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印章的种类

印章自出现以来，一直是作为权力的象征和凭信的实物。随着篆刻艺术的不断发展，印章逐渐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印章的种类，也由原来的职官印、姓名印等发展到与文学、书法和绘画艺术相结合的数个种类。概括起来，可分为以下几种：

(1)玺与宝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自封始皇帝，将他的印称“玺”。皇帝用“玺”之制延续至唐代。唐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武则天改“皇帝之玺”为“皇帝之宝”，“宝”的使用一直沿续到清王朝覆灭(公元1911年)。皇帝的“玺”和“宝”，属于皇帝执掌政权的公章，皇帝在发布诏书、文告时所用，又称为“宝玺”、“御玺”、“御宝”、“国宝”。秦始皇的玺印据史载是用优质兰田玉镌刻的，上雕螭虎纽饰。印文是李斯书小篆体，印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也有说为“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的，已无法考定。至刘邦攻下咸阳，夺得秦始皇“玺”即象征得到了政权。始皇“玺”归汉后，被汉高祖刘邦封为传国玺，凡新皇帝继位，首先要接受此印章，皇位才算合法并得到臣民的承认。因此，传国玉玺成为真命天子的标志和拥有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也是西汉以后各朝野心家争夺的目标。王莽篡汉就以“逼宫夺玺”的手段得到玉玺，篡位的计划才算完成。直到新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兵败身亡时，这枚传国御玺还挂在他的身上。以后传至汉献帝时丢失。但是，汉以后不少朝代的统治者，仍以拥有秦始皇的传国御玺标榜自己是正统皇帝，编造了许多荒诞不经的故事。

在汉代传国玺只作为镇国之宝藏于内府，不曾实际使用过。皇帝常用的是另外刻制的六方印章，即“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等，俗称“六玺”。六玺的职能和使用范围各有严格的规定。“皇帝行玺”用于赏赐；“皇帝之玺”用于诏书、文告；“皇帝信玺”用于调动军队和派遣使节；“天子行玺”用于对外发送文书。六玺形制均仿传国玺，选优质白玉，雕刻蟠螭纽。

魏晋及南朝刘宋“六玺”的使用范围和形制完全沿用汉制，北朝和隋的玺宝制度有一些变化。

隋朝刻制两方传国玺，定名为“神玺”和“受命玺”。

唐代皇帝的印章改称为“宝”，仍用六枚。白玉制造，雕蟠龙纽。

北宋自制“受命宝”，宋初的定制为八宝，即仿汉六玺加“镇国宝”和“受命宝”。到宋徽宗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又增16字宝，印文为：“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和太和、万寿无疆”，名为“定名宝”，与原有八宝组合为九宝。南宋时皇帝用宝增至14枚，新增“皇帝亲崇国祀之宝”、“天下合同之宝”、“书诏之宝”三方金印，和“大宋受命中兴之宝”、“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护国神宝)、“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受命宝)，与仿汉六宝总计为14枚宝印。据《宋史·舆服制》皇帝宝玺的新制式一改历朝不变的一寸见方印面为广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盘龙纽。改小篆体印文为九叠篆体。

元朝仿隋唐用印制度，只有传国宝和“皇帝之宝”等六宝印，印文为八思巴文。

明代前期，皇帝御印定为17方，到世宗嘉靖皇帝时又增加七印共24方。清代承袭明制，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清高宗弘历取《周易·大衍》“天教二十有五”的吉数，钦定为25印，其中20方袭用明代印，又增“大清受命之宝”、“大清嗣天子宝”、“皇帝之宝”(满文)、“制驭六师之宝”、“敕正万邦之宝”五方。均用满文及汉篆书两种文字镌文。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弘历为使印文协调，规定除“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以及满文“皇帝之宝”原制不变“先代相承、传为世守”，其余21宝一律改用汉篆体镌刻。并亲自修定“交泰殿宝谱”明确规定各印使用范围。“大清受命之宝”，以章皇序；“皇帝奉天之宝”，以章奉告；“大清嗣天子宝”，以章准绳；满文“皇帝之宝”以布诏赦；檀香木“皇帝之宝”，以辅法驾；“天子之宝”，以祀百神；“皇帝尊亲之宝”，以荐徽号；“皇帝亲亲之宝”，以展宗盟；“皇帝行宝”，以颁赐赉〔lai赖〕；“皇帝信宝”，以征戍伍；“天子行宝”，以封外邦；“天子信宝”，以命殊方；“敬天勤民之宝”，以饬觐〔jin禁〕吏；“制诰之宝”，以谕臣僚；“敕命之宝”，以钤诰敕；“垂训之宝”，以扬国宪；“命德之宝”，以奖忠良；“钦文之宝”，以重文教；“表彰经史之宝”，以崇古训；“巡狩天下之宝”，以从省方；“讨罪安民之宝”，以张征伐；“制驭六师之宝”，以整戍行；“敕正万邦之宝”，以诰外国；“敕正万民之宝”，以诰四方；“广运之宝”，以谨封号。

清代二十五宝，平时贮藏在宝盠〔lu路〕(制作精美的方形皮革盒)中，安放在交泰殿御座两侧和背后。

以皇帝个人名义镌刻的还有堂号印或闲章，质地高贵精良，印文多用篆体。这类印章多用在内府收藏的图书典籍上，皇帝鉴赏过的古代书画、碑拓或皇帝“御笔”书写绘画的作品上。乾隆皇帝是历代皇帝中闲章最多，在内府收藏古代书画作品上钤印最多的。他鉴赏或书写的作品一般加三玺，优良者加五玺或者更多。乾隆最得意的印章是镌刻于1780年的“古稀天子之宝”，庆幸自己长寿至70岁，这在历代皇帝中为数极少。后来又命御书处陆续镌刻了许多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古稀天子之宝”和“古稀天子”、“八徵耄耋之宝”等闲章。

晚清的咸丰皇帝随身佩带着两枚闲章，一曰“御赏”，一曰“同道堂”。咸丰病逝前，把“御赏”印赐给了皇后钮钴禄氏慈安，将“同道堂”印赐给了他唯一的儿子载淳，即同治皇帝。小皇帝年幼，这枚印章落到了他的生母叶赫那拉氏慈禧之手。辛酉政变后，慈安、慈禧垂帘听政，代行签发上谕的权力。凡签发的上谕首尾须钤盖“御赏”及“同道堂”两印才能生效，这在历史上是极少见的。

册宝是皇帝册封皇后、贵妃、嫔或上徽号时颁发的册书和印章。册类似现今的委任状，用黄金锤成的薄页刊字，宝是皇后、妃嫔的身份信物。清代的“皇后之宝”用黄金铸镌，重1800克，印文为满汉两种文字并列。

(2)职官印

职官印即指印文为职官名称的古鈢或印章。官印是表征当权者权力的凭证。

战国时代，周王室衰微，宗法制度瓦解，群雄争霸，相互兼并。一批新兴的统治阶级纷纷构建自己的政权，穷兵黩武，烽烟四起。在频繁的政务外交往来、调兵遣将活动中，印章成为国家内部与诸侯国之间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凭证信物。

官印是国君授予臣下权力的凭证，是行使职权的依据，如同在军事行动上的“虎符”一样，具有符契信证的功能。国君任命官吏，即授予官印。罢免或调动职务时，要把官印收回。官吏遗失官印也就丧失了充任职官的资格和信誉。政府发布政令，从中央到地方间往来的公文等，都要钤加官印才能生效。因此，战国时期官吏乃至一般平民，都有随身佩带印绶的习尚。

历代官印都有严格规范，不同品级的职官印，在印材质地、印纽形制、绶带颜色、印章规格重量及印文书体上都有制度规定。

战国的官印以铜质为主，偶有银质或玉石类小钵。铜钵铸工精致，印纽多为鼻纽。职官钵较私钵略大。印文多为先秦古篆(籀书)体。白文印多加边框或十字、田字形界格线，朱文印多为宽边细文。印文内容常见的有“司马”、“司徒”、“司工”、“司禄”等职官名称。

秦代官印一般为正方形、鼻纽、白文加田字形格；另有竖长方形、日字形界格，规格为正方形官印的一半，称“半通印”，为低级官吏的官印。秦官印的印文为小篆，写法自然，近似权量文字体式。印材以铜为主，凿刻细文居多，字体舒展自然，有如不经意的草就痕迹。

汉代官印制度详明：诸侯王印黄金玺、绿印绶、驼纽；公侯印黄金印、紫绶、龟钮；二千石、千石、六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用银、铜章，青、黑、黄色绶，皆为龟纽。汉武帝以后崇信“五德始终”说，“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字印文(《汉书·武帝纪》)。西汉官印文多为四字，东汉官印多为五字，不是五字的以“之”字补之。汉印文为小篆演变的“缪篆”，结构平正方直，含隶书笔意，适宜在方形印面上构成饱满布局。汉印间有加田字界格的。急就章多见。秦汉两代印章有大量出土，其中以军旅职官印最多。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印制度承汉制，虽然印面多有较汉印加大者，但不及汉印精致，凿刻工艺显得草率粗糙。印文四至八字不等，如“骑部曲将”、“敷城护军司马”、“行营左护军将军印”等。发给少数民族官员的印，印文有魏晋国号字样。魏晋之后纸张、绢帛成为主要书写材料，封泥的使用随简牍的消逝而逐渐废弛。使用印章多以蘸印色的方式钤盖在公文、契书上。因而印面逐渐加大，为方便识读，多铸朱文大印。

隋唐时代官印，较秦汉官印大出三倍有余，有的竟有四寸见方。随身佩带印章的习俗相应改变，因此印纽也相应加大，改为便于持握的方形扁把，印形有方形、长方形两种。印文书体除篆书外，间有隶书。唐中期后篆体逐渐演变为九叠篆，多为朱文。隋代官印在印背上凿刻年号，唐代官印印背多无年款，可从职官名称和地名推断其年代。

宋代官印沿用唐制，印文书体除继续使用九叠篆，并发现楷书入印的实例。印文四至十多字不等，如1952年在内蒙古宁城出土的一枚宋代官印，印文是“神卫左第一军第二指挥第二都朱记”15字，印两侧刻有颁印年代：“太平兴国三年正月铸”(公元987年)小字两行。印纽为直柄形把手，居印背中部，长寸许至一握不等，俗称“印把子”或“权柄”。大多数的年号和款识凿刻在印把上。宋以后各代官印多仿此式，在印纽上加刻年号款。

元代高级官员官印印文用八思巴文，文职官员印多用汉篆体入印。

明代官印，别称“关防”或“条记”。“关防”取关防紧密之意。明代初年朱元璋为防止官吏作弊，将方形印分左右两分，须两次钤印方能拼合完整，避免了伪造滥用。明官印为阔边粗朱文，九叠篆体，印纽多为扁圆形长柄。印背刻年号款。

清代官印为方形或长方形，印背连椭圆形高柄，印背或印边刻年号款。印面边框较宽。印文以满文、汉篆并列。乾隆以前满文为楷体，乾隆时改为满篆，后来又在满、汉文之间加一行满楷。清代临时派遣的官员所发官印，为明代流行的长方形“关防”印。

(3)私印

先秦民众有随身佩钵的习俗。钵(印)作为证信之凭，用于封缄文书、简牍封泥。随身佩带使用方便，且不易丢失。同时，先秦有尚玉观念，认为佩玉能标示节操高尚并能避邪趋吉。金玉并重，金属物称吉金，佩带铜制或玉质印章同时又是一种显示人格成熟的装饰品。因此钵印的印纽多铸刻成吉祥灵物鸟兽，可以穿系佩带，是集使用与装饰功能一体的信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