爽心悦目，深受国内外穆斯林的喜爱。初版问世后，曾经风行国内外，南京、北京、广州、上海、大西北以及泰国、缅甸等地的穆斯林都踊跃订购，一时发行近1000部。至今全部经版尚保存在昆明市南城清真寺，近年经清理统计，全部雕版共1946片，总计3576面，30卷经版完整无缺。这是中国穆斯林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稀有的回族历史文物，即使伊斯兰教国家也不曾拥有，堪称“海内孤版”。

除官刻外，清代私家刻书的，有达官显宦，为了博得“好学”的雅名，用公款或私款刻书；有著名的文人，为了传播学术成果，刻印前人的诗文和自己的著述；有著名的藏书家和校勘学家，或复刻善本，或辑佚、校勘丛书、逸书。其中著名的有：乾隆时安徽歙县鲍廷博辑刻的《知不足斋丛书》30集，辑录了汉至清朝的经史考订、算术、金石、地理、诗文集、书目等著作207种。鲍家富有藏书，而且多世所罕见的珍本名抄，他取“学然后知不足”之意，名其室“知不足斋”。鲍廷博本人曾经因向朝廷献书而获得举人的功名。他还让他的儿子向乾隆皇帝献书600多种，成为当时藏书家献书之冠。他学识广博，尤精于校勘。他汇刻的丛书，使一些久经湮没的书得以再传于世。这时，还有江苏吴县黄丕烈辑刻的《士礼居丛书》，选采古书19种，这是一部以版本校对为特色的丛书，也是清代精校精刻的著名丛书之一，甚为藏书家所重视。黄丕烈也是著名的藏书家，他有一藏书室，藏有宋本100多部，故起名“百宋一廛[chan蝉]”。他刻印的书，以仿刻善本著称。如仿宋刻本国别体史书《国语》，记载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历史；所刻《战国策》，是记载战国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汇编，这些书都是由“清代校勘学第一人”顾广圻(字千里)校定的，其精妙超过宋本。再有咸丰时广东南海伍崇曜辑刻的《粤雅堂丛书》30集，辑录古书190种，每种都附有跋文，叙述作者的生平和本书的源流。他还刻了《岭南遗书》61种，所收载的都是汉代至清代广东学者的著述，特别是以明清著述最多。伍崇曜其人是贩卖鸦片起家的，他因为办理畿辅赈捐的事，获得了举人的资格，后又捐款买了个布政使的职衔，为攀附风雅，扬名后世，又不惜重资搜求秘籍，延聘学者校勘，从而出版了这些综合性大丛书。然而私人刻书最多、时间延续最久的是金山(今上海金山县)钱家，从乾隆到道光年间，刻书从未间断，刻印了许多史书、医书和丛书，特别是钱熙祚辑刻的《守山阁丛书》、《指海》、《珠丛别录》等丛书230种，辑录了古代佚而仅存或流传极少的著述，其精择审校在诸家丛书之上。这些丛书保留了大量的古代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