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益虫的利用  

(1) 蚕

养蚕取丝，是中国古代对昆虫资源开发利用并取得显著成果的例子之一。蚕原来是野生在自然生长的桑树上，在蚕桑还未被驯养之前，人们可能已经懂得利用野蚕茧抽丝了。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人工养蚕，现在还难以确定。浙江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有绢片、丝带和丝线等。甲骨文中不仅有蚕、桑、丝、帛等象形文字，而且还有祭祀蚕神和刻有派人察看蚕事的卜辞。商代蚕桑生产已经相当发展，可见开始人工养蚕要在这以前。

到了周代，栽桑养蚕在我国南北广大地区得到蓬勃发展，养蚕织丝被认为是妇女们都必须参加的副业劳动。《诗经》中就有许多篇章描写蚕桑，有的诗还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妇女们采桑养蚕劳动忙碌的情景。《豳风·七月》写道：

春日载阳(春天一片阳光)，

有鸣仓庚(黄莺鸟在歌唱)。

女执懿筐(妇女们提着箩筐)，

遵彼微行(走在小路上)，

爰求柔桑(去给蚕儿采摘嫩桑)。

出土的战国铜器上的“采桑图”，更加逼真地描摹了古代劳动妇女采桑的劳动场面(图14)。要发展养蚕，就必须繁植桑树、发展桑园。《诗经·郑风·将仲子》有这样的诗句：“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不要跨过我的墙头，不要采摘我的桑树)。”《诗经·魏风·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十亩桑田之间啊，采桑的人来来往往)。”《孟子·梁惠王上》中也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可见周代已经有大面积的人工栽种的桑树园了。战国铜器上采桑图描绘的桑树有高、矮两种类型，低矮的桑树可能就是后人所称的地桑。关于地桑，古代书籍中说：头年将桑椹和黍一起种下去，待桑树长到和成熟的黍一样高时，齐地面割下，第二年桑树便从根上重新长出新的枝条。这种桑树不仅便于采摘和管理，而且枝嫩叶肥、产量也较高。地桑的出现，也是蚕桑生产发展上的一大进步。

图14 战国铜器上的《采桑图》

重视发展蚕桑技术，对蚕桑生产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管子·山权数篇》记载：“民之有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存之于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这是说，对群众中精通养蚕技术的人，请他介绍经验，并给予黄金和免除兵役的奖励。可见当时非常注意总结经验，以提高栽桑养蚕的生产水平。

制备蚕种，是养蚕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2000多年前，人们就知道要用清水浴洗卵面，后来进一步发展到用朱砂溶液、盐水、石灰水以及其他具有消毒效果的药物来浴洗消毒卵面。这对防止蚕病发生非常重要。

蚕农在1400多年前，就已经注意蚕种的选择。《齐民要术》提出要选取“居簇中”的茧为蚕种。宋代以来，人们还进一步从各个角度，如茧的质量、成茧的时间和位置、蛾出茧的时间、蛾的健康状态，以及卵的健康状态等，来选取种茧、种蛾和种卵。到清代，人们更注意到了选蚕。他们深知只有“蚕无病，种方无病”。通过层层的严格选种，淘汰了大量体弱有病的蚕种，从而提高了第二代蚕的体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止微粒子病原体通过胚胎传染给后代。

远在秦汉时代，人们就知道适当的高温和饱食有利于蚕的生长和发育，可以缩短蚕龄，所以历代都很注意养蚕环境湿度温度的调节和控制。据《齐民要术》记载：当时已在蚕室四周置火加温，以调节蚕室温度。元代《士农必用》指出：幼蚕的时候，蚕室要暖些，因为那时天气还冷；而到大眠之后，就要凉些，因为那时天气已经热了。经过长期养蚕实践，古代蚕农还积累了丰富的防治蚕病的经验，例如清洁和用药物消毒蚕室、蚕具，以药物添食和薰烟等办法提高蚕的体质和抵抗力。到明代，人们对某些传染性蚕病如脓病、软化病和僵病等，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并能积极采取淘汰和隔离的措施，以防止蚕病的传染和蔓延。

为发展蚕丝生产，古代除了饲养春蚕外，还饲养夏蚕、秋蚕，甚至一年养多批蚕。《周礼》中有“原蚕”记载，“原”是“再”的意思。“原蚕”就是一年中第二次再养的蚕，即夏蚕。据刘宋郑辑之《永嘉郡记》的记载，公元4世纪时，永嘉(现在浙江温州)地方，一年可养八批蚕。大家知道蚕有一化性、二化性和多化性的区别。在热带(如广东)地区，可以利用多化性蚕，在一年中自然多次孵化来养多批蚕。此外也可以利用二化性蚕所产的卵，放在适当的低温中催青，这样所产的卵，在当年内就又能继续孵化。继续维持低温催青，就又能继续孵化。古代永嘉(今浙江温州)地方一年能养八批蚕，就是采取低温催青二化性蚕实现的。《永嘉郡记》载：

永嘉有八辈蚕：蚖〔yuan元〕珍蚕，三月绩；柘蚕，四月初绩；蚖蚕，四月末绩；爱珍，五月绩；爱蚕，六月末绩；寒珍，七月末绩；四出蚕，九月初绩；寒蚕，十月绩。凡蚕再熟者，前辈皆谓之“珍”。养“珍”者少养之。“爱蚕”者，故蚖蚕种也：蚖珍三月既绩，出蛾取卵，七八日便剖卵蚕生，多养之，是为蚖蚕。欲作“爱”者，取蚖珍之卵，藏内罂〔ying应〕中(随器大小，亦可十纸)，盖覆器口，安硎〔keng坑〕泉冷水中，使冷气折其出势。得三七日，然后剖生，少养之，谓为“爱珍”，亦呼“爱子”。绩成茧，出蛾，生卵。卵七日又剖成蚕，多养之，此则“爱蚕”也。藏卵时……当令水高下，与种卵相齐，若外水高，则卵死不复出；若外水下卵，则冷气少，不能折其出势。不能折其出势，则不得三七日。不得三七日，虽出“不成”也。“不成”者谓徒绩成茧。 出蛾生卵，七日不复剖生。至明年方生耳。

这段记述表明当时我国温州一带的蚕农，已经知道，以适当的温度，就可以打破二化性蚕的“滞育”状态。大家知道，二化性蚕的第二化蚕所产卵，在通常情况下，当年便处于滞育状态，即使当时的温度还很高，但其卵都必须等到第二年春天，才能孵化。能否打破这种状态，使第二化蚕所产的卵，能在当年里继续孵化呢？晋代蚕农们说，行。他们的具体做法是：将二化性蚕的第一化蚕(即螈珍蚕)所产的卵存放在一种叫罂的陶器中并加上盖，然后将它放在山间的冷泉水中，“使冷气折其出势”这样过了21天蚕卵便孵了(在通常的自然状态下，第一化蚕所产的卵，只须七八日就孵化了，但在低温即“冷气”影响下，卵便延长到21天才孵化)。这种蚕叫“爱珍蚕”。它与普通没有经过低温影响而孵化出来的第二化蚕不同，它所产的卵，可以在当年里再继续孵化。这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次人为地利用低温的影响来中断蚕的“滞育”。实际上，当时永嘉地区的蚕农，就是利用这种低温影响，可以使二化性蚕，接连中断“滞育”，从而可在一年中连续孵化四代(见示意图)，实现了一年养多批蚕，这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发明。在这当中，关键是对用以影响蚕种孵化的温度的掌握。正如《永嘉郡记》指出：藏卵时，温度必须适当，过低就“卵死不复出”，过高，则不能达到使卵能延期到21天再孵化。不能延期21天，那就达不到中断滞育的目的。以上事实说明，我国古代学者已经深刻地理解到，温度对动物生长发育的重要影响。

永嘉八辈蚕关系示意图

(引自汪子春《中国古代养蚕科学上的一项重要发明——低温催青制取生种》)

除了桑蚕，我国古代还饲养柞蚕、樗蚕、天蚕等许多种蚕，也都取得了不少成绩。柞蚕，人们常常叫它山蚕或野蚕，它以吃柞树叶为主。我国山东半岛是放养柞蚕的发源地。据古书记载，早在公元前40年，山东蓬莱、掖县一带的人民，就已经采收野生的柞蚕茧制成丝绵。后来人们逐渐知道利用柞蚕丝来织绸。在明代，用柞蚕茧丝织绸制衣，已经风行全国。

在明代，山东蚕农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放养柞蚕的方法。清初山东省益都县人孙廷铨撰写有《山蚕说》一文，专门介绍放养山蚕技术。文中说当时胶东一带山区，到处都放养柞蚕，不久柞蚕放养逐渐传到其他地区。早在清初，放养柞蚕方法已经传到辽东半岛。逐渐地，这里成了我国第二个放养柞蚕的中心地。不久放养蚕的方法又传到河南和陕西。后来又传播到较远的云贵等地区。

世界上所有养蚕国家，最初的蚕种和养蚕方法，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传去的。

从公元前138—前120年起，以至唐、宋，我国丝织品和蚕桑制丝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阿富汗、波斯、印度、埃及、罗马、法国和俄国；更早时期也传到朝鲜、日本，为世界文明增添光彩，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2) 蜜蜂、白蜡虫、紫胶虫、五倍子蚜

蜜蜂的蜂蛹和蜂蜜都是人类的优良食品。可以推想，我们的远古祖先，很早就和蜂打了交道。但是直到公元3世纪才有关于养蜜蜂的记载。据皇甫谧在《高士传》中说：东汉延熹年间(公元158—167年)，有位名叫姜歧的人，“隐居，以畜养蜂、豕为事，教授者满天下，营业者百三余人。”可见在1800年前，养蜂已经成为人们的活计了。晋代人已经知道蜜蜂是一种社会性昆虫。宋代对蜂群的内部组织有了相当的了解。王禹偁(字元之)在《小畜集》中写有“记蜂”，对蜜蜂的生活习性和蜂群组织，以与寺僧对话的形式作了如下记述：

商于兔和寺多蜂。寺僧为余言之，事甚具。予因问：“蜂之有王，其状若何？”曰：“其色青苍。差大于常蜂耳。”问：“胡以服其众？”曰：“王无毒。不识其他。”问“王之所处？”曰：“窠之始营，必造一台，其大如粟，俗谓之王台。王居其上，且生子其中，或三或五，不常其数。王之子尽复为王矣，岁分其族而去。 山甿〔meng盟〕患蜂之分也，以棘刺关于王台，则王之子尽死而蜂不拆矣。”又曰：“蜂之分也，或团如罂，或辅如扇，拥其王而去。王之所在，蜂不敢螫。失其王，则溃乱不可响迩。凡取其蜜不可多，多则蜂饥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则蜂堕(惰)而不作。”

这里，对蜂巢内部组织、分群习性，尤其是控制分群方法作了详细的记述，很有价值。当时人们已知蜂有蜂王，色青苍，比其他蜂大，且无毒。王生幼王于台中；分王时群蜂拥着蜂王飞去。有蜂王在蜂就不螫，失去蜂王蜂群就溃乱。当时养蜂人都知道，为了防止蜜蜂分巢，只要用棘刺关住王台，这样巢内王子都要死亡，蜂群也就不再拆开。可见当时对蜂的习性有着很深的了解。元末刘基在《郁离子》卷上“灵邱丈人”中，通过对善于养蜂和不善于养蜂的父子两代的对比，描述了养蜂之人对蜂群的清洁、寒暖、晴雨、燥湿以及防止敌害诸方面的周到照顾，及蜂箱的选材制作、排放、管理等，说明当时的养蜂技术已达很高水平。元代《农桑辑要》、王祯《农书》，明代《农政全书》等都将养蜂作为科学进行研究。清代郝懿行还写了《蜂衙小记》的养蜂专著。至于蜂蜜作为药用，则早在《神农本草经》就已经列为上品加以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