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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印刷术传入亚洲各国

日本采用活字印刷术,开始于16世纪90年代初。先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范利安,从印度果阿带到日本一部西洋活字印刷机,并印了一些罗马拼音的日本书籍和西文书籍,目前尚存的还有约30种,包括传教的小册子、字典、语言学习材料和文学作品等。但是由于日本严禁异教,使这位传教士带来的西洋活字几乎没有对日本文化产生什么影响。紧接着,1592年日本发动了侵朝战争,把朝鲜的一批铜、木活字劫往日本,第二年,日本就制成了木活字。现存最有名的木活字本是1596年出版的《标题徐状元补注蒙求》,1597年出版了《劝学文》一书,书中明确记载“此法出朝鲜,甚无不便”。从此,活字印刷术在日本政府、私人、寺院中逐渐推广开来。到了1637—1648年间,日本就用木活字排印了全部《大藏经》6326卷。在此之前,中国和朝鲜还没有用活字印过《大藏经》,这次是用活字印刷的第一部《大藏经》,因为这部藏经是由宽永寺僧人天海发起印刷的,所以被称为“宽永寺版”或“天海版”。这部活字版《大藏经》比上述的“黄檗版”《大藏经》还早了30多年。此外,还根据中国和朝鲜的底本排印了中国的史学、文学以及诸子百家、各种医书、小说等。同时还出版了日文文学名著《伊势物语》,该书使用连笔字体,并附有精美插图,是1606年以色纸印刷出版的。日本用铜活字印的书籍不多,有1616年印的唐代魏征等人著的可供统治者借鉴的政术汇编《群书治要》和1621年印的《皇宋类苑》,这些书在中国早已失传,而日本却有印本。日本出版的书也有不少流传到中国,使中国久已不传的书得以保存下来。由此可见,中国印刷术传入日本,不仅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也增进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

中国印刷术也传入了越南。

越南和我国毗邻,两国在文化上早有交流。大约在3世纪时,我国的造纸术就可能传入了越南北方,那时越南就曾向中国进贡过自产的纸。我国唐朝时期,好些中国文学家到过越南;越南人姜公辅在唐朝中了进士,并担任要职。11世纪时,中国的书籍传入了越南,当时的北宋政府曾应越南的请求,先后赠送给他们三部《大藏经》和一部《道藏经》,越南的使节也常在北宋的京城汴京购买书籍,或者用土产、香料换回书籍。大量中国书籍流传到越南,对越南自己刻版印刷无疑是起了启迪作用。

到了13世纪50年代,越南政府用木版印成了“户口帖子”,这是见于越南史书记载的最早的印刷品。但是越南政府正式出版书籍,则是1435年的事(一说1427年),当年第一次刻印了儒家经典《四书大全》,此后1467年,又刻成了“五经”印版。由于官刻书籍愈来愈多,以致政府不得不在文庙(孔子庙)专门造库储存。越南官刻书也仿照我国有国子监本、集贤院本、内阁本等。与此同时,民间坊刻也多起来了,他们也仿照中国书坊的名称,起名为文会堂、锦文堂、广盛堂、聚文堂、乐善堂等,河内就是书坊的集中地。他们用汉文和越南文刻印了佛经、经、史、诗文集、儿童读本、家谱、传记、小说等,《三国演义》尤其盛行。

越南古代没有文字,中国的汉字、汉语传入越南后,越南利用汉字为素材,创造了越南文字“喃字”,这种文字在李朝(公元1010—1225年)已经出现,13世纪已普遍通行了。因此早期的越南印本,不仅有汉文版,也有喃字版和汉字、喃字对照版,其中汉文版书籍最多。

到了18世纪初,越南也有了木活字印本,现知较早的印本,是1712年出版的《传奇漫录》。后来越南政府又从中国买去了一副木活字,印刷了“钦定”、“御制”一类政典、诗文集等。可见越南的活字印刷术也是由中国传去的。

越南也有铅活字印本。19世纪80年代,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帝国主义为了强化殖民统治,割断越南历史,断绝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就大力提倡“国语”,即现在的拉丁化越南文,并用所谓国语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小说,如《封神演义》、《水浒》、《三国演义》、《隋唐传》等好几百种,这些书多是在西贡铅印出版的。

越南的版画也受中国影响很深。他们彩印的年画,从题材到印刷方法都和中国的年画相似,有的可以说是中国年画的翻版。如《老鼠娶亲图》,画面刻画出由一群老鼠扮演了送礼的、抬轿的、吹号的和骑马的新郎官,场面热闹,妙趣无穷,滑稽可笑。还有一幅彩印年画《关公骑马图》,上面画着关羽骑在马上,一手握着马缰绳,一手提青龙偃月刀,目视前方,按辔徐行,简直和中国年画一样。由此可见越南印刷受中国影响之深。

大约在16世纪,中国印刷术也先后传入到琉球国(今日本冲绳县)和菲律宾。

琉球在明清时期,和中国交往密切。公元14世纪末,琉球国王曾派遣留学生到明朝都城南京去学习;明太祖也下令把36家船民和工匠移居琉球。中国不少书籍就是通过留学生和往来的商人带到琉球的。大约与此同时,琉球也有了纸张,并会使用中国文字。到了16世纪初期,琉球国王就刻印了中国的“四书”、“五经”、《小学》和文学等书籍,有些印本上还刻印了孔孟像,加刻了圈点,加注了日文假名的读音。还出版了本国学者的一些著作。清朝派往琉球的使节,还带去了中国的雕版工匠,可见琉球的印刷术也是由中国传去的。

我国福建、广东一带人民,唐宋以来就到南洋(即东南亚一带)一带谋生,到了明代去的人就更多了。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其中包括印刷术和大量书籍。到菲律宾的中国印刷工人,甚至直接开创了那里的印刷事业。据文献记载,1593年,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总督分别利用汉文和菲律宾土语太格罗文刊印了基督教典籍的译本,汉文版书名译作《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现仅存一本,保存在西班牙马德里国立图书馆中。两种木版印本都是出于当地中国印工之手,1604年出版的两部金属活字印本,也是由华裔印工印成的,此人改名胡安·德·贝拉。他在刻制字模和打纸型方面的技艺是很高的,被认为是活字版印刷的半个发明者。他的兄弟也从事印刷书籍。中国印工垄断了当地印刷达15年之久,此后才有菲律宾当地人从事印刷工作,可见菲律宾的印刷事业也是由中国工人开创的。

此外,中国印刷术也传入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南洋其他地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印刷术,大都由移居在那里的华侨创始的。由此可见,华侨不仅积极参加了居住国的经济建设,也为南洋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至于地处西亚的伊朗,接受中国印刷术要比南洋各国早一些,传入的渠道是经过我国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公元9世纪,我国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hu胡]人居住在这一地区,这里是东西方交通的枢纽,是印刷术西传道路上首先必经的孔道。20世纪初,由德国、日本和中国组成的考察队,在吐鲁番的古代寺院遗址中,发现了17种文字所写的文件,还有六种文字的雕版印刷品,其中以汉文、维吾尔文、梵文为最多。1907年,还在敦煌发现了大约在1300年回鹘人创制的维吾尔文的木活字。经过对这些印刷遗物的分析表明,在十三四世纪的时候,吐鲁番曾是各种文化的荟萃之地,这一地区的印刷业曾经相当发达。由于书籍的流传,我国的印刷术也就传入了伊朗。伊朗在我国史书上称安息或波斯。据记载1294年统治波斯的蒙古伊儿汗国⑤,在都城大不里士发行了一种纸币,上面印有汉文和阿拉伯文,并且借用了中国的“钞”字来表示钱,随后还把这个词纳入波斯语汇,这显然是宗法中国的印刷术,因此,可以说这是波斯第一次用中国雕版印刷术仿照元朝的宝钞印制的。虽然波斯的这次币制改革,由于人民的抵制不久以失败告终,但当时却轰动了国际社会,扩大了中国印刷术的影响。1310年,波斯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拉施德丁(Ra-shidal-Din)在其名著《世界史》一书中,把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包括誊写、校对、镌刻、印刷和发行都一一详细地记载下来。几年后,拉施德丁关于中国印刷术的记载,又被一位阿拉伯学者全文引入自己的著作中。这些都证明了中国印刷术不仅传入了伊朗,而且也影响了阿拉伯国家。同时波斯的纸币和拉施德丁的著作,都曾流传到欧洲,这对欧洲人认识印刷术的意义、方法和作用是有帮助的。

波斯也是东西方交通的枢纽,大不里士又是一座国际性都市,那里聚集着中国人、蒙古人、欧洲人和中亚、西亚许多国家的人,中国的印刷术很可能通过波斯传入了欧洲和非洲。

注释:

①《乡药集成方》:公元1443年,卢重礼等编纂,共85卷。该书把中国唐、宋、元以及明初的医书和朝鲜的医书合编而成,收药方10000多个,并叙述了用朝鲜药材治疗各种疾病,是享有很高评价的医书。

②《医方类聚》:李朝世宗(公元1418—1450年)时,金循义等著,共365卷。该书分类整理了中国和朝鲜的古代医学成就,分为95个部门,各按系统汇编,引用医书150种,其中40多种原本已经失传,医学资料十分难得,被称为“医书之首”,是古代朝鲜医学巨大成就之一。

③《东医宝鉴》:许浚著,公元1613年成书。分为内景、外形、杂病、汤液、针灸等编。明清时,受到中国和日本医学界的重视,曾在中国刊印流传。

④卫夫人:姓卫名铄,汝阴(今安徽合肥市)太守李矩妻,人称卫夫人。工书法,王羲之年少时,曾以她为师,学书法。

⑤伊儿汗国: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于公元1258年建立,建都大不里士,疆域以波斯和小亚细亚为中心,东自阿姆河,西濒地中海,南达印度洋,北到高加索,位于欧洲和中亚之间,在沟通东西方文化上起着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