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巴蜀遗珍——大足石刻
四川大足石刻艺术,于唐宋时期即留存于世,只因地处偏僻而长期湮没无闻。1945年,杨家骆、马衡、顾颉刚等学者组成考察团对大足石刻艺术进行了实地的、认真考察后,大足石刻艺术才逐渐被海内外人士所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足石刻受到国家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分别被列为国家、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深入的调查研究亦随之步入新时期。
大足县位于四川省中部,县城距重庆市200多公里。县区南北窄、东西宽,四周丛山连绵,丘陵起伏,到处凿有石窟寺与龛,较著名的有10余处。
一是北山(古名龙岗山)石窟。位于县城西北2.5公里处,肇端于唐昭宗景福元年(公元892年),历经五代、北宋,止于南宋绍兴时期,为佛教石刻。窟龛包括佛湾、营盘坡、北塔、观音坡、佛耳岩,共计五处448号。1956年列为四川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升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是宝顶山(又名香山)石窟。位于大足县城东17.5公里处,主要开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公元1174—1252年),后代有所增补,为佛教石刻。包括大佛湾、小佛湾、倒塔坡(未完工)、龙头山、三元洞、大佛坡、仁功山、珠始山、对面佛、龙潭、岩湾、佛祖寺、佛祖岩、三块碑、高观音、广大山、松林坡、塔耳田,共计18处60号。1961年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三是南山(古名广华山)石窟。位于大足县城东南2.5公里处。缘起于南宋,明、清有所增补,为道教石刻,共计15号。1956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四是石篆山石窟。位于大足县城西南22.5公里的三驱石桌乡佛会村。肇端于北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历代有所增补,为儒、释、道诸家石刻。包括石篆山、千佛岩、佛惠寺,共计三处20号。1956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附近之千佛岩后又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五是石门山石窟。位于大足县城东南20公里的石马乡石庙村。多为宋代开凿,为释、道教石刻。包括石门山、陈家岩,共计两处15号。
六是妙高山石窟。位于大足县城西南偏南37.5公里的季家山东风水库。主要刻于宋代,为诸家石刻,并有释、儒、道三教合一的造像。共计八号。1963年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七是舒成岩(古名云从岩)石窟。位于大足县城北偏西10公里处。大多凿于南宋绍兴年间(公元1131—1162年),后代曾重修,为道教石刻,共计五号。1963年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八是佛安桥(又名佛岩桥)石窟。位于大足县城西南15公里的三溪乡八角村。始建于宋代,主要为佛教石刻,兼有儒、道二教,共计13号。1964年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九是玉滩石窟。位于大足县城西南12.5公里的三溪乡玉河村。始建于宋,为佛教石刻,共计13号。1964年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十是七拱桥石窟。位于大足县城西南12.5公里的玉滩乡响水村。始建于宋代,为佛教石刻,共计六号。
在以上众多的石刻中,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窟最具代表性,内容也最典型丰富。现分述如下:
大足北山石窟。唐朝后期,靖南郡节度使韦君靖曾在此地建永昌塞,以加强防卫。塞内诸山雕刻着众多尊佛像。其雕刻以佛湾为中心,广布于北塔、营盘坡、观音坡、佛耳岩等处。
佛湾距大足县城三里,宋王象之《舆地碑目考》、明曹学佺《蜀中广记》所记大足北山,实指此处。佛湾之名,始见于清代张澍《游北山佛湾记》一书。佛湾开雕的年代,最早者为唐昭宗景福、乾宁、光化年间(公元892—901年),后经五代的永平、广政,北宋的乾德、咸平、元祐、大观、宣和,至南宋的建炎、绍兴,历时250余年,方刻成现今遗存之规模。明代嘉靖年间,虽有续刻,但无关轻重。刻像地点主要在崖壁上。崖刻高约七米,长约293米,东始于韦君靖雕像,南止于林俊诗碑,共编为290号。
佛湾石刻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各种雕像。共编号275,大部分为释迦牟尼佛像、诸菩萨像、大曼荼罗像、阿罗汉像、经变相以及部分人物像。释迦牟尼为佛教创始人,姓乔答摩,名悉达多。相传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母为摩耶夫人。佛为“佛陀”简称,意译“觉者”、“知者”、“觉”。小乘佛教只尊释迦牟尼为佛。大乘佛教除指释迦牟尼外,还泛指一切觉行圆满者,宣称三世十方,到处皆有佛。释迦牟尼生前说法,经历行走之处皆有塔像,称为“圣迹”。印度有圣迹像48处,其中以鹿野苑、灵鹫山、拘尸那、蓝毗尼、给孤独园等六处最著名。中国开雕的释迦牟尼佛像,不仅有仿造的印度圣迹像,还有根据佛经内容雕造的双身像和三身像。佛湾造释迦牟尼佛像共计圣迹像12号,其中以唐刻10号、宋刻136号最具代表性;双身像为112号、三身像为51号。
诸菩萨像。菩萨全称“菩提萨埵”,意译“觉有情”,“道众生”,“道心众生”。佛典上常提到的菩萨有文殊、普贤、观世音、弥勒、地藏、金刚手等。佛湾造菩萨像,计有观音像40号,其中以28号等四个号为双观音,149号为三观音,115号等八个号为六臂观音。其它还有地藏菩萨像共八个号,其中以37号最具代表性;观音、地藏同龛像共六个号,其中58号可为代表;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地藏菩萨同龛像共三个号,其中可以52号为代表。
千佛像。只有20、155号。
大足北山日月观音采自《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第12册
大曼荼罗像。北山曼荼罗造像,因历代都不由密宗住持,无阿阇梨(即“导师”)传授,属于由仪轨流变成的普通造像。计千手观音像共六号,其中可以九号为代表;如意轮观音像共三号,可以149号为代表;金刚像计二号、孔雀明王像一号;药师琉璃光佛像共六个号,其中可以110、281号为代表;金轮炽盛光佛像计两个号,其中39号可为代表。
阿罗汉像。阿罗汉,略称“罗汉”。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果位。在佛教发源地印度,阿罗汉原无造像,传入中国后始有罗汉造像。一般为十六阿罗汉和五百阿罗汉两种。佛湾计有十六阿罗汉像二号,其中36号可为代表;五百阿罗汉,编号168。
经变相。“变相”简称“变”。唐代以来流行的绘画艺术形式之一。根据佛经绘制的图画称为“经变相”或“经变”。这种经变相在我国有两种,一为菩萨变,一为经变。晋顾恺之在瓦棺官寺造维摩诘相,作“清嬴示病之容,凭几忘言之状”,是为菩萨变。至盛唐始有经变,但多为壁画,极为宝贵。佛湾经变相,有观无量寿佛经变相(亦名“西方净土变”),编号245;弥勒下生经变相,编号176;十三面观音变相,编号180;地藏王化身,编号177。
人物像。绘画当时的人及其事迹的像,又名写真。此处有韦君靖像,编号1;明肃皇后像,编号122、128;林俊像,编号288。
上述雕像,若以时代区分,在唐晚期和五代,主要是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天王、力士、十六罗汉、药师佛、千手观音、观无量寿佛经变等;宋代主要是解冤结菩萨、九子母、孔雀明王、五百罗汉、地藏变、观音变、维摩变、弥勒下生变等。
第二,各种碑碣。共计九个号,其中古有今佚者为《吴季子墓碑》、《高祖大风歌碑》。今存者为《韦君靖碑》、《古文孝经碑》、《赵懿简公神道碑》、《无尽老人碑》、《林俊诗碑》、《西域禅师坐脱记碑》及残碑《勾龙城碑》。
第三,各种题记。共计11号,今存者计九个号。即《郭庆祖乙卯题记》、《赵宗瑞淳熙丁未题记》、《吕伯虎淳熙丙午题记》、《杨彦翔淳熙戊戌题记》、《吕元锡淳熙丁酉题记》、《赵循父壬申题记》、《吕元锡范米美题记》、《王季立乾道辛卯题记》、《李季生戊午题记》。《嘉泰癸亥题记》和《绍兴庚申题记》已毁。
第四,经幢。共计六个号。其中以279、281号最为完整。
大足宝顶山,海拔580米,山顶有圣寿寺。其石刻造像以圣寿寺西北山谷中的大佛湾和寺东南的小佛湾为中心展开。大佛湾,古名“广大宝阁楼”;小佛湾,古名“大宝阁楼”,二处主要开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公元1174—1252年),历经70余年方告完成。
大佛湾系一道幽深的马蹄形山湾,长约500米,崖面高15—30米。全部石刻均雕在山谷东、南、北三面的崖壁上或石窟中,共有31幅大型雕刻,由宋代名僧赵智凤主持修建。另外还有碑碣题记。
第一,雕像。共计19号,是系统地向世人灌输佛教教义的系列作品。其中少数雕刻,如15、17、18、20、30号,也多少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生活与幻想,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刻像中圣迹像共计四个号,有:拟释迦降临圣迹像(俗称“九龙浴太子”),拟释迦涅槃圣迹像,拟释迦成正觉像,拟佛牙伽蓝立像。
瑜伽部坛仪像。由瑜伽部大阿阇梨赵智凤开凿建造,属密宗仪轨造像。图像有:毗卢佛像(其佛为瑜伽部主,即该部西方本尊),柳本尊像,大转轮王像,千手观音像,广大宝阁楼像,孔雀明王像,云雷音菩萨像,护摩像等,共计八个号。
瑜伽部阐教像。圆觉洞,三世佛,七佛像,十佛像,六贼图像等,共计五个号。
经变相。观无量寿佛经变图,牧牛图,共计两个号。
第二,碑碣。七通,现存五通,即宋《宇文圮诗碑》,明刘畋人《重修宝顶山圣寿院记》、玄极《重修新宝顶事实》、战符《灵湫泉诗碑》,清史影《重修宝顶山记》。
第三,题记。17则,其中题字八则,题诗九首。其诗无名姓者六首,《和壁间郭通府诗》一首,《秋日同冯罗二斋长游圆觉洞有怀》一首及残诗一首。
小佛湾在宝顶山圣寿寺右侧,为宋建“圣寿院”遗址,或传说为赵智凤创建的“圣寿寺本尊殿”遗址。石刻主要雕在宽16米、深八米,用石条砌成的壁面和石屋的平台上。现遗存有四类。一类是雕像,多毁,现存者皆古大宝阁楼僧伽蓝(意译“众园”)崩圮后,经后人补葺者,可分为石屋存像(约1000余尊)、石洞存像和残壁存像等。 二类是碑碣,四通,即祖觉禅师《唐柳本尊传》、广利寺僧权《宝塔图记》、《恩荣圣寿寺记》、《敕圣寿寺传灯记碑》以及《曹琼恩圣寿寺碑》等。三类是题记四则,即“敕赐圣寿院”,“承直郎”、“大宝楼阁”、“宝顶山颂”。四类是经幢,刻《武周刊定众经目录》,旧名本尊塔,又名祖师塔,现名经目塔。目录刻于塔之第一重。其经目大部剥蚀,但现存遗经目仍在500种以上,内容包括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经、论诸经目。
在我国所有石刻作品中,成功的因素除了发愿捐资者、设计缮写者外,一个最重要的过程就是镌刻。即刻工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每件石雕成就的大小。遗憾的是,在众多的石刻、石雕巨著中,一大批镌刻家却未能留下他们的名字,虽其成果永留人间,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和精华,但却永远不知为何人所刻。在大足石刻中,虽有类似情况,但还是留下了部分刊刻家的姓与名。据初步统计,从北宋元丰到南宋绍兴年间(公元1078—1149年),尚有21位雕刻匠师的名字、作品被留传了下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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