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清代的活字印刷

清代的活字印刷，除沿用泥、木、锡、铜、铅等活字外，还发明了磁活字。

清代发明的磁活字，就是有名的“泰山磁版”，又称“真合斋磁版”。它的发明人是曾经做过知县的山东泰安人徐志定，公元1718年他在泥活字上加上一层磁釉，烧制成了磁活字。1719年印成了当时山东经学家张尔岐著的《周易说略》(图19)和作者阅读儒家经典的心得《蒿庵闲话》。由于受到封建社会的束缚，那时没能大量印刷，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存，印本早已散失。1961年济南旧书店购到了《蒿庵闲话》。说来十分凑巧，《蒿庵闲话》分一二两卷，分装订成两册，第一册原是1932年山东王献唐(近代考古学家、版本目录学家)收藏的，因为缺第二册，就亲自请当时喜爱收藏地方文献的路大荒协助访求，事隔一月，就在山东章丘找到了，两册在纸色、装订等方面完全一样，这样，一部散失已久的书居然又很快复合了，这堪称是藏书史上的一段佳话。真是巧得很，在《蒿庵闲话》发现的同年，在北京也发现了《周易说略》，这两部珍贵善本几乎同时回到了国家图书馆。二书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印刷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从此，我国有了磁活字印本书籍。磁活字的优点是质地坚硬，不受寒暑湿燥的影响，在活字印刷技术上是一大进步。

图19 清代磁活字印本《周易说略》印于公元1719年

清代采用泥活字印刷的有两人。

一是苏州人李瑶，他于公元1830年在杭州印了经他补辑的《南疆绎史勘本》，这是一部南明(公元1645—1664年)纪传体史书，书中保存了较多的抗清史料。在该书的封面内有“仿宋胶泥版印法”的篆文。两年后，他又印了自己的《校补金石例四种》，他在自序中说是用自制的“仿宋胶泥版”印刷的，这都说明是仿照毕昇泥活字的方法印成的。二书北京图书馆均有藏本，看去纸白墨莹，布字排版都很精新，堪称是李瑶泥活字印刷的姊妹书。这两部书的印刷技术，不但是宋代泥活字技术的实践和继承，也为后世留下了实物，因而显得尤为珍贵。

另一位是安徽泾县西南80里水东村的翟金生。他于公元1844年印成了他的诗集《泥版试印初编》。

翟金生出身于“书香世家”，但他不是举人进士，也不是达官闻人，而是一个屡试不第的穷秀才。他靠教书为生，能诗善画，书法也不错，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的家境虽不富裕，但却十分热心印刷事业。他为了解决一般穷苦读书人借书的困难和想雕刻善本而又没有力量的苦恼，于是就仿照毕昇遗法制造泥活字。他和他的全家人用了30年的时间，几乎竭尽了全家资财，耗尽了毕生精力，才制成了10万多个仿宋体泥活字，分大、中、小、次小、最小五号字体，自称是“泥聚珍版”，含有聚集珍宝的意思。在他古稀之年时，他和他的儿子、孙子、侄子、内侄、女婿、外孙、学生等人，一齐动手，通力合作，终于试印成功了他的诗集，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书中有他著的“拙著编成赋五言绝句”五首，虽然说不上有什么动人的生花之笔，但却道述了自己30年来刻字、排字、写作、编辑、印刷的艰辛历程，现抄录如下：

自刊

一生筹活字，半世作雕虫。

珠玉千箱积，经营卅载功。

自检

不待文成就，先将字备齐。

正如兵养足，用武一时提。

自著

旧吟多散佚，新作少推敲。

为试澄泥版，重寻故纸堆。

自编

明知终复瓮，此日且编成。

自笑无他技，区区过一生。

自印

雁阵行行列，蝉联字字安。

新编聊小试，一任大家看。

在这之后，他又印了他的朋友黄爵滋的诗集《仙屏书屋诗录初集》400部。在他82岁时，又叫他的孙子印了《水东翟氏宗谱》。这些印本和翟金生的泥活字，近年都不断有所发现。印本字画清晰方正，印工精致，行列整齐，比之木活字印本毫不逊色，如果不是他自己说明，很难想象是用泥活字印的，它有力地证明了《梦溪笔谈》里关于泥活字记载的真实性。过去有些中外学者认为泥活字一碰就碎，不能印书，这一错误说法随着泥活字印本书的发现，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翟金生的泥活字是怎么制造出来的？近来有了新的说法。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水东地区搜集到若干个胎大于字的泥活字阴刻正字，并且是常用的“也”、“矣”、“其”、“以”等字。泥活字阳刻反字，才能印出墨色正字来，那么这种阴刻正字又是干什么用的呢？经研究认为这是制造阳纹反刻字的母范。原来泥活字的制造方法，或者说常用字的制造方法，并不是直接在泥块上镌刻阳纹反字，而是先制出阴纹正刻字的母范，再用火烧一下使之坚硬，而后将稀稠干湿适度的胶泥填入母范，等字干后，取出来就成了阳纹反字，再稍加修饰，一个字就制成了。这个原理与现在用字模铸铅活字就很近似了。假如翟金生的泥活字真的是这样制成的，那么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到了清代才真正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翟金生这位中国印刷史上唯一的一位兼作家和印工的教书先生，为了“表彰绝业，补缀残编，莫令古书漫漶”，不顾“家徒壁立室悬罄”的困难，以“采花酿蜜，集腋成裘”的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埋首制活字，他这种孜孜不倦的创造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及献身于印刷事业的崇高理想，是很值得我们敬佩的。黄爵滋在他著的《仙屏书屋文录》中称颂他“君不远千里以求其材，不惜时日以尽其业，扩宋代宝藏之秘，踵我朝聚珍之传，此其有裨载籍，将为不朽功臣”。这段话肯定了翟金生在印刷上的功绩，表现了黄爵滋对这位老朋友的崇敬。

此外，江苏的常州、无锡，江西的宜黄也都用泥活字印过书。常州的泥活字印刷，在排版时，是先在字盘内填上一层泥，再把泥活字排上去，等泥把泥活字紧紧固定住了，就可以印刷了，据说印出来的书，质量很好，以致全国各地都来常州印书。

纵观泥活字自北宋毕昇于公元11世纪40年代发明之后，到19世纪40年代翟金生用泥活字印书，断断续续延续了800年之久，在我国印刷史上是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的。

清代的木活字印刷比明代更加盛行，不论官府、私家、坊间都很兴旺。

首先，在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内务府就已经采用木活字排印硃批谕旨了，其中文用墨印，批用硃印，真是纸质莹洁，朱墨灿然，看上去赏心悦目。到了乾隆时期，清政府就大规模地使用木活字印书了。原来乾隆皇帝在修大部丛书《四库全书》时，就下令刻印从明朝《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大批失传古书，当时在《四库全书》馆任副总裁的原籍朝鲜的金简，考虑到印如此大量的书籍，如果用雕版刻印，耗费的人力、财力、时间必然很大，因此建议改用木活字印刷。他在1773年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说，刻一部司马迁的《史记》，其工料费大约要用1400多两银子；如果用木活字印刷，连工带料，也不过1400多两银子，而且有了这部木活字，什么书都可以印，既省钱又便当。乾隆皇帝看后，立即批了“甚好，照此办理”。这样，就开始在皇宫内的武英殿刻制枣木活字，于第二年就完成了，共刻了253500万个活字。先后印书134种，共2300多卷，这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乾隆皇帝认为活字版的名称不文雅，就把它改称“聚珍版”，因此这些活字印本书，就叫做《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后来，金简总结了这次印书的经验，写成了《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这本篇幅不长但图文并茂的书，堪称印刷技术的专著。全书共7000多字，分16目，从制造木子、刻字到排版、校对、印刷等一套操作技术，都有详细具体的记载，并一一绘图说明。从这里我们知道《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刻印，分工明确，程序严密，印刷工艺十分精到周全，比王祯的《木活字印书法》有了改进和发展。例如：首先在制造木活字时，王祯的方法是先在一块整板上刻字，刻满了一板后再把字逐个锯开；而金简的方法是先制成规格大小划一的单个木子，而后把每10个木子，放在一个有槽的木床上，上下用活闩塞紧，像雕刻整版一样刻字。其次，在版面的行线上，王祯的方法是先排好字，再用薄竹片把一行行字隔开来作行线；而金简的方法是先用梨木版刻好18行格子，中间留有版心(古籍书页中缝空白处，亦称“书口”或“版口”)，叫做“套版”，先用套版印好行线，再用有行线的空白页去印文字，使整行文字整齐地印在行线中间，印出的文字、行线笔直而清晰。第三，在排字时，王祯用的是可以转动的排字盘，取字时转动排字盘，以字就人；金简用的是“字柜”，字柜共有12个，按照子、丑、寅、卯等12地支名排列，把全部活字分别装在12个大字柜里，每柜有200个抽屉，每个抽屉分大小八格，每格存放大小木活字各四个，每个抽屉上都标明某部、某字及画数，取字时按字的偏旁、画数就知道在何柜何屉，如果方法熟悉了则举手可取。拣字由专人负责，排字工人只要喊出他要什么字，拣字的人就可拣出给他。这个方法是以人就字，据说“检查便宜，安摆迅速”。这些改进，都说明我国的活字印刷术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到了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0年)，又用这套木活字印过八种书，但是这八种书的各种行款都与《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不同，因而被称做聚珍版单行本。这样，由金简主持制造的这副木活字，总共印了142种书，这是一次规模最大的木活字印书，而且流传至今的仍为数不少。从此以后，这副珍贵的木活字长期贮藏在武英殿内，没有能够充分利用，最后竟被值班的卫兵们用来烤火烧掉了，真是可惜得很。

由于清政府的带头和《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的问世，各地衙门、书院和官家书局纷纷仿效，使木活字印书几乎遍及内地各省。此外，私家用木活字印书的也很多，闻名于世的《红楼梦》一书的第一次出版，就是在公元1791年由高鹗的朋友程伟元以翠文书屋的名义用木活字印刷的，即世称的“程甲本”。该书出版后，因为需要量大，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于是第二年又再次修订出版，即世称“程乙本”，从此《红楼梦》从抄本转为印本流行于世。有名的南宋李焘编的史学巨著、北宋编年体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是藏书家张金吾于1819年印行的，字体相当整齐。大部丛书《学海类编》431种，810卷，是安徽六安县晁家于1831年排印的，该书所辑古籍，多为罕见的书，学术价值较高。太平天国运动后，广东有个县官，刻了木活字36万个，刻工也很精美，其数量超过武英殿木活字约1/3，可以说开创了我国木活字数量上的新记录，可惜他印的书和他的姓名，都未流传下来。

还有一些营业性书坊，也采用木活字印书，像清朝末年北京的聚珍堂，就排印了大量的通俗小说和鼓词。南方的苏州书坊还翻印了日本人林衡编的《佚存丛书》，该书汇辑了中国久已失传而现存于日本的中国古籍17种111卷，弃取都很精审，编者取欧阳修的《日本刀歌》“徐福行时书未焚，佚书百篇今尚存”之意，故名《佚存丛书》，这是一部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十分有价值的书。在上海有的人还同时开办书局，一面用木活字印书，一面卖书。总之，南方许多省份和北方的河北、河南、山东以及西北陕甘地区都有木活字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