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儒家思想对刑律的渗透，孝道进一步成为当时家庭关系的准则。魏律曾规定禁止子孙分家异财，以使后辈在家中尽孝道。晋律强调叙尊卑，明仁义，规定“卑与尊斗皆为贼。”(《晋书·刑法志》)

行孝可以升官封侯，反过来，倘若担了“不孝”的恶名，后果就极其严重了。汉武帝时，衡山王刘赐谋反，太子爽向朝廷告发，不仅无功，反而落一个不孝“弃市”⑦的下场。魏晋南北朝，“不孝”为“重罪十条”之八，举凡诅骂祖父母或父母，对祖父母或父母供养有缺，父母去世匿不举哀或服丧期间嫁娶等都在不孝之列。魏律并把子孝推及继母，继母死，义子也要如同亲母一样为之服丧三年。晋袭魏律。东晋初，淮南郡中正王式因继母死后只服丧一年，被劾为“亏损名教”，不但遭免官，还“付乡邑清议，废弃终身”(《晋书·卞壶传》)，再也不能做官。唐时，“不孝”与“恶逆”、“不睦”、“不义”、“内乱”一起，作为破坏封建伦常关系而列入唐律“十恶”，受到严厉惩罚。由上可见，封建统治阶级提倡“孝”，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权威性，尤其是父权家长制的关系，从而达到其维护和稳定封建政权统治的作用。

国家对孝既然提到如此高的地步，那么，家长、父亲在家庭生活中的权力就可想而知了。唐律规定，家长拥有教育惩诫子女的各项权力，子女有非礼行动，家长可以动用家法予以惩诫，严重者，还可以送交官府治罪。唐律还强调“子为父隐”，“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唐律疏议》)。关于家庭中的财产，则规定应由家长支配，“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⑧、异财⑨者，徒三年”(同上)。以上这些规定是“父为子纲”在封建法律中的具体体现。

兄弟关系

兄良(仁)弟悌，是处理家庭中兄弟姊妹关系的准则。兄仁，指兄长对弟弟仁厚；弟悌，指弟弟尊敬兄长。与父慈子孝重点在“孝”一样，兄仁弟悌，重点也在于悌，所以，悌又被引申为遵从长上的意思。孝悌连称，被作为万善的根本。悌在《孝经》中，也被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教民礼顺，莫善于悌”，要使社会每个成员彬彬有礼，谦恭谨顺，就非讲悌道不可。为兄的要使诸弟顺从，就必须亲仁宽厚，尽友爱之道，对弟弟来说，最重要的是怎样遵从兄长的意志，无条件地接受兄长的指派，尽力完成他嘱托的事情。可是在日常生活中，兄弟不睦的情况还是屡见不鲜。有人分析了兄弟间矛盾的起因，认为主要由财产问题引起，所以封建伦理要求“兄弟不争财”。兄弟间对于家产互相谦让的行为被统治者大加提倡，东汉“孔融让梨”的故事也就成了讲究悌道最典型的范例之一。

悌道在封建统治者的强调下，与“孝”一样，也被蒙上了一层迷雾，有时被扭曲发展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还有的人则故意制造假象，以博得“兄仁弟悌”的名声。东汉人许武，自己当了官，为了使两个弟弟也当官，就故意把家产的大部分据为己有，两个弟弟不敢讲话。这样，他两个弟弟因不争家产，而得了孝悌之名，因而被举为孝廉。此时，许武公布了自己当年私藏的公平分家的文书，说是为了使弟弟成名才这样做的。由于许武为了弟弟，宁愿承担独占家产的恶名，也受到了赞扬，于是一门三孝廉。

夫妻关系

早在《易经》里，夫妻关系的重要性就被讲得很明确了：男女是人类最基本的两大类别。因男女，而有了夫妻，就组成了家庭，然后才有了亲子关系、兄弟关系。众多的家庭，众多的父母子孙构成一个社会，就有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出现了等级制度，礼仪制度也就应运而生。

社会关系是家庭关系的自然延伸，家庭始于夫妻结合，所以，统治者就通过礼法来稳定夫妻关系，这种稳定的基础是把妻子变成丈夫的附属物，使妻子对丈夫绝对服从，宽容忍让。自从汉代明确了“夫为妻纲”之后，这种男尊女卑的倾向更为明显，作为夫妻关系核心的“男外女内”更是被反复强调，唯恐乱了夫妻之伦。

男外女内，主要指“女治内，男主外”，是男女的分工原则。男主外，意味着男子在外建功立业，或从事生产；女治内，意味着操持家务，包括侍奉舅姑⑩、丈夫，养育子女、勤于女红等。东汉人孟光与梁鸿结婚后，就盘起发髻，穿着布衣，操持起家务事，梁鸿一见大喜道：“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后汉书·独行列传》)。这句话代表了丈夫们对妻子价值行为准则的评判。

男外女内的另一层含义是指男女有着不同的生活范围，有男女之防的意思。《曲礼》规定，在一家之中，共同生活的男女也不能随便坐在一起，不能将衣服挂在同一衣架上，不能使用同一条巾帕和梳子，不能手接手地递东西，叔嫂之间不答话，姑娘或姊妹出嫁后回到娘家，兄弟不得与之同席而坐、同器而食。这样，一道中门就可以将妇女囚禁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

汉唐时代，还出现了不少针对妇女的专门读物，对周礼的有关规定作了充分发挥，如西汉刘向的《列女传》、东汉班昭的《女诫》、唐代宋若莘的《女论语》等，都对妻子应遵从的妇德作了详尽的说明。

汉代人还对“夫妇”或“夫妻”称谓的含义作出了十分明确的注释。“夫”指扶持，是可以依仗的人，“妇”的意思则是屈服顺从。《白虎通义·释姓名章》明确指出：“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妇者，服也，以礼屈服。”妻则被解释成另一个谐音“齐”，所谓“妻与夫齐，与夫齐体”。但这并非说妻子在地位上与丈夫平等，而是要求“贞齐与夫”，“从一而择”；“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实际“义同卑幼”，夫尊妻卑，在法律上同罪异罚：夫殴伤妻者，减凡人罪二等。而妻殴夫，要徒一年，殴伤重者，加凡人罪三等。妾地位低于妻，所以，夫殴妾折伤以上，又减二等，且减凡人罪四等，不折伤者无罪；而妾殴夫，则又加妻殴夫一等，即加凡人罪四等，相差更为悬殊。(《唐律疏议》)

透过上述这类以音释义的表象，比照法律于夫、于妻量刑的宽严，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汉唐时代夫妻间不平等的地位与男尊女卑的倾向。

夫妻关系的不平等最集中地体现在主要由丈夫独断专行的“出妻”制上。在汉代，西周礼制中的“七弃”被法律固定了下来。“七弃”即“七出”，妻子如果犯了不孝、无子、淫乱、嫉妒、多言、恶疾、盗窃中的任何一项，丈夫就有权将她休弃。夫妻离异，一般要去当地官府履行一定手续。

到唐代，唐律在沿袭了汉代以来“七出”制度的同时，又规定了“三不去妻”的原则。即曾和丈夫共同主持过公婆丧事的妻子不能去，贫困时娶的妻子富贵后不能去，妻子没有归处的不能去。妻子如果属于三不去的情况，丈夫仍然坚持出妻，要依法判罪。

唐代还有“义绝”的制度。义绝指夫或妻杀伤对方直系尊亲或旁系尊亲的行为。这种行为一经官府判决，就要强制离婚。

唐律中还有关于“和离”的规定。这是一项通过协议允许夫妻自愿离异的法律制度。唐《户婚律》说：“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敦煌发现的《放妻书》中，对“和离”的必要性说得很明白：“结为夫妇，不悦数年”，像这样“猫鼠同窠，安能得久？”还不如“勒手书，千万永别”。

从秦汉到唐朝，虽然纲常思想、男尊女卑观念都已形成系统，但与封建夫权思想浸透到各个角落的宋代以后社会还有所不同。当时，这些封建思想并没有完全深入社会，而且，还受到了来自正面的有力挑战，汉唐的一些进步思想家曾公开提出女子与男子“同类”、“钧体”等朴素的民主平等思想。所以，在家庭中，在夫妻关系之间，还有着进步、自由、开放的一面。在汉代，女子和男子一起宴饮是寻常之事。西汉初，高祖刘邦回到自己故乡，置酒沛宫，沛地的男子和女子都“乐饮极欢”(《汉书·高帝纪》)。三国时代的曹丕，常邀集王粲、刘桢、徐干等一批文友在府中饮宴，酒酣耳热之际，曹丕特地让他的夫人甄氏出来和文友们相见。在现存的东汉魏晋宴乐歌舞画像砖上，常可见到男女杂坐、宴饮观舞的场面。

汉魏两晋时期，还有一些夫妻恩爱的佳话流传。张敞是西汉宣帝时的京兆尹，和妻子感情很好，为了把妻子打扮得漂亮些，他常在闺房中给她画眉。这个闺中新闻被侍女传了出去，有人就觉得张敞的举动轻浮，报告了皇帝。宣帝就将张敞召来，问他是否有这样的事。张敞回答得很巧妙：“在闺房之中，夫妻的乐趣还有比画眉更妙的哩！”宣帝倒也开明，并没有责怪他。后来张敞还当上了丞相。类似的佳话晋代也有。司徒王戎的妻子很爱丈夫，丈夫每天出门和回家，她都要亲他一下。王戎说：妇人亲丈夫的脸，礼节上是不敬，以后不要这样了。妻子回答道：“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复卿卿。”意为：因为爱你，所以亲你；我如不亲，谁来亲你？以上两则故事说明，那时的人们对闺房中夫妻恩爱持有两种态度，赞成欣赏者有之，指责反对者也有之。不过，从故事能传为千秋佳话来看，反对者也就是极少的礼教木僵人吧。

婆媳关系

女子一旦出嫁，脱离了父家，加入夫家以后，就不仅是丈夫的妻子，而且成了夫家合家的媳妇，所以直至今日，北方民间还将某人的妻子称作“某家媳妇儿”。在与丈夫的亲属发生的一定亲属关系中，与公婆的关系是最主要的。恭谨事奉是妇职，不事舅姑，不敬不孝便有亏妇道，为“七出”条件之一。

媳妇必须带着“如事父母”的心情，把做女儿时所受的家教、所学的礼节，搬到夫家应用。媳妇在侍候丈夫饮食起居之外，对公婆的日常生活，也在照料之列。由于男女内外之别，媳妇在家，接触和服侍时间最多的长辈就是婆婆。在婆婆的监督下，能以无限耐心侍奉婆婆的便是“贤妇”，若稍有违抗，或者仅是行动言论不合公婆心意，就会被公婆赶出家门，即使夫妻间有着融洽的感情，也会被公婆强行拆散。休掉不合父母心意的妻子，丈夫就会被称为“孝子”，事实上，儿子想要不执行父母的意志，也是不可能的。

汉代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与丈夫焦仲卿恩恩爱爱，操持家务也勤勤勉勉，“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可是三天织五匹布，婆婆还嫌她织得慢，左看不顺眼，右看不顺眼，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硬逼着儿子将刘兰芝休回了娘家，最终酿成了一对恩爱夫妻相约双双自尽的人间悲剧。

(4)继承

继承是婚姻家庭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秦汉以来封建社会承袭商周奴隶社会的宗祧嫡长子继承制，而妇女则一般不享有财产继承权。秦代在皇位上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史官、卜巫一类带有专业性质职官的职位，也准许由他们的子弟承袭，还规定以军功获得爵位的人，在一定条件下，爵位可由他们的子弟来继承。汉代，封建继承关系得到了充分的保护。法律规定由嫡长子继承爵位，非以嫡长子继承者，要受到法律制裁。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营平壮侯的嗣侯赵岑“坐父钦诈以长安女子王君侠子为嗣”，结果受到免除2944户的惩罚(《汉书·外戚恩泽侯表》)。西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还下诏书：“嫡庶之别，所以辨上下，明贵贱。而近世以来，多皆内宠，登妃后之职，乱尊卑之序。自今以后，皆不得登用妾媵以为嫡正”(《晋书·武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