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们的研究，早期新疆所造纸的原料多为破麻布，与中原无异。其制浆技术也与中原麻纸一样，只是捞纸所用设备的原料和构造略有不同，即抄纸用的纸帘是芨芨草杆编的草帘。芨芨草是新疆、甘肃、青海一带野生的一种宿根草本植物。由于新疆地处西北，当地不生长竹子，因此新疆各族人民因地制宜，采用当地所产芨芨草，用丝线或细马尾编制成草帘。于是用草帘抄纸所印上的帘纹便比竹帘粗。经对大量出土的新疆纸的检验，帘纹多为0.2厘米左右，这就证实过去新疆是用芨芨草帘抄纸的。吐鲁番阿斯塔那167号墓中出土的纸本文书，帘纹之所以呈半圆形弯曲状，就是因为用整根芨芨草杆编制的纸帘使用过久，杆茎变形而引起的。而用竹条编帘多用短而细的篾条穿插编制，应力较大而不易变形。

新疆出土高昌有关“纸坊”的文书

再从抄纸技术上来分析，因芨芨草杆较粗而滑，抄纸时滤水速度快，纸面容易产生透眼或纸浆分布不匀的现象。为避免发生纸病，捞纸时尽可能用重抄法抄出较厚的纸。因此，新疆造的纸往往比中原的纸厚些。而出上的实物，完全证实了这一点。由于对新疆造的纸的形制有了感性认识，就容易鉴别哪一种是当地造，哪一种是内地造的了。如果再结合文字内容来考察，这种鉴定就会更加有说服力。

本着上述认识，笔者曾系统检验了新疆近一二十年来所出土的十六国、高昌时期的几十种文书用纸后，得出一个结论：新疆地区造纸的历史还应向上至少追溯到公元5世纪初。因为属于这一时期的纪年文书用纸，从原料、形制以及抄造技术等方面来看，都有后来可断为新疆当地造的那种纸的特征。例如，西凉建初十一年(公元415年)文书、北凉玄始十二年(公元423年)文书用纸，都应属于当地制造的。

新疆造的麻纸，往往在成纸后加上一道表面涂布的工序，常用的涂布剂是淀粉糊。此外，还有一些用白色的矿物粉(石膏、滑石粉、白土等)加工过的粉笺，及用植物染料染成的色纸，我们看到的有黄纸、青纸等。明代人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说：“高昌国金花笺亦有五色，有描金山水图者。”这说明新疆早就能造出金花纸、描金纸等加工纸。

新疆各族还善于造出用生纤维为原料的韧皮纤维纸，尤其是桑皮纸。如1975年吐鲁番哈拉合卓古墓出土的延昌二十二年(公元582年)文书，就像是皮纸。但高昌时期的皮纸产量远不及麻纸大，但从这以后，便像中原地区一样，新疆造皮纸逐渐多起来了。

18世纪时，清代官员苏尔德和福森布合著的《回疆志》(刊于1772年)中谈到新疆纸时写道：“有黑、白二种，以桑皮、棉布絮(混)合作成，粗厚坚韧，小不盈尺。用石子磨光，方堪写字。”笔者也检验过清代新疆造维吾尔文写本《古兰经》用纸，原料是桑皮，纸质相当厚，表面施了一层淀粉浆，用细石磨光，不易看出帘纹。新疆桑皮纸确有精、劣之分，精者洁白，劣者纸面上有不少没经剔除的褐色桑皮外壳。《回疆志》中所谓“黑、白二种”当是指此而言。黑纸(灰纸)较薄，一般用于包装，不适于书写或印刷。

党项族、女真族、满族、蒙古族地区的造纸技术

西夏(公元1038—1227年)是党项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党项族原来散居在青海和四川的西北一带，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后来逐渐向东北迁移，1038年，党项族统治者李元昊建立了大夏政权，定都兴庆(今银川)，占据着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的一部分，因为位于宋朝的西北部，故称西夏。李元昊通晓汉文，利用汉字笔画创制了西夏文字根，后演绎为西夏文，又大量翻译汉籍和佛经。西夏还以牲畜、毛皮等换取汉族的经、史、子、集和佛教典籍，与中原地区进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引进汉族地区的一些生产技术和设备，使西夏的经济文化获得了发展。夏仁宗天盛年间(公元1149—1169年)的《天盛律令》，在列举官营工业作坊时，谈到“纸工院”和“刻字司”，说明官方已组织造纸和印刷生产，以满足当地发展经济文化的需要。历年来出土的不少用西夏文字写成的文书和刻本，其用纸有的就是当地制造的。

北京图书馆收藏的西夏惠宗赵秉常天赐礼盛国庆元年、二年(北宋神宗熙宁二年、三年，即公元1069、1070年)文书用纸，经笔者检看，即为西夏所造。其中一件文书是用西夏文行书书写的审判书，用纸原料是木本韧皮纤维，粗帘纹，纸较薄，透眼较多。敦煌和银川等地也出土了不少西夏文书和佛经，有的还是印本。较早的刊本是惠宗赵秉常天赐礼盛国庆四年(公元1073年)陆文政施印的《夹颂心经》，印以麻纸，作蝴蝶装，1991年宁夏出土《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刊本，经鉴定为西夏后期木活字本。

西夏文文书

女真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黑龙江流域和长白山一带，即所谓白山黑水之间。12世纪初期，女真族的一支——完颜部，建立了金朝(公元1115—1234年)。金熙宗(公元1135—1148年)时，女真族开始向封建制度过渡，受到中原汉族的影响，学习汉族语言文字，农业、手工业技术，发展、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到金章宗(公元1189—1208年)时，经济文化有了很大发展。

金朝造纸生产，主要是制造麻纸和桑皮纸。例如在熙宗时的征税项目中，就有桑皮纸钱。金朝晚期，北方地区(尤其是山西南部)是我国的文化中心之一，造纸业和印刷业都相当发达，稷山的竹纸和平阳(今临汾)的麻纸都非常著名。为数达5000卷的赵城藏经，就有用平阳白麻纸刊印的，刻工精良，纸质纯厚、洁白，表面平滑。除佛经外，金刻本医书、字典、诗词、戏本，都名著一时。如北京图书馆西夏黑水城遗址出土的金刻平水版《刘知远诸宫调》，也是用平阳白麻>纸印的，帘纹较粗，每厘米内有五根帘纹。这种平阳白麻纸可能也不是用竹帘抄造，而是用北方特产芨芨草，或者是萱草杆制成的纸帘抄造的。金刻本被版本学家评定为善本。但金刻本之所以能问世，有赖于本地区纸工所造出来的良纸。有的金代纸，正如金刻本一样，在质量上可与宋代的产品相媲美。

满族是女真族的后裔，源于建州女真。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各部落，建立了八旗制度，从而加速了社会的发展。手工业从农业中独立出来，满族开始自采金、银、铁矿，制造工具。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满族地区经济技术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刘知远诸宫调》书影

满族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有陶瓷、纺织、冶铁、皮革、弓矢等，造纸也是其中之一。满族地区的造纸，最初是由汉族造纸工匠参加制造的。抄造的纸主要是比较厚的白麻纸。传世的满文老档，以及《诗经》、《三国演义》等书的满文写本，有的就是用当地造的麻纸抄写的，也有的是写在内地造的竹纸和皮纸上。

自古以来，蒙古族地区与中原就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上的联系。本世纪以来，在大漠南北曾出土了不少中原地区生产的铁器、丝织品、漆器、金银器等。1942年，内蒙额济纳河沿岸烽燧遗址，发掘出了汉代的有字古纸。这说明早在1000多年前，纸已流传到达大漠一带蒙古族祖先居住的地方。此后，历代中原制造的纸，不断随其他物品源源流入，为当地人民所使用。造纸技术也随着造纸工匠的前往而传入，元代时蒙古族地区造纸业一度相当发达。1902—1907年，德国考古队在吐鲁番发掘蒙文佛经刻本，刻以八思巴文，年代为13世纪后期。蒙古族地区多产麻纸，纸较厚，表面较涩。

明清时期，许多汉人移居蒙古族地区安家落户，与蒙古族一道共同开发祖国的北部边疆，建立了生产土纸、鞣皮、酿酒、铁器等作坊。随着汉、蒙古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在汉族人中流行的作品，如《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被译成蒙古文，在蒙古族中广泛流传和传抄。我们所接触到的早期蒙古文写本及文书，其用纸的原料多是麻类，由当地抄造，纸较厚，表面涂刷一层淀粉浆，可以双面书写。

满族和蒙古族地区造的厚麻纸，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它的机械强度很大，抗老化性能好，一二百年前的遗物犹如新作。20世纪40年代，笔者曾在东北蒙古族居住区见到这种手工纸的生产。这种纸一般尺幅较小，表面不甚平滑，故使用前需经磨光。最大的优点是寿命长而坚牢。

瑶族、纳西族、壮族地区的造纸技术

在我国南方各少数民族地区，像北方各少数民族一样，也很早就有了造纸业。这方面有关的史料和实物，有待进一步收集和整理，现仅就笔者所见的一些纸样标本，作一简介。

瑶族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之一，在与汉族、壮族的长期交往中，引进了许多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在瑶族地区保存下来的写本文书《过山牒文》中，就有反映瑶族与中原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丰富史料。在这些文书中，出现了中原地区一些封建朝廷的年号，有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及宋太祖建隆(公元960—963年)、乾德(公元963—968年)、开宝(公元968—976年)的年号。

造纸在瑶族是属于家庭手工业，不脱离农业生产，多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他们就地取材，造出竹纸和皮纸。造纸用的石灰，由自己烧制，纸帘一般从汉族地区获得。

笔者曾见到一件明代瑶族人制造的抄纸设备，是一种古老的固定床，长方形，宽28厘米，长37厘米，造出的纸也大致如此。纸模完全用竹制，四边用四根竹片作框，在框的中间用四根小竹为一束(每束宽1.45厘米)，纵横编织成竹席。捞出纸浆后，水从竹席缝中流出，湿纸膜停在席上，晒干后揭下，因而在靠近席的一面纸上印有竹席纹。

这种独特的抄纸器，反映瑶族人民因地制宜发展造纸技术。这种纸模还可以用来造“沙纸”，即楮皮纸(广西少数民族把楮树叫“沙树”)，它比中原皮纸厚，呈灰色，分为精、粗二种。精者色浅，纤维捣得较细，可用于书写。

云南丽江、维西一带，居住着我国另一少数民族——纳西族。古代纳西族信奉的“东巴教”，是一种原始巫教。东巴教经典《东巴经》用被称为“东巴文”的象形文字写成(东巴文约产生于唐宋时期)。东巴文在纳西语中叫“石九陆九”意思是刻在木、石上的记号。可见，在纳西族没有用纸以前，是用木、石或干树皮作书写记事材料的。当纸传入以后，他们用本地的土特产茶、药材、蜂蜜、兽皮等，与藏族、汉族交换纸张。纸张的出现，促进了纳西族文化的发展，因而便引进造纸术，在本地发展造纸业。

随着纸的传入，造纸术的引进，以及本地造纸业的发展，原来数量很少的东巴经写本，逐渐增加到500多种。此外还出现其他的杂书。纳西族的这些书，多是用本地造的厚纸写好，然后再加以装订，外观呈白色，间有浅黄色，用竹笔从左向右横写。刻本很少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