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妹，颜色虽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汉代规定匹布长40尺，幅宽2.2尺，汉尺比今市尺要小，一汉尺约合今0.593市尺，一匹布的总长约合今27.7市尺，幅宽约合今1.5市尺。两诗中每个妇女的日产量都有一匹或以上，也就是今天30多尺(素织物)，如果能够综合当时全国农户之所织其数量无疑更是非常可观的。因为产量高，汉朝政府税收的布帛数量也相应地加大，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在一次东封泰山的活动中，仅用于赏赐臣下的，就达100多万匹。

汉代丝织品不仅产量大，而且丝织品的品种繁多。仅以《说文解字》所列为例，其中就收录有关纺织包括丝绸和染色工艺的字几十个，如属于丝绸品种的有锦、绮〔qi岂〕、绫、纨〔wan丸〕、缣、绨〔ti提〕、绢、缦、绣、缟〔gao稿〕，属于丝绸缫〔sao骚〕练的有缫、绎〔yi翌〕、练，属于丝绸染色的有绿、绯〔fei非〕、缥〔piao漂〕、[纟育][xi细]、絑、纁〔xun勋〕、绌〔chu处〕、绛、缙、綪〔qian歉〕、缇〔ti提〕、縓〔quan劝〕、紫、红、繻〔ru如〕、绀〔gan干〕、綥〔ji机〕、纶、缁〔zi资〕、纔〔shan山〕、綟〔li利〕等。《说文解字》是根据织物组织、色彩花纹和加工工艺来解释这些字所包涵的意义，如纨为素缯(不带花纹)，绮为文缯(有花纹的)，缣为并丝缯，缫为绎茧为丝(以缫治时抽丝)，绎为抽丝(同上)，练为绎缯(练绸，练丝也叫练，这里只提到这个字的一部分含义)，绿为帛青黄、青黄配合而得的色，绯〔fei飞〕为帛赤(深红)色，绀为帛深青扬赤(深蓝而发红光的)色等。另外，见于其他的书中代表其他品种的字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多举了，而只此，即已可窥见其一斑了。

汉代丝织业的盛况及织造水平，在1972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出土文物中也得到了充分展示。马王堆一共分三个墓葬，是西汉初年(公元前2世纪)封号为轪〔dai代〕侯名叫利仓的一家的墓地。一号是利苍夫人的墓，二号是利仓本人的墓，三号是利苍一个儿子的墓。这三个墓出土纺织品品种之多，数量之大，保存之完好，在考古发掘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其中一号墓出土纺织制品100多件，有丝织服装、鞋袜、手套等一系列服饰以及整幅的或已裁开不成幅的丝绸和一些杂用丝织物，计有素绢绵袍、绣花绢绵袍、朱红罗绮绵袍、泥金彩地纱丝绵袍、黄地素绿绣花袍、红菱纹罗绣花袍、素绫罗袍、泥银黄地纱袍、绛绢裙、素绢裙、素绢袜、素罗手套、丝鞋、丝头巾、锦绣枕、绣花香囊、彩绘纱带、素绢包袱等多种。这些丝织物品种有纱、绢、罗、锦、绮、绣等；织物纹样有云气纹、鸟兽纹、文字图案、菱形几何纹、人物狩猎纹等，包括了我们目前了解的汉代丝织品的绝大部分。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众多纺织品中，有几件特别令人赞叹的织品。一是纱织品，有一件素纱禅衣，衣长128厘米，两袖通长180厘米，重量只有49克，尚不足今秤一市两；一件是有方孔的纱料，料幅宽49厘米，长45厘米，重量仅2.8克。二是起绒锦，这种锦外观华丽，花纹由大小不等的绒圈组成，花型层次分明，显浮雕状的立体效果。三是帛画和帛书，有一幅覆盖在内棺上的彩绘帛画，画幅全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四角缀有旌幡飘带，画面想象丰富，写景生动，色彩绚丽，线条流畅，描绘精细，可以说是无上精品。帛书有20多种，总字数12万多字，大部分是已失传的古籍。四是汉瑟弦线。弦线直径最细的仅0.5毫米，最粗的为1.9毫米，如此细却加工得非常均匀，令人惊叹。这些精品充分说明汉代丝织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3)唐、宋时期的丝绸

唐宋两代的丝织生产十分兴盛。唐代前半期的丝绸生产，以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和华北地区为主，自安史之乱后，特别是唐之后，中国陷于分裂状态，南方较之北方相对安定、经济破坏少、兼之大量人口南迁，长江以南尤其是华东沿海地区的纺织业的发展则较北方更快，而自此以后遂成定局。所以我们现在一提起中国的丝绸，自然便会想到江苏和浙江沿海数省。唐宋的丝绸产地皆载于《新唐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以及其他的一些典籍里，从这些书所载来看，唐宋的丝绸产地几乎已遍及于当时全国的各个地区。

唐代政府下属的官办纺织手工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基本承袭前代，但规模却大大扩展，分工也越来越细。不仅在长安设置织染署、内八作和掖庭局，在许多州还另设有官锦坊，专门为宫廷织制高级丝绸。这些官办机构以织染署的规模最大，这个机构下面分设25个“作”，其中有10个“作”专司织造，分别从事绢、纱、絁〔shi施〕、罗、绫、绮、锦、布、褐〔he贺〕的生产；有五个“作”专司织带，分别制造组、绶、绦、绳、缨；有四个“作”专司纺制紬线，分别生产紬、线、弦、网；有六个“作”专司练染，分别负责染青、绛、黄、白、皂、紫六种基调的系统色彩。在25个“作”中，除布“作”和褐“作”外，几乎均直接或间接与治丝和织绸生产有关。各“作”里的从业人数各时期不定，但都比较多，史载唐武则天时，织染署有织工365人，内“作”使有绫匠83人，掖庭局有绫匠150人；唐玄宗时，册封杨玉环为贵妃，贵妃院中有700名织工为她织绣服饰。而诸州官锦坊人数则难以统计。

唐代民间手工作坊数量，随着城市繁荣和商品流通的扩大也不断增多，有的私营纺织作坊规模也相当巨大。据唐代人写的《朝野佥载》说：其时“定州(今河北定县)何明远大富”、“赀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意思是说那个作坊竟有可供操作的绫织机500台。如果每台需用一名织工再加上缫、络、染等辅助工2—3人，则500台至少得用1000至1500人。它的大小竟和现在的小纺织厂差不多。何明远如此，其他的作坊，估计有的可能也与之相似。

唐代农村的家庭纺织生产特别普遍，这和当时的统治者曾推行过的一项重要制度：“授田”和“租庸调制”有关系。唐自高祖武德七年起(公元616年)便规定：每“丁及男(十八岁以上)皆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要求“每丁岁入‘租’粟二斛稻三斛，‘调’则随乡土所产，岁出绢二匹，绫絁二丈，如果输布则按丝织加1/5，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兼调麻三斤”，此外，“凡丁，岁役三旬，如遇闰年，则加二日，若不服役则收其庸，每日折纳绢三尺”。这项制度虽然是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的，但它也引导农民家家户户种桑织绸，并使之成为农户日常必须的一项生产劳动创造了条件，促使当时纺织业的发展大大加快了前进的步伐。所以到了天宝年间，岁收的庸调最多时竟达绢740万匹，丝180余万屯(当时一屯等于六两)，布1035万余端。当时有一句诗形容官府仓库“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看来是非常贴切的。如果再加上农户自用的和直接流入市场的，其数量自然就更大了(后二者的数，肯定远高于前者，可惜已无从征考，无法统计了)。

唐代的绢帛，除作为实用品外，还作为实物货币被广泛使用，这是因为丝绸既具有实用价值又具有交换价值，在政局动荡和通货膨胀时，更易显示它存在的意义，所以早在唐以前就有人用它代替实物货币使用，等到唐代遂更加普遍了。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唐王朝曾颁布一道法令说：“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闻市肆必须用钱，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与钱货兼用，违者准法罪之。”大意是绫罗绢布都可以作为交换的媒介，如果只用钱币作交换的手段，是不合理的，自今以后，以之与货币同样使用，不服从者将被作为犯法治罪。两年后(公元734年)又颁布一道诏书说，凡上市物品，均需先用绢布绫罗丝绵交易，若市价1000以上，可钱物并用，违者科罪。这两道诏令就是丝绸在唐代曾经起过货币作用的具体实例。据此也可看出丝绸在当时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是何等重要了。

唐代丝绸比之汉代在工艺、品种和纹样上都有新的发展和创新。以锦为例，从文献和出土实物看，锦的品种繁多，有以织作方法和纹样命名的如透背锦、瑞花锦、大裥〔jian简〕锦、瑞锦等；有以产地命名的如蜀锦等；更有以用途命名的，如袍锦、被锦等。从组织上分析，唐代的锦分经锦和纬锦两类。经锦是唐以前的传统织法，蜀锦即其著名品种之一，是采用二层或三层经线夹纬的织法。唐初在以前的基础上，又出现了结合斜纹变化，使用二层或三层经线，提二枚，压一枚的夹纬新织法。以多彩多色纬线起花，比之经锦能织制图形和色彩都大为繁复的花纹。新疆吐鲁番出土的云头锦鞋，其工艺即是采用这种经锦新织法，用宝蓝、桔黄等色在白地上起花的。夹纬始创于何时，现在还不十分清楚，但在唐代确已逐渐流行和普及。如果以唐代作为时代的分界，织锦技术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唐以前是经锦为主，纬锦为辅，唐以后以纬锦为主，经锦为辅。可见纬锦的出现是唐代织锦技术上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进步。

现在出土和保存下来的唐代织锦实物较多。如新疆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等地区也都出土过大量唐代织锦，塔里木出土有双鱼纹锦、云纹锦、花纹锦、波纹锦；吐鲁番出土有几何瑞花锦、兽头纹锦、菱形锦、对鸟纹锦、大团花纹锦等10多种。此外，日本正藏院也保存了我国唐代大量织锦，计有莲花大纹锦、狮子花纹锦、花鸟纹晕锦、花鸟纹锦、双凤纹锦、狩猎纹锦等10多种。现存这些唐代织锦实物，向我们显示了唐代集豪迈与秀美为一体，令人赞叹的织锦风采，它们虽不能反映唐代织锦的全貌，但仍然可以从中看出唐代织锦的特色及所达到的高水平。

宋代的官营丝绸生产组织形式与唐代相似，但规模远胜唐代。其时的官营丝绸生产作坊除京城之外，还遍及全国主要丝绸产地。据《宋史》载：朝廷所需纤之物的织造场院，除在京设置有绫锦院、内染院、文绣院外，全国各地有几十处之多，如杭州、苏州、成都的锦院，开封的绫院，润州的织罗局，梓州的绫绮场等。这些外地场院一般都是以一二个织品作为主要生产品种，如亳州场院主织纱，大名府场院主织绉、縠〔hu胡〕，青、齐、郓〔yun运〕、濮、淄、潍、沂、密、登、莱、衡、永、泉州场院主织平絁，而成都有些场院，则由监官专管织造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喜爱的各式花锦，作为兄弟民族间贸易交流的物资。这些官办丝绸场院规模均相当大，如绫锦院在端拱元年(公元988年)有400多张绫锦织机，1034名匠人。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文思院年织绫1100匹，用丝35000余两。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成都锦院有117间场房，154台织机，共用工人449人，共用挽综工164人，织工154人，染匠21人，纺绎工110人，每年用丝115000两，染料211000斤，生产锦1500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