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鉴真东渡日本  

唐朝时，封建经济繁荣，国势强大，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为了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和博大精深的文化，自唐太宗贞观年间至唐末期，日本派到中国的遣唐使并成行的就有13次之多(有一次仅达百济)，还有一次是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赴唐的日使，久未归国，派使团前往迎接)，两次是“送唐客使”(送回唐朝的专使)。使团中有许多留学生，还有留学僧，其中不乏好学之士和学识渊博之人。

日本遣唐使团航海到中国来，大约分为几个阶段：

唐朝初期(唐太宗贞观四年—高宗总章二年，即公元630年—669年)日本派出的使团，一般规模较小，船只一二艘，约200人而已。

航线：走北路。 自九州博多湾——对马岛——沿朝鲜半岛沿岸——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这条航线需时数十天，比较安全。

唐朝极盛期(武则天长安二年—玄宗天宝十一年，即公元702年—752年)：日本派出的使团规模扩大很多，人数都在500人以上，分乘四艘船只来大唐。

航线：这时期因新罗与日本的关系恶化，只好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即南岛航线：自九州——日本南岛诸岛：种子岛(多弥)、屋久岛、奄美大岛——横渡东海——明州、扬州。这条航线风险大，航程也不短。

唐朝后期(肃宗乾元二年—懿宗咸通十五年，即公元759年—874年)。 由于755年开始的安史之乱的影响，唐国势日衰，日本遣唐使团规模和人数大不如前。

航线：安史之乱后，开辟了一条新航线，即南线。自九州博多湾——长崎以西五岛列岛(等待顺风)——横渡东海——明州、扬州。这条航线航程短，遇顺风10天就可到达，只是当时日本船只受制作水平及航海知识所限，风险最大。

中国人也不断东渡日本进行中日文化交流，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鉴真和尚。

鉴真俗姓淳于，生于唐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逝于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他是扬州江阳县(今江苏省扬州)人，14岁时进扬州大云寺，从闻名天下的智满禅师受戒学禅门。在名师的指引下，鉴真的学业突飞猛进。三年后，他离开大云寺到越州(今浙江绍兴)龙兴寺学戒律，并受“菩萨戒”。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他云游四方求学，到过洛阳、长安。景龙二年，他20岁时，由律宗法师弘景主持，他受了“具足戒”。此后，他不断钻研佛教经义，对律宗有很深的研究。律宗是唐朝时佛教十大派别之一。律宗是说佛教徒因其等级而有持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等之区别，唐初很盛行，号称戒律森严。

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鉴真回到扬州大明寺宣讲戒律，听他讲经和由他授戒的弟子达四万多人，这时，他已是学识渊博、威望很高的佛学大师了。他还不断组织僧人抄写经书，多达33000多卷，他还设计建造过寺院80多所，日本来到大唐的留学僧也都仰慕他的佛学造诣。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第九次遣唐使来到大唐。随团前来的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受日本圣武天皇之命，约请鉴真东渡。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冬十月，荣睿、普照来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表达日本仰慕之意，并说：佛法虽然流传到日本国，可是还没有传法授戒的高僧，请“大和上东游兴化”。鉴真问寺内诸僧，有谁愿意应此远请？众僧默然。良久，才有一僧名祥彦者说：“彼国太远，生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生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克，是故众僧缄默。”鉴真听后说：“为法事也(为了宏法传道)，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也。”鉴真去意已定，从此，就开始了东渡日本的准备。鉴真宣扬佛法的献身精神感动了弟子祥彦、道航等21人，他们纷纷表示愿意跟随师父东渡日本传法。当时大唐的法律严禁民间私造船只东渡日本。“诸私渡关者，徒一年，越度者，加一等。”(《唐律疏议》)因日本一度与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结盟与大唐抗衡，东海沿海又有“海盗”出没，政府严禁私自出海。鉴真及其弟子们只有秘密准备船只、佛经、粮食、药品等。

第一次东渡(公元743年4月)

鉴真及其弟子准备在大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东渡日本。准备工作在顺利地进行着，但四月的时候鉴真大弟子道航认为如海和尚只是少学晚辈，不适合跟随鉴真东渡。如海和尚大为不满，就秘密向淮南采访厅采访使沈景清诬告道航通海盗，说：“道航造船入海与盗贼连。”沈景清当即扣留了如海并派兵到各寺院搜寻中日僧人，道航、荣睿、普照等都被逮捕，所造的船只也被没收入官了，第一次东渡还没出发就失败了。

第二次东渡(公元743年12月)

八月，日僧荣睿、普照被释放后，决定再次恭请鉴真一起回日本。他们秘密到大明寺谒见鉴真，面陈邀请之诚意。鉴真深受感动，为了却心愿，他出钱80贯从岭南道采访使刘臣邻那里买到一艘旧军船。又雇船工18人，工匠85人，准备了经书等书籍和粮食、医药等一应物品。十二月中旬，鉴真等从扬州出发，顺长江而下，当航行到狼沟浦(今江苏南通市狼山江面)时，遇到了狂风，江浪汹涌，船只触礁而破，已无法行驶。船工只得把船停靠浅滩暂避风浪，争取时间抢修船只。谁知又遇涌潮，水深及腰，正当寒冬，冷风刺骨，粮米被浸，腹内无食，无法前进，只得返回岸上。

第三次东渡(公元744年春)

鉴真矢志不移，一个月后(公元744年春)再次准备好粮食、淡水等物，修理好船只后，他想从大坂山(今六盘山)直航日本。可是到了大坂山后无法泊岸，只得转驶大屿山。正遇逆风，只好等待顺风，一个多月后才得乘顺风继续航行。当驶近乘名山(今舟山岛北的大衢山)时，又遇巨大风暴，好不容易快要靠岸时，又触暗礁。这时候，船被撞破了，沉入海底，备尝艰辛地爬上岸后，虽是死里逃生，干粮、淡水也全没有了。又面临饥渴的威胁，经过三天三夜，才遇到渔民，得到搭救。当地僧侣得知此事后，他们不愿鉴真再冒惊涛骇浪之险，请求地方官逮捕日本僧人荣睿等人，于是，鉴真等就被明州地方官软禁于鄞县(属明州管辖)著名寺院——阿育王寺中，第三次东渡又失败了。

第四次东渡(公元744年)

各地僧众听说鉴真到了阿育王寺后，便纷纷前往请求鉴真大师去讲学。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鉴真到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杭州、湖州(今江苏省吴兴县)、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县)等地巡回讲学传授戒律。讲学过程中秘密筹集再次到日本去的费用。为防止官府的追捕，经过缜密的考虑，他计划在远方——福州登舟赴日。为此，他派弟子等先到福州去买船，作各种远航准备。然后自己借到各地名山名刹古寺朝拜佛迹为名，再乘机脱身至福州，与在福州的弟子会合一起赴日。但事机不密，鉴真在扬州的弟子灵祐听说师父将再次东渡后，他不忍师父去冒“沧溟万里，死生莫测”的飘洋过海之风险，就联合了各寺僧众状告官府，以阻止鉴真东渡。据此，江东道采访使就派人赶到黄岩县禅林寺把鉴真等送回扬州大明寺。由福州登舟赴日的计划也失败了。

第五次东渡(公元748年)

唐天宝七年(公元748年)春，日僧荣睿、普照从同安郡(今安徽省安庆市)乘船抵扬州崇福寺谒见鉴真，商定再次渡日，并立即准备船只及各种随带物品，六月二十七日，鉴真及弟子、水手等35人自扬州崇福寺出发，至扬州三叉河口登舟，沿运河至瓜洲镇入长江，行至狼山又遇恶浪，终于冲出长江口在杭州湾出海。他们历经艰险等候了一个多月，才等到西南顺风，扬帆东进。船刚驶离舟山群岛进入东海，不幸又遇到东北风，“风急波峻，水黑如墨”，又把他们吹向西南，全船只有高念观音(原译观世音菩萨，因避唐太宗李世民“世”字之讳，省称“观音”)，大家纷纷把所带之物抛向大海减轻船的重量，有的僧人把用一生心血抄写的经文也投入大海后，痛不欲生，也随之跃入大海同葬。船只失去控制，在海上随浪大起大落三天，“众僧恼卧”，都晕船呕吐不能起身。但是普照师父每日吃饭时，必拿出少许生米与众僧充饥。船上已无淡水，嚼米，口、喉很干，无法咽入，吐也吐不出，饮用少许海水就腹胀。直到第七天，风暴小了些，又下了两天雨，在船上接了些雨水，大家才稍微好过些。到第九天，船靠近一个小岛，大家赶快登岸，找到了淡水，把船上储满了水，继续上船前进。在海上漂流14天，靠了岸，只见到处树木茂盛，鲜花盛开，原来风暴把他们从东海吹到了南海，他们已来到海南岛最南端。接着抵达振州(今海南岛崖县——三亚)，被地方官派兵把鉴真一行迎住城内大云寺。在这里住了一年。以后，经万安州(今万宁)、崖州(今琼山)，过琼州海峡，以后又在桂州(今广西桂林)、海南郡(今广州)等地停留，途中日僧荣睿因劳累过度不幸病逝于端州(今广东高要)，鉴真由于悲痛过度、辛劳、酷暑而眼睛发炎，最后双目失明。始终追随着他的忠实大弟子祥彦也因长年积劳成疾不幸逝于江西，这对鉴真来说实在是极为沉重的打击。历经三年的苦难艰辛旅程后，鉴真等最后经九江、南京回到了扬州。第五次东渡失败了，这也是鉴真东渡过程中最惨痛的一次失败。然而，鉴真并没有灰心，困难不能征服他的意志，只能将他磨练得更加坚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第六次东渡(公元753年十月—754年二月)

鉴真东渡的意志弥坚，他从海南岛回到扬州后，不顾双目失明的困难，继续筹集文物准备东渡。

唐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十月十五日，日本第10次遣唐使归国前夕，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吉备真备、大伴古麻吕和仕唐多年、历任唐光禄大夫、御史中丞、秘书监等职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等也准备回国，他们同到扬州延光寺参谒鉴真。藤原大使说：“早闻大和尚曾五次东渡日本欲去传教，今日得见，万分荣幸，若大和尚仍有此愿，弟子等有船四艘返日，应用物品俱备，不知肯同行否？”鉴真虽已66岁高龄，且双目失明，但为了传教授戒，为了中日人民的友好及文化交流，便应允了日方恳请。

鉴真欲再度赴日的消息在扬州传开后，有关寺院为阻挠此行，严密防范。这时正好鉴真弟子仁幹从婺州(今浙江金华市)来扬州，密知师父将要远行，遂暗中约定由他备船在江头接候。十月二十九日晚，鉴真及弟子工匠等24人从扬州龙兴寺潜行至江头，迅即登船启程，出大运河入长江，直趋苏州黄泗浦(今江苏省常熟县黄泗，即黄歇浦)与日本遣唐使船队会合。

鉴真带去的物品有如来、观世音等佛像8尊，舍利子、菩提子等佛具7种、华严经等佛经84部300多卷，还有王羲之、王献之真迹行书等字帖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