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台孝经》(唐)采自《西安碑林书法艺术》，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

但在刻碑时，龙龟形象不得乱用。清朝末年大金石家叶昌炽，在撰《语石》这本书时，转述唐朝大文学家柳子厚记述唐葬令时的话说：“凡五品以上为碑，龟趺螭首；降五品为碣，方趺圆首”。

这种碑首、碑身、碑座的碑制，在至今的2000年中广为流传，不仅在我国广大汉族地区如此，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也如此；不仅体现在个人墓前、祠堂、寺庙的石碑上，而且发展到内容更为广泛的记事碑、纪念碑上。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名碑。

《裴岑纪功碑》，东汉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刻，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岳钟琪得此碑，后移存新疆巴里坤(今伊犁哈萨克自治县)关帝庙前。此碑上锐下宽，远望如同石人，故当地人称“石人子”。内容记述敦煌太守裴岑带领3000人征讨呼衍王，为平定西域，保卫边疆做出贡献。《汉书》未记载此事，可补史缺，有重要价值。近代摹刻者较多，新疆、山东均有其摹刻碑；《西岳华山庙碑》，汉碑当中最大的一块，刻于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现已坏，只有拓本流传；《上尊号碑》为曹魏华歆等人要曹丕接受汉帝禅让，上尊号为元子的奏表，在河南许昌；《受禅表碑》记曹丕受禅让的典礼，在河南许昌。两碑内容是为曹丕称帝涂脂抹粉，比较一般。但它们是魏晋时最早的碑，且形体高大，刻字较多，书写紧密，与汉碑有明显的不同。在书法上，字体方正刚健，与汉隶也有异，开魏隶之先。

《南乡太守郛[fu 伏]休碑》是西晋泰始六年(公元270年)第一块晋碑；《任城太守夫人孙氏碑》是泰始八年(公元272年)立的现知的石刻史上有关妇女的第二块石刻(第一块是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女《马姜墓志》)；《大晋龙兴碑》又名《大晋皇帝龙兴三临辟雍颂》，常称《晋辟雍碑》，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刻，原立洛阳太学。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在河南偃师县东大郊村出土。碑现仍存原处。内容记述晋武帝司马炎和皇太子司马衷等，三次临辟雍视察并在太学举行乡射礼之事，碑阴题名达400余人，从中可以看到晋代太学的一些组织情况。此碑体积较大，前所未有，是现存晋碑中最完好最大的一块；《爨宝子碑》，现存云南曲靖中学，刻于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内容记述爨宝子的生平事迹，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重要碑刻之一。书法在隶书与楷书之间，人称它是我国汉字书体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典型；《爨龙颜碑》，现存云南陆良县元堡小学，刻于南朝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60年)，为南朝早期代表碑刻之一。内容是记载爨龙颜镇压当地少数民族起义的事，对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史有一定价值。它与《爨宝子碑》并称二爨碑；《萧憺碑》，刻于萧梁普通三年(公元522年)，名家徐勉撰文，贝义渊书丹，书法已是楷体，为现存南朝晚期代表碑之一；《皇帝东巡碑》，刻于太延三年(公元437年)，记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东巡时经过易州(今河北易县)与群臣比赛射箭的情况。据载，有两个皇帝在这里进行过射箭比赛，共刻三块碑，现在只发现一块，而且是最早的，也是现发现的北魏刻的第一块碑。此碑发现于1920年；《嵩高灵庙碑》，刻于太安二年(公元456年)，相传由寇谦之书丹，以隶书笔法写楷字，其书法为北魏早期佳作，为历代书家所珍重，反映了汉隶在发展上的又一次演变。该碑为道家所立之第一石，反映了嵩山道教的一些活动情况；《张猛龙碑》，刻于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内容主要记述张猛龙兴学事，系北魏名碑之一。该碑书法甚佳，笔法劲健，为近代书家学习临摹典范；《兰陵王高肃碑》，刻于北齐武平四年(公元573年)，1920年出土，是著名的北碑之一。据史书记载，高肃，字长恭，骁勇善战，但他是一美男子，故在上阵作战时，总戴上个代面(面具)以解决他文雅与勇武的不协调。后世演戏时，演员戴面具或勾脸谱，据说都是由此而来。唐代教坊歌曲中有兰陵王一曲，宋代仍有兰陵王一调，大约最初也是歌颂他的。该碑书法为雄健的大字，是北碑中的上品。

《龙藏寺碑》，现存河北省正定隆兴寺，刻于隋文帝开皇六年(公元587年)，内容如碑额所题，是讲恒州(今河北正定县)刺史鄂国公劝造龙藏寺情况。书法正楷。宋人欧阳修记为张公礼书。该碑在南北朝至唐代书法的变化过程中影响很大，充分反映了前后期过渡的特点，向称隋碑第一。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最繁荣的时期，碑刻也不例外。这时碑刻有以下特点。

首先，碑体高大，其碑身一般高2米，宽1.4米以上。如《华山庙碑》，据说好大喜功的唐玄宗，为祭唐代封的“金天神”——西岳华山之神，亲自写了一篇《华山铭》并刻成了《华山庙碑》，安置在华山庙中，其碑由几块石头合成，高10多米。可惜，此碑已被毁坏；现存最大的石碑，恐怕要算矗立于嵩山的《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了。该碑刻于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李林甫撰文，徐浩书丹。隶书25行，每行53字。碑体巨大，气魄宏伟。通高9米，宽3米，厚1米多。该碑上下四周浮雕精美。碑首上有顶盖，刻云龙嵌珠，碑座有佛龛造像。碑额有裴向篆书“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11个字，碑身徐浩隶书文，笔力遒劲，字体规整秀逸，堪称碑中一绝。

其次，陵墓碑和祠庙碑较多。唐太宗李世民对他的将士有感情，生前就规定：他的功臣大将去世以后，一定要埋葬在他的陵墓左右，从而形成了文武功臣陪陵制度。唐太宗墓称为昭陵，陪葬的功臣、将相和嫔妃、公主等共计有100多人，每人墓前都竖立墓碑。所以陵区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碑林。这些碑至今尚存40余块，其中有《李勣〔ji基〕碑》。李勣原名徐世勣，字懋公，唐太宗最得力的武将，因战功显赫，赐姓李，又避唐太宗讳改成此名。该碑刻于唐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高宗李治亲自撰文并书丹，行书32行，每行90多字。高宗书法受太宗的熏陶，颇有神气。其碑现在仍存原地(即陕西礼泉县昭陵博物馆内)，高7.5米，宽1.3米，厚0.7米，其碑体为昭陵墓葬碑之冠；《述圣记》，唐文明元年(公元684年)建高宗乾陵时刻。碑用七块大石累积而成，高6.5米。碑身七节，取意于日、月、金、木、水、火、土，俗称“七节碑”，现存陕西乾县(原乾州)。武则天撰文，唐中宗书丹。书法严谨整饬，文体为骈文，共46行，每行120余字，总计5500余字，现存1600多字。内容为颂扬唐高宗之“圣德”，但由于该碑倾倒较早，全文尚未为人所见。

第三，名书法家书碑盛行，从而保留了大量名家真迹。唐代著名书家，如褚遂良、虞世南、王知敬、欧阳询和欧阳通父子、薛稷和薛曜兄弟、颜真卿、李邕、蔡有邻、韩择木、梁升卿、徐浩、柳公权、沈传师、裴璘、唐玄度、刘禹锡等人，都书写过不少碑文。欧阳询书写了《九成宫礼泉铭》、《房彦谦碑》、《皇甫诞碑》、《温彦博碑》等20多件石刻，李邕书写了《大照禅师碑》、《李思训碑》、《东林寺碑》、《端州石室记》、《卢正道碑》、《麓山寺碑》等30多件。颜真卿写了《八关斋会报德记》、《大唐中兴颂》、《元结墓表》、《多宝塔感应碑》、《李玄静碑》、《东方朔画赞碑》、《放生池碑》、《郭家庙碑》、《颜氏家庙碑》、《离堆记》等90多件；柳公权书写了《玄秘塔碑》、《李晟〔sheng胜〕碑》、《苻璘碑》、《神策军碑》、《冯宿碑》、《魏公先庙碑》等60多件。其他如欧阳通写的《道因法师碑》，褚遂良写的《房玄龄碑》、《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都是很有名的楷体书法碑，为历代书家所推崇。

唐太宗李世民提倡王羲之的行草书，用行草书写碑开了一代书风。他亲自用行草书书写《晋祠铭》(现存太原)、《屏风碑》(现存浙江余杭)、《温泉铭》等。温碑原石早佚，敦煌石室中存有唐代拓本，现有影印本流传。怀仁和尚花了20多年工夫集成的《集王书圣教序》，是著名的草书唐碑。

唐玄宗李隆基提倡隶书，自己也写得一手优美的汉隶，据说他一共写有30多件，现存于世者还有大约10件，《纪泰山铭》、《石台孝经》、《王仁皎碑》、《庆唐观纪圣铭》等即为其手迹。其中《庆唐观纪圣铭》刻于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碑在山西浮山县，因地僻人稀，知者甚少，所以捶拓者不多，碑保存也好。这是了解唐玄宗隶书的绝好材料。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元、天宝年间，出现了许多著名隶书家，如史维则写《大智禅师碑》、《庆唐观金箓斋颂》等40多件。其中《大智禅师碑》，碑阳刻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计32行，每行61字；碑阴较碑阳晚刻五年，计27行，每行九字，书法遒劲，有骨力，清朝学者孙承泽推崇此碑书法为开元时期第一品。蔡有邻写有《尉迟迴庙碑》、《庞履温碑》等隶书碑；韩择木写有《告华岳文》、《叶惠明碑》等隶书碑。

唐代大篆书家李阳冰[ning宁]，自命不凡，夸口说：秦代李斯以后，篆法直接传人就是他了。在唐中期的天宝、大历年间，他刻写过许多篆字碑和碑额，见于著录的就有《三坟记》、《城隍庙碑》等三四十件，但现存者只十六七件了。

第四，反映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关系的碑刻较多，并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唐蕃会盟碑》，刻于唐长庆三年(公元823年)，竖于西藏拉萨大昭寺，至今尚存。碑阳右侧汉文，楷书，左侧藏文，内容记述唐蕃和约盟文；碑阴记载吐蕃起源、发展等历史情况及唐蕃会盟经过；碑侧记述参加盟誓双方官员姓名。据史书记载，唐蕃会盟前，曾屡战屡和，此次会盟划定唐、蕃辖界，并刻于石，使子孙后代铭记，标志着唐蕃之间一个和平时期的到来，数百年间未再发生过一次大的战争，有利于汉藏两族的发展。此碑是研究汉、藏民族关系史的绝好实物材料；《南诏德化碑》，约立于阁罗凤赞普钟十五年(公元766年)，碑在今云南省大理南太和村西。碑高3.02米，宽3.27米。内容记述了南诏政权建立初期的一系列重要史实，是研究南诏史的第一手材料；碑阴职官题名，提供了南诏前期职官制度和许多民族成员参加南诏政权的情况，是赞扬南诏国王阁罗凤业绩及南诏与唐朝关系的重要碑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碑通高280厘米，宽85厘米，厚16厘米。碑首额上刻十字架。碑阳下部及左右两侧用叙利亚文和汉文合刻70名景教僧的名字和职衔。碑文计32行，每行62字，分序、颂两部分。内容主要是叙述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是研究唐代景教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此碑在明朝末年出土后，不但为中国学者所注意，也引起外国传教士的兴趣。19世纪初，曾有人想偷运此碑出境，由于广大群众的保护，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现存西安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