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四个方面的唐碑，既反映唐代碑刻的特点，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碑刻进入高峰时的盛况。以后各朝代，虽然各有特色，但未再出现新的刻碑高潮。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采自《西安碑林书法艺术》，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

宋元时期，以书法为主的碑刻，继续有所发展，大书法家苏轼、黄山谷、米芾[fu 夫]、蔡襄、赵孟頫[fu 府]、鲜于枢等都各有佳作。苏轼，字东坡，写有《司马温公碑》、《赤壁赋》、《表宗观碑》、《丰乐亭记》等碑刻数十件，苏书以行草为多，楷体极少。《前赤壁赋》，为苏轼亲笔楷书，字径七八分，书法稳健流丽，与常见者不同，为现存苏轼楷书之冠。黄庭坚，字山谷，写有《伯夷叔齐墓碑》、《狄梁公碑》、《发愿文》、《龙王碑记》等碑刻数十件。关于《狄梁公碑》，昔人说：狄梁公(狄仁杰)事，范文正(范仲淹)文之，黄文节(黄庭坚)书之，为“海内三绝”。米芾写有《千字文》、《苕溪诗》、《芜湖县学记》等楷书、行书碑。蔡襄写有《昼锦堂记》、《万安桥记》、《刘奕墓碣》等。其中《昼锦堂记》欧阳修撰文，邵必篆额，蔡襄楷书18行，每行39字，书法严谨端重，颇似颜真卿体。据说，蔡襄写此碑时，每一个字就写一张纸，最后择其较好者雕刻于石，所以人们称此《记》为“百衲碑”。赵孟頫为元代大书法家，写碑刻近百种，《少林寺裕公碑》、《玄庙观重修三门记》、《玄教宗传碑》、《许熙载神道碑》、《新建庙学碑》为其代表作。其中《玄教宗传碑》元虞集撰文，赵孟頫奉敕篆额并书丹。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吴全节刻石。楷书26行，每行64字。其碑笔法生动，可见赵书功力。《许熙载神道碑》，欧阳玄撰文，茅绍之集赵孟頫楷书而成，在河南安阳，碑石刻字极工整，四面环刻，故当地人称“四面碑”。碑虽集字，但书法遒健，非他人所能比，在赵书中亦为杰作，所以评论书法者，常以此碑为赵书之上品。《新建庙学碑》，元李师圣撰文，赵孟頫篆书。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刻，为赵孟頫壮年(40岁)时所书。赵所书碑碣，见于世者，以此碑为最先，其以篆文写碑者，只见此一件。赵之书名自此日大。赵为他人所书，楷书行体，已不胜其烦，因此从不轻易写篆书，只偶尔有篆书小品而已，巨碣丰碑绝无。《李愿归盘谷序》，韩愈撰文，鲜于枢书。其书体严谨而恢宏，可为大字楷书范本。《鲜于枢大字诗赞》，为鲜自作之诗，草书71行。该书笔法纵肆坚实，气魄雄浑不失规矩。可与赵孟頫、康里巙巙〔nao挠〕等元代大书法家齐名。

宋元碑刻除著名书法家书碑较多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图碑较多，如《天文图碑》、《禹迹图碑》、《华夷图碑》等都十分有名。《华夷图碑》，刻于南宋伪齐阜昌七年(公元1136年)，现存西安碑林。《华夷图碑》是宋代的一幅中外地图，中国部分是主要的。图中对中国的山脉、河流、长城以及各州的地理位置等都标示得很清楚，至于其他部分，在图中只能简略地标出一些名称以及相互间的方位关系。《禹迹图碑》，刻于南宋伪齐阜昌七年(公元1136年)，但其绘制时间比同年刻的《华夷图碑》晚。现存西安碑林。图中绘的海岸线较准确，说明对沿海地区比前了解较多。总的看，《禹迹图碑》已经比较接近今日的中国地图。《平江图》，刻于南宋绍定二年(公元1229年)，藏苏州市博物馆。它是流传下来的宋代城图中最详细的一幅，是现存最古的苏州地图。《地理图》，刻于南宋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图中对山脉的表示比《华夷图碑》前进了一步，图中地形有了立体感。《天文图碑》，南宋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王致远摹刻，现存苏州市博物馆。石刻高二米多，宽一米多，图以北极为中心，收星1440颗，说明文字41行，2000多字，对当时所知天文知识作了简要叙述。《静江府城防图石刻》，南宋咸淳八年(公元1272年)刻，现存广西桂林鹦鹉岩。它为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以来，静江府(今桂林市)为防蒙古军队的进攻，前后四次修筑的城防工事的平面图，是研究桂林市发展史和古代城防史的重要史料。《汾阴后土图碑》，刻于金天会十五年(公元1137年)，现存山西万荣后土庙，为荣河县知县张维等所刻的后土庙建筑全貌图碑，是现存最完整的北宋祠庙图之一。可从中了解宋代国家一级祠庙的概貌。

明清时期陵墓碑在气势规模上又有发展。明之十三陵，清之东、西陵，都著称于世。

明十三陵在北京昌平县天寿山下方圆44公里的小盆地上，建有长陵、永陵、定陵等十三处明代皇帝陵墓。每陵布局大体相似，都有碑亭、明楼等建筑。如长陵(明成祖朱棣墓)明楼呈方形，四面辟券门，中贯十字形穹窿顶，上檐下悬匾额，大书“长陵”二字。正中竖碑一座，阴文刻“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定陵为神宗朱翊〔yi亦〕钧陵墓，明楼檐下榜额刻“定陵”二字，楼内石碑碑首额篆“大明”二字，碑身刻“神宗显皇帝之陵”。明十三陵各陵之神功圣德碑有明显特点，多为无字碑，刻有碑文的只有长陵和思陵(明崇祯墓)的两块碑。其他明碑，如《永宁寺碑》等，也是十分著名而重要的碑刻。《永宁寺碑》是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刻《永宁寺记》与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刻《重建永宁寺记》二碑的总称。记述明朝永乐年间派员赴奴儿干(今黑龙江下游特林)设置都司衙门，任命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等官，以安抚当地居民等情况。该碑是说明明朝初年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和库页岛地区为我国领土的重要证据。

清代有东、西两个陵区。现以东陵为例略加叙说。东陵位于河北遵化县马兰峪，有孝陵、裕陵、定陵等皇帝陵五座，皇后陵四座。始建于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陵园以昌瑞山为中心，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20公里。各陵布局也大体相似，都有圣德神功碑楼，神道碑亭等。裕陵为乾隆皇帝陵，圣德神功碑楼内，有龙蝠碑两座，高六米，赑屃座，碑文用汉、满两种文字刻就。定东陵为咸丰皇后慈安与慈禧的陵寝。碑亭内龙蝠碑，重量就达20余吨，碑座也是整块石料雕成的赑屃座，以体现碑刻的高贵等级。

清朝时，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政权的稳定，康熙、乾隆两朝比较注意民族关系的协调。乾隆皇帝明确表示，对各民族要“因其教，不易其俗”。这种政策的集中体现就是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及其碑群的建立。

溥仁寺及其碑刻。溥仁寺俗称前寺，建于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这一年，蒙古各部的王公贵族到承德庆祝康熙皇帝(玄烨)的60寿辰，所以特建此寺并刻《溥仁寺碑》以为纪念。普宁寺及其碑刻。普宁寺建于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这时，乾隆皇帝在平定了准噶尔部达瓦齐叛乱后，正在避暑山庄大宴厄鲁特四部的上层贵族，并分别封以汗王、贝勒、贝子等头衔。因他们都信奉喇嘛教，所以乾隆皇帝下令依西藏三摩耶庙之式建普宁寺和碑亭以作纪念。碑亭内所竖之碑有《普宁寺碑》，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书写，内容叙述建寺立碑情况。《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和《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均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写，碑文分别记述了清政府平定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叛乱的情况。普陀宗乘之庙及其碑刻。准噶尔叛乱平定后，漠南、漠北、青海、新疆等地的蒙古、维吾尔族上层人物，齐集承德，朝见清帝，显示了祖国的统一。清政府对此十分重视，花了四年时间(公元1767—1771年)，仿照当时藏传佛教的中心——拉萨布达拉宫，建成普陀宗乘之庙，其庙占地22万平方米，是承德外八庙中最大的一个。正当此庙落成时，率众返回祖国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来到承德朝见乾隆帝，随即到普陀宗乘之庙行瞻礼。故在该庙赐刻《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碑以作纪念。两碑均是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成的大型石碑，记述蒙古卫拉特部之一的土尔扈特部，于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被其头目率领到伏尔加河流域游牧，后来因不堪沙皇俄国的压迫与欺侮，又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回归祖国怀抱。清政府拨出价值20万两银子的物资，把他们安置在新疆伊犁河流域放牧。两碑是研究清朝民族关系的重要材料。

元、明、清进士题名碑，是一类著名的专题碑群，现存首都博物馆，共198块。其中元代三块；明代77块；清代118块。题名碑共记载了5162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及名次。其中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的两块清代最末的一科进士题名碑中，在其碑文的第二甲第三排第10名刻有近代著名爱国人士沈钧儒的名字。元明清三代进士题名碑，是研究我国晚期科举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墓碑、祠庙碑、纪念碑就数量而言是碑刻中的主体，此外还有一些有着特殊功用的记事碑。如，《交通规则石碑》刻于宋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一在福建闽北山区松溪县旧县村，一在松溪县竹贤村。本世纪80年代发现。碑文记载唐宋时期“仪制令”，内容有“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等路规。经福建省交通部门鉴定，这是迄今发现的记载我国古代交通规则最早的碑石。

前述各类碑刻，从文字角度区分主要是汉文碑刻，此外我国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文字的碑刻。

契丹文石刻。分为契丹大字石刻和契丹小字石刻两种，有墓志铭、纪功碑、建庙记和游记等类别。刻石年代主要是在986年至1150年之间。分布地点除陕西、河北有三种外，多数都在辽宁西部和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等地。现存契丹大字石刻，主要有《辽太祖纪功碑》(残石)、《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耶律延宁墓志》、《北大王墓志》(即《耶律万辛墓志》)、《萧孝忠墓志铭》、《故太师铭石记》、《石棺铭文》以及辽上京遗址出土的两件残石等。现存契丹文小字石刻，主要有《兴宗皇帝哀册文》、《仁懿皇后哀册文》、《道宗皇帝哀册文》、《宣懿皇后哀册文》、《萧富留墓志铭》、《许王墓志》、《故耶律氏铭石》、《萧仲恭墓志》、《耶律仁先墓志》、《大金皇帝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简称《郎君行记》)等10余种。它们是现存研究契丹文字的主要材料，十分重要。

西夏文石刻。西夏文字颁行于1036年，西夏灭亡(公元1227年)以后，仍为党项族所使用，直至明末。现存西夏文石刻多在甘肃、宁夏、河北、北京等地出土，数量不多，代表性石刻有甘肃武威西夏《感应塔碑》、宁夏银川西夏《仁宗寿宁碑》、元代《居庸关西夏文石刻》、《敦煌莫高窟六字箴言碑》以及明代河北保定西夏文石刻等，都是研究西夏历史、西夏文字的重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