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礼，是古代贵族男子进行射箭时的一种礼仪。古人在进行一些重大的活动时，常以射箭作为活动中的一项内容，以此体现习武、尚武的风尚。《礼记·射仪》云：“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射礼分为四种：将祭择士为大射；诸侯来朝或诸侯相朝而射为宾射；宴饮之射为燕射；州(乡)大夫举士后行射为乡射。箭，不仅是古代作战时的一种兵器，古人也将它视为除灾避邪的武器。相传商纣王用皮革制成囊，将血盛入囊中，悬挂在高处，拉弓仰射，名曰“射天”，以表示威慑鬼神。所以射箭在古代十分普及，甚至在学校的教学中，也把它作为六艺(即六门课程：礼、乐、射、御〔驭〕、书、数)之一。

大射，一般在郊野进行，举行大射的场所称为射宫或泽宫。天子或诸侯于祭祀之前，先召臣下射箭，凡能射中箭靶者方可参加祭祀，否则将取消参加的资格。而帝王祭天地宗庙时，都要亲自射牛，以示隆重，不过，这种射礼自战国以后便废而不用了。射箭在一些古代民族及政权中也被作为一种祭祀时的礼仪内容。鲜卑族在每年秋天举行祭祀活动时，要植柳，众人策马环绕柳树三圈，用箭射柳。这一习俗后来又成为辽、金王朝的一种祭仪。辽代的瑟瑟仪、金代的拜天礼中都有射柳。辽代瑟瑟仪是一种祭天求雨的礼仪。久旱不雨，辽廷便于郊外建筑一座“百柱天棚”。仪式开始后，皇帝先祭奠先王，然后便射柳。先由皇帝张弓射箭，再交亲王、宰执(宰相、执政官员)依官位高下顺序射柳，“中柳者质志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质之。不胜者进饮于胜者，然后各归其冠服”(《辽史·礼志一》)。瑟瑟仪中的射柳还具有竞赛的性质，并有专人负责观察和判定每个人射箭的命中情况，即“志柳者”，这与今天竞技场上的裁判很相似。如射中柳树，志柳者便以冠服作为凭证，交给射中者。而未能射中柳树者，则把自己的冠服押给志柳者。最后以每位君臣冠服的多少决定胜负。金朝的射柳活动是在行拜天礼之后举行，“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古代男子用于束发的头巾)志(标志)其枝，去(离之意)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zu族，箭头，横镞，很宽的箭头〕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金史·礼志》)。射礼，除用于祭祀，有时亦作为一种消遣娱乐的活动。明代，每逢清明、端午等节日，都要进行“剪柳”比赛：先将鹁〔bo博〕鸽装在葫芦中，悬挂在柳树上，凡射中葫芦，鸽子便从里面飞出，以每个人射箭后，鸽子飞出的多少决定胜负。由此可见，射礼既是礼仪的内容之一，又是一种习武的方式，带有竞技的色彩。

宾射多于朝中进行，因天子以诸侯为宾，故为“宾射”。而诸侯相朝，也有主、宾之分，因而也以此为名。“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周礼·春官·大宗伯》)。举行宾射之礼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主人与宾客之间原来就已建立的朋友关系更加密切。每逢有故交旧友相聚之时，主人便邀请来宾一起进行射箭活动。此时进行这项活动并不仅仅为了娱乐和消遣，更重要的是通过射箭活动营造出热烈欢快的气氛。主人和宾客在这种气氛中，边轮流射箭，边相互交谈，回忆往事，畅叙友情。所以举行宾射之礼，既使宾客置身于轻松愉快、无拘无束的环境与气氛之中，同时又充分体现出主人的坦诚与热情。

燕射一般在内庭举行，多于闲暇之时，以宴饮、射箭为乐，故以“燕(即宴)射”为名。乡射通常在州(乡)学校内进行，由乡大夫择选贤能者时，与乡饮酒礼同时举行的一种礼仪。古代乡学，生徒(即学生)学习三年即告业成。于是由乡大夫等人对生徒的德艺进行考核，从中挑选出贤者、能者推荐给国君作官。临行前，乡大夫为他们设宴送行，乡饮酒后即行乡射礼。此外，每年春秋两季州长官在州学以礼会民时，也要举行乡射，而后从中选择人才。举行射礼时，箭射的靶子叫“侯”或“射侯”，是用布或皮革制作而成，在侯上画有各种动物的图案。按照礼仪制度的规定，天子射礼所用的侯用白色的熊皮制成；诸侯则使用红色麋皮制作的侯；大夫用布侯，上绘虎、豹；士也使用布侯，上绘鹿、豕(猪)。唐代也以悬帖为靶，称为射帖。

以五礼为主要内容的礼仪制度，自西周正式形成后，历朝历代在相袭沿用的同时，又不断进行改革和完善，从而使五礼所涉及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日渐增多。以两宋时期为例，吉礼所规定的礼仪已达到43种，嘉礼27种，宾礼24种，军礼6种，凶礼12种，一共为112种礼仪。所涉及的内容从皇帝的日常起居到朝廷的各项活动，从选任官吏到上朝列班顺序，从会见官僚臣属到接见外国使臣，从册立后妃、太子到祭奠吊唁先世，等等，几乎一切社会活动及人们的日常生活都被包括在内，以此作为言行举止的标准。正因如此，礼仪在中国古代与社会的联系极为密切，与人们的关系也十分紧密。在礼仪制度下，社会各个阶层无不受到它的制约，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着它的规定。社会通行礼仪，又促进了礼仪的发展，使之日益深入社会，深入人心，使社会公共道德的意识不断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