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清私人藏书激增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明清私人藏书的总数，已大大超过宫廷所藏，校勘精审的善本书，也以私家所藏为多。明清两代出现了一些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他们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校勘、鉴别古籍。二是保存古籍。

(1) 明代著名的藏书家与藏书楼

明初的私人藏书，以一些藩王为多。他们的藏书既有皇帝赐予的宋元善本，又有他们依仗权势大量搜购与翻刻的图书。像明太祖的儿子周王朱橚[su速]和宁王朱权都有大量珍籍秘本，宁王朱橚的五世孙朱睦[木挈][jie接]，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遗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宗室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就全国来讲，私人藏书最集中的地区是以江浙为主的我国东南沿海地区。

明代藏书家，据统计不下数百人。对后来影响较大的约10余家，其中以下几个藏书家和他们的藏书楼最为著名。

宋濂和他的青萝山房：宋濂(公元1310—1381年)，字景濂，号潜溪，又号玄真子，浙江金华人。他是朱元璋的重臣，明代著名的学者。宋濂藏书始于青年时代，元末避战乱迁居浦江青萝山(今浙江浦江县东)，筑室读书，藏书楼称“青萝山房”。战乱中因宋濂藏书置于青萝山中，未受到损失。他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讲道，少时因家贫，无力购书，因此，常借书缮抄，计日以还。寒冬酷暑，仍不懈怠，从不超过借期，故人多将书借他，他得遍观群书。宋濂的藏书达八万卷以上，其中有不少是他亲自缮抄之书。宋濂晚年因长孙宋慎被列入胡惟庸党，全家被贬往四川茂州，宋濂于途中病死。他的“青萝山房”藏书也散失了。

叶盛与菉〔lu 录〕竹堂：叶盛(公元1420—1474年)，字与中，号蜕庵，江苏昆山人。成年后便访求占书，28岁步入仕途，公务之余，访求、抄录、整理、校勘图书，“服官数十年，未尝一日辍书”。他的官邸十分简单，但总雇有几个抄书人长年为他抄书。每有迁徙，没有什么行李，只有载书的马车和跟随他的抄书人。经过几十年辛勤访求与抄写，到了晚年，他拥有图书4600多册，22700多卷，成为江苏一带最大的藏书家。他曾计划建造一座藏书楼保存其书，并亲自定名为“菉竹堂”，但在他生前未能如愿，死后才由其孙叶恭焕主持建成。叶盛根据自家藏书编成《菉竹堂书目》六卷，著录家藏书二万多卷。叶盛非常珍惜图书，他说：“夫天地间物，以余观之，难聚而易散者，莫若书也。如余昔日之所遇，皆是也。”(《菉竹堂书目序》)由于有了这个认识，他教育子孙对于图书“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斅〔xiao效〕，借非其人，亦不孝。”他希望子孙爱护藏书，并不是只藏不用不借，而是要求借得其人，否则图书就容易散失。

范钦与天一阁：范钦(公元1506—1585年)，字尧卿，号东明，浙江鄞[yin寅]县(今宁波)人。范钦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中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他在家乡鄞县月湖之西创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多达七万多卷，为浙东第一。

范钦一生嗜好收藏图书。为了搜求图书，他遍访浙江藏书家与书坊，收购异本。他在江西、广西、福建、陕西、河南等地做官时，广搜图书，抄录善本。使他因书藏丰富而远近闻名。

范钦针对历来对藏书的两大危害天灾(水、火、虫灾)与人祸(管理不严、易遭散佚)，制定了有效的措施，叮嘱子孙严格执行。从建筑设计上看，天一阁的修建是相当科学的。“天一”名称取自“天一生水”与“地六成水”之说。天一阁分上下两层，上层喻天，天一生水，不分间，通为一厅；下层喻地，地六成水，所以下层分为六间。为了防潮，图书全部置于上层。楼上前后都有窗户，书橱前后有门，两面贮书，便于通风。书橱中还放有防虫芸草。为了防止书楼遭火，楼前挖有一池塘，用以贮水，并定名“天一池”。这样“天一阁”把防水、防火、防虫，都考虑到了。范钦为保护天一阁，制定了十分严格的守阁之约，规定：天一阁“书库门上的钥匙，每房子孙各掌一把，要开库门，必须是各房子孙全到方可；阁中之书不借外人；子孙有读书之志者，就阁读之；读者不许夜登，不嗜烟草”。这样就防止了散失之患，且“永无火厄”。这个规定直到1949年，还坚守不渝。故使天一阁藏书保存了400多年，可谓私家藏书史上的一大奇迹。天一阁避免了天灾，但无法完全避免人祸。明末战乱、乾隆帝敕修撰《四库全书》时调书、鸦片战争中英军攻陷宁波、以及中外文化奸商的盗窃，使天一阁遭受不少损失。至1949年初，天一阁藏书只剩下13000多卷了。现在，国家十分重视对天一阁的保护，维修了藏书楼，还陆续收回散失的旧藏3000多卷，并在阁后修建一座具有民族风格的书库，收藏近年漏贮和征集的古籍。

王世贞与小酉馆：王世贞(公元1526—1590年)，字元美，号凤洲，又称弇〔yan眼〕州山人。江苏太仓人。《明史》说他“生有异禀，书过目终身不忘”。19岁中举，22岁中进士，后任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嗜书成癖，每遇好书，总想法弄到手。一次，他碰到一部宋刻本《两汉书》，版刻精美，装帧考究，他爱不释手。由于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的现钱，便用一座庄园来换了这部书。他的同窗好友朱太史藏有《六臣注文选》，极为珍贵，他因无力买进，“每每念及，常以为恨”。王世贞的庄园名为弇州园，园中建有他的藏书楼，名曰“小酉馆”，藏书达三万多卷。除此之外，他另建“尔雅楼”，专藏宋版书；“九友斋”，专藏善本书。

胡应麟与二酉山房：胡应麟(公元1551—1602年)，字元瑞(或明瑞)，号石羊生，又称少室山人。浙江兰溪人。胡应麟25岁中举，其后科场不第，把一生的精力放在藏书、校书和写作上。他10多岁时，随父亲在北京居住，从那时起，就访遍京城书肆，购得不少好书。后回到故乡兰溪，经常典卖家产以购图书，致使父亲留下的家产被他卖光。为了买书，不惜花钱，常常弄得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自己“穷搜委巷，广乞名流，寻之故家，求诸绝城，中间节衣缩食，衡虑困心，体腹筋骨靡不所惫”。他建造“二酉藏书山房”，共收藏图书42384卷。

黄居中、黄虞稷父子与千顷斋：黄居中(公元1562—1644年)，字明立，又称海鹤先生，福建晋江(今泉州)人。万历举人，曾任南京国子监监丞。其子黄虞稷(公元1629—1691年)，字俞邰〔tai台〕，又字楮〔chu处〕园，16岁中秀才，后一心埋头书事，不求功名。黄居中一生“锐意藏书，老而弥笃〔du赌〕”，收集图书六万多卷，在南京建“千顷斋”用以藏书。黄居中做官的俸禄，除吃穿外，全都用在购书上，著名藏书家钱谦益在《黄氏千顷斋藏书记》中说他“寝食坐卧，宴居行役，未尝一息废书也。”黄虞稷根据家藏图书编成《千顷堂书目》，收录明代图书极全，后来黄虞稷参加编纂《明史·艺文志》的工作，他编的书目，事实上成为《明史·艺文志》的草本。

祁承爜〔ran 染〕与澹生堂：祁承爜(公元1565—1628年)，字尔光，号夷度，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祁承爜从小就喜欢图书，早年仕途坎坷，屡试不中，但他爱书之情与藏书之心矢志不渝。每次去杭州或京城，总是遍访书肆。初期藏书逾万卷，其藏书楼载羽堂在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因火灾而毁。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他在42岁时中进士，官至江西右参政。由于经济上的宽裕与活动面的扩展，他的藏书迅速增长，终于藏书10万余卷，并在故乡绍兴梅里建了旷园，在园中建了“澹生堂”作为藏书楼。他在丰富藏书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最早的比较系统的藏书建设理论，写出了《澹生堂藏书约》。分为《聚书训》、《藏书训略》和《读书训》三篇，分别对图书采访、编目、典藏和阅读进行了论述。《聚书训》、《读书训》主要是记述古人聚书读书的事迹；《藏书训略》分“购书”与“鉴书”两节，提出“眼界欲宽、精神欲注、心思欲巧”的购书三术和“审轻重、辨真伪、核名实、权缓急和别品类”的鉴书五法。以及“因、益、通、互”①四个分类要点，为我国古代图书建设作出了贡献。

毛晋与汲古阁：毛晋(公元1599—1659年)原名凤苞，字子九。晚年改名毛晋，改字子晋。江苏常熟人。他“通明好古，强记博览”(《毛子晋墓志铭》)，从小喜欢读书，抄书，编书。二十四五岁以后，他开始收藏与刻印图书。他收集图书是采取高价购买的办法，据说他家门口贴一告示，申明本户主人购书计页付钱：宋刻本每页200；旧抄本每页40；时下善本，别家出1000，主人出1200。因此远近书商纷纷上门，他家居的常熟迎春门外的七星桥一带湖州书舶云集。因而使毛晋收藏了许多宋元时期的善本。杭嘉湖一带是藏书丰富的地区，有许多藏书家。凡买不到的善本，毛晋就寻访借抄。他发明了“影抄”的办法，所谓“影抄”，就是用纸蒙在底本上摹写原书，照原书点画行款，所抄之本与原书无异，保留了原书的面貌。毛晋雇用了很多人为他抄书，清人吴伟业在《汲古阁歌》中写道：

比闻充栋虞山翁，里中又得小毛公。

搜求遗佚悬金购，缮写精能镂版工。

毛晋藏有大量的影抄本，提高了毛氏藏书的价值。经过近30年的收集，毛晋藏书多达84000余册，分别收藏于他的藏书楼——汲古阁与目耕楼中。毛晋一遇善本便开坊刻印，以广流传。所以《汲古阁歌》说他“君获奇书好示人，鸡林巨贾争摹印。”汲古阁不但是藏书楼名，也是他刻书的书坊名称。为了刻印《十三经》、《十七史》，在崇祯十四五年(公元1641—1642年)，他就卖掉了良田300亩。毛晋刻印的经、史，多为宋元善本，书版几次校正。没有确凿证据者，从不轻易改动。加之所用纸墨精良，装潢考究，故当时有“天下之购善本者，必望走隐湖毛氏”之说。汲古阁藏书后来散失，刻坊10万多块书版后来也损失殆尽，这是非常可惜的。

钱谦益与绛云楼：钱谦益(公元1582—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又号蒙叟、东涧遗老等。江苏常熟人。明代进士，官居礼部侍郎，降清后不久便隐居乡间。

钱谦益的诗词、文章“声华炟赫，莫与为比”。他最初求书是为了读书，所以爱书如命，他的藏书一般不轻易借人。钱氏购得刘子威等四个藏书家的遗书，又重金收买了赵琦美的脉望馆的全部藏书。到了晚年，他在家乡红豆山庄建造了绛云楼，把平生收藏的书籍，重新整理、编目，装满了73个大书柜，藏于楼中。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绛云楼不慎起火，焚毁了钱氏全部藏书，钱谦益痛不欲生，说道：“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宋本汉书跋》)。后来钱谦益将余书赠给族孙钱曾，钱曾在此基础上设立了述古堂藏书室，并出版了《述古堂藏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