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行气术的发展

“气”是我国传统中医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主要包括人生来俱有的“先天之气”，即“元气”，和出生以后，通过饮食呼吸获得的维持生命活动的“后天之气”。元气是人生命的根本，元气充盈就意味着健康、长寿。但是一个人自脱离了母体后，他与生俱来的元气就开始了逐渐衰退的自然过程，这就必须用后天之气来不断补充。所谓行气术，就是用后天之气对元气进行补充，使之继续保持充盈状态的方法，它的核心是将人的身心环境调整到一个最有利于由后天之气向元气转化的状态，保持后天之气转化为元气通道的畅通，以达到养生的目的。这就是《吕氏春秋·先己》所说的“用其新，弃其陈，腠〔cou凑〕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

尽管行气养生的术势五花八门，关键点却只有两个方面，即意念控制和呼吸运动。由于控制意念有多种方法，呼吸运动也有许多方式，因此功法很多。这些功法一般是用该功法的特点或功种来命名，在史籍中常见的有行气、引气、调气、服气、食气、练气、胎息、静坐、禅定、坐禅、存想、反观、内视、守一、六字诀、内丹术等等。用现代气功的观点来看，都属于气功中的静功。

行气养生术十分注重练习时安静的精神状态，老子和庄子就是主张“以静养生”的。老子说过，致力于“虚”要彻底，保持“静”要专心(《道德经·十六章》)；《庄子·在宥》也说一定要清虚安静，不要劳动肢体，才能长生。

中国古代早期的行气术是怎样进行的？还不十分清楚，虽然《庄子·逍遥游》提及有“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仙人。司马迁也说过，老子由于善于修道养寿，活了160多岁，有的甚至说200多岁(《史记·老子列传》)。孟子也说过“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还提到过“存夜气”。但是这些人是不是用行气术来养生的，还缺乏确凿的根据。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最早的关于行气术的史料是战国时期的《行气玉佩铭》。这篇镌刻在12面体柱形的玉佩上的铭文，只有短短的45个字，非常简练地描述了呼吸行气的具体方法：“行气：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夭。天几舂〔chong充〕在上，地几舂在下：顺则生，逆则死。”据郭沫若的解释，意思是说，吸气深入则多其量，使它往下伸，往下伸则定而固；然后呼出，像草木之萌芽，往上长，与深入时的径路相反而退进，退到绝顶。这样，天机便朝上动，地机便朝下动，顺此生之则生，逆此生之则死。这是目前人们所见到的最早的关于气功理论的叙述。

生活在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年)在他的名篇《楚辞·远游》中，对当时的气功有一些描述，使我们了解到当时士人们的确掌握了一些吐纳方法。他写道，我要吸食六气渴饮清露，含漱朝霞呼吸正阳之气。保持自己精神清新纯净，精气入浊气出吐故纳新。屈原也提到了辟谷服食的养生术：我要吸饮飞泉里的泉水，把美玉的花朵作为食粮。我的貌如美玉光彩照人，我的精神纯粹开始强壮。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文物中也有一篇专讲气功的文章，抄写的时间大约是汉高祖至汉惠帝期间(公元前206—前188年)，叫做《却谷食气篇》。文中提到了一种不吃粮食，只吃石韦(一味中药)，靠食气(呼吸锻炼)进行的行气术，还对不同年龄的人提出不同的练习次数，并提到了在春夏秋冬四季中适宜练功和不宜练功的气候条件。这种练功方法在秦汉时期已经有相当的影响，为汉高祖刘邦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张良，在功成名就后就准备跟随一个名叫赤松子的方士去练这种不吃饭的气功(《史记·留侯世家》)。可见行气养生术当时就已经在上层社会中流行开来。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是行气养生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东汉后期，道教开始盛行起来，道教的目的是成仙得道、长生不死。道教主张“肉身成仙”，就是通过修炼把肉身凡胎的普通人变成长生不老的仙人。导引气功成为他们修炼的重要手段和研究对象。许多很有学问的人看破红尘，皈依了道教，住在远离尘世的名山深处，一心一意地探索长寿的办法，出了一大批十分卓越的养生家。所以，尽管道教和其他任何一种宗教一样，在总体来说是反科学的、迷信的，甚至是荒谬的，但是在养生方面道教确实留下了不少值得今天的人们认真整理、分析的东西。在东汉后期出现的两部重要道教著作对古代气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部是托名于吉写的道教经典《太平经》，另一部是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太平经》中提到了“守一”和“存想”的练功法，就是通过意念固守在体内或体外某一个部位或一个物体上的行气方法；而《周易参同契》则提出一个以“精、气、神”三合一行气的理论，这一理论对后来影响很大的一个气功流派“内丹术”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

两晋南北朝时，前面提到的葛洪在行气方面也很有贡献。他特别强调和提倡“胎息法”，就是在吸进气后，逐渐延长闭气的时间来提高呼吸机能和内脏功能水平的一种养生方法。他认为闭气就是用气来冲击，打通体内气息郁结不通之处，保持气的畅通。因此，只要感到略有不适，就应闭气进行调整。胎息功夫深的人，呼吸似有似无，好像尚未出生的胎儿在母体中不用鼻口呼吸一样。葛洪还讲述了练习这种功法的步骤；并在意念守一方面，介绍了意守丹田的方法。继葛洪之后出现的养生家陶弘景注意到在行气术中，吸气固然重要，吐气的方式也不可忽视，于是提出了根据不同的病症应当采用的六种相应的吐气方法，即：吹、呼、唏、呵、嘘、呬，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吐气六字诀。吹以去热，呼以去风，唏以去烦，呵以下气，嘘以散滞，咽以解极。“六字诀”与内脏的器官可一一对应，用不同的吐气方法医治相应的脏器的病症，即吹肾、呼脾、唏胆、呵心、嘘肝、咽肺。

到了唐代，行气术发展很快，出现了许多流派。孙思邈在他的书中就提到调气法、内视法、胎息法、六字诀和禅观法等。其他的行气法还有咽气、淘气、炼气、委气、服气、引气等等。唐代的另一位气功大家司马承祯还打破传统，大胆地把佛教的“渐悟”、“禅定”、“止观”等理论引入行气术中，系统地解决了练功时入静的问题，这就是人们说的“引佛入道”。行气术在唐代的士大夫阶层中也十分流行，如文学家柳宗元(公元773—819年)、诗人白居易(公元772—846年)也都是气功爱好者。柳宗元写信与朋友讨论服气的方法，认为练气功不能只照着书本练，练习最好有名师进行指导(《与李睦州论服气方书》)。白居易晚年常常静坐，入静以后，老伴女儿怎么喊，他都不予理睬，可见练功练得多么认真(《在家出家》)。

但是，无论是导引还是行气都需要长年的刻苦练习，正如葛洪说的“非长生难也，闻道难也；非闻道难也，行之难也；非行之难也，终之难也”(《抱朴子·极言》)。意思是说，长生本身并不难，难就难在掌握正确的方法，并依法进行修炼，特别是坚持到底，不半途而废。三国时对养生很有研究的名士嵇〔ji基〕康(公元224—263年)也说过，养生之术有五难，即名利、喜怒、声色、滋味、神虑(《嵇中散集·答难养生论》)。显然，养生术对于习惯于养尊处优的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来说实在是难以实行的苦事，如果能有什么灵丹妙药一吃下去，便可以长生不老，成仙得道，该有多好。于是从秦始皇派徐福带领500童男童女飘洋过海去求仙药开始，几乎历代都有不少帝王做长生不老梦。后来，看到仙药实在是难找，就想法冶炼吃了可以肉身成仙的金丹，这就是炼丹术，也叫外丹术。从汉代开始，炼丹术越来越兴旺，许多帝王和贵族都召集神仙家方士炼丹，如汉武帝就找来不少神仙家方士，虽然被一骗再骗，却执迷不悟，十分相信当时有名的方士李少君所谓的用丹砂炼成的仙药作为食品可以延年益寿、长生不死的谎言。那些所谓的“仙丹”往往是人体不能消化的金属或矿物质，如：黄金、白银、玉石、云母、石英等。有的干脆就是致人于死命的毒药，如道士们吹得神乎其神的一种“仙丹”就是用硫磺和水银炼成的硫化汞，吃了后引起水银中毒，轻则致残，重则一命呜呼。这种靠吃金丹长寿的养生虽然闹哄了好长时间，特别是在南北朝和隋唐兴盛到了极点，不少人为此著书立说，讲得天花乱坠，但反科学的东西终究是行不通的，其结果是一个个执迷不悟，服食金丹的人死于非命。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唐代的其他几个皇帝如宪宗、穆宗、武宗，以及著名的文人元稹等都因服食金丹而身亡。血的事实使人们逐渐明白，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炼出的仙丹，虽然一粒粒金光灿灿，十分好看，吞下肚去却不是好玩的，于是外丹术渐渐地冷落了下来。

在外丹术衰落下去的同时，一个借用炼制外丹的理论和术语的气功修炼方法——内丹术，却生气勃勃地从唐代后期发展起来。内丹术的意思概括地说起来就是把整个人的身体看作是一个冶炼炉，把精、气、神作为需要冶炼加工的原料，通过六个步骤的气功修炼：炼己、调药、产药、采药、封炉和炼药，将精、气、神“炼”为一体，使它们在人的身体内凝聚不散，这就是内丹。一旦内丹炼得，就可以百病不生，长生不死了。这种内丹修炼的思想，最初是由东汉末年的魏伯阳在他的《周易参同契》中提出来的，但是当时人们正着迷于服用金丹，就是魏伯阳本人也是金丹服食的积极鼓吹者，他的内丹修炼的思想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直到外丹术葬送了大批的人命，道教的养生家们才注意到内丹修炼，后来经过宋代以后许多养生家的努力，内丹术终于在明清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有良好的养生价值的高级功法，从而成了道家养生术的主流。内丹术对现代气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人们所常说的大、小周天功法，实际上就是从内丹术发展而来的。除了内丹术以外，其他一些以静为主的行气术，如吐纳、禅定、存想等自宋代后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得到了士大夫阶层文人学者们的欢迎，修练气功成为一种风气。如宋代的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程颢(公元1032—1085年)、程颐(公元1033—1107年)、苏轼、陆游(公元1125—1210年)、朱熹(公元1130—1200年)，明代的王守仁(公元1472—1528年)，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等都是气功爱好者。他们中的不少人达到了相当的练功水平，对气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宋代大哲学家和教育家朱熹十分推崇静功炼养，认为“学者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三年，无不进者”。他自己“终日俨然，端坐一室”，形容庄重，动作舒缓而恭敬，坐则端庄正直。平时在家，天不亮即起，疲劳时就闭目静坐休息。如果夜里醒来，就“拥衾[qin 亲]而坐，或至达旦”(《朱子行状》)。他还写了《调息箴》，对自己练功的体会作了生动的描述：“鼻端有白，我其观之，随时随处，容与猗倚。静极而嘘，如春沼鱼；动已而吸，如百虫蛰。氤氲〔yinyun因晕〕开阖，其妙无穷。”朱熹晚年还注解了气功内丹修炼经典著作《周易参同契》。不过朱熹对“静”的重要性强调过了头，一些读书人受他的影响，终日枯坐，未及中年，就筋疲骨软，萎顿不振，以至于清初学者颜元(公元1635—1704年)气愤地说“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一事不能做”(《朱子语类评》)。因此，动静应当结合，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