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3 水转连磨图

《农政全书》

明末徐光启撰写的《农政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徐光启(公元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明代松江(今上海)人。他一生中多次担任高官，官至尚书、内阁大学士。徐光启是我国古代一位第一流的科学家，对农学、天文、历法、数学、测量、水利等方面都有突出贡献。他又是一位沟通中西文化的先行者，曾向意大利人利玛窦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并且最先翻译外国著作，如《几何原本》等。作为一个政治家，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他，在他的科学研究活动中，农学是他用力最勤的学科之一。他曾经在上海开辟小型试验园地，进行甘薯的引种和栽培实验，后来又两次利用病休的机会在天津试办水利和经营农事，有着丰富的农业经验。1621年，他开始专心研究总结古代农业文献，并进行各种栽培试验，写作《农政全书》。可惜直到他去世，这部农学巨著都还没有定稿。后来，江南名士陈子龙邀请一些人对这部书进行整理删改，于1639年刻印成书。

《农政全书》共60卷，约70万字。全书分12个项目，包括：农本(经史典故、各家杂论等)、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谷物、蔬菜、果树)、蚕桑、蚕桑广(木棉、苎麻)、种植(经济作物)、牧养、制造(食品加工、房屋建造等)、荒政(备荒)。《农政全书》引用了古代农业文献达200多种，比《齐民要术》、《王祯农书》都要多，约占全书的90%。但徐光启并不是照搬前人著作，而是经过精心挑选剪裁，把它们归纳到一个完整的体系之中。在许多地方，他还写了夹注、旁注、评语或加了圈点，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他自己的许多农学著述也收入了这部著作中。

作为一个身居要职的政治家兼农学家，徐光启写作农书的角度和方法自然和前人有所差别。他的农书并不只是从农业生产技术方面进行一般性的总结，还就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制度、实施措施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书名的“农政”一词，就表现了徐光启的深刻用心。屯垦、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备荒三项，不是一般的农业生产措施，但却是保证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者生活安定必备的基础，而这些又不是无组织的农民自己可以办得到的事情。以前的大小农书，除《王祯农书》中曾小规模地谈过备荒外，从没有集中和系统地叙述过这三件事。徐光启把这三项突出地提了出来，成为《农政全书》的显著特色。

明朝末年，朝政衰败，军队腐朽，人民流离失所。徐光启看到这些现象，在《农政全书》中辑录了前人关于垦田的具体方法和实际经验，也介绍了自己的垦田实践，意图是针对当时严重存在的弃耕搁荒现象开列药方。尽管他提出的一些技术措施是合理的、可行的，但这些主张也只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改良。当时的根本问题是大地主激烈的土地兼并，劳动人民极度贫困，不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单是建议开垦荒地，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徐光启十分重视水利方面的工作，认为兴修水利可防止旱灾和水灾，是充分发挥土地功能和粮食丰收的保证。在《农政全书》中，他系统总结了前人和自己的农田水利理论，其中尤其以他提出的用水五法最为重要。这五法是：1.用水之源，就是利用泉水，分别说明了水源高于田地、低于田地、近于田地、远离田地等情况下，应采取什么方法加以利用；2.用水之流，就是怎样利用河、塘、浦、泾、浜的各种水流的方法；3.用水之潴〔zhu猪〕，就是利用湖泊等积聚的水源；4.用水之委，就是利用大海潮汐，以及岛屿、沙洲等地方对水的利用；5.作原作潴以用水，就是凿井、挖塘、修水库等方法。《泰西水法》是徐光启和传教士共同翻译的一本介绍西方水利工程的书，在翻译的同时，他还请工匠制作器械，进行实验。这部译著也被收入《农政全书》，丰富了农田水利的内容。

徐光启非常注意备荒救荒的问题，认为有备无患，人定胜天。该书中辑录了历代备荒救荒的具体措施，并记入了他自己的研究成果。明初朱的《救荒本草》是我国最早的救荒专著，也是古代植物学的重要著作。徐光启将它全部收入《农政全书》。他曾亲自尝过《救荒本草》中的一些野菜野果。

《农政全书》重视“农政”，但并没有因此而忽视具体的农业生产技术。书中不但收集了前人著作中的农业技术，而且总结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新经验。明代，棉花的生产和纺织技术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徐光启全面研究了棉花的品种、选种、种子贮藏和播种前处理、播种时期、间作套种、施肥技术，以及“摘心”等田间管理技术，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棉花栽培技术理论。他将这些理论通俗地概括成14个字：“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料肥壅〔yong拥〕”。他看到当时北方盛产棉花，却要运到南方去织布，认为很不合理，认为北方应当发展棉纺织业。为了解决北方天气干燥，纺织中容易断线的问题，在书中他介绍了肃宁(在今河北省内)人在地窖内纺织，以保持空气湿度的方法，供人们参考。

徐光启非常热心推广高产作物和优良品种。甘薯当时传入我国不久，他亲自在田间种植，仔细观察，写成了《甘薯疏》，收入《农政全书》，提倡人们大量种植，用来备荒。《农政全书》中对许多新引入新驯化的作物，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徐光启认为，“风土不宜”的说法是传播新品种新技术的极大障碍。我国古代农书里的“风土说”，本来有因地制宜种植农作物的含意，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但是如果把它作为教条，认为某种植物只能生长在某地，而没有种过的地方绝对不能种，就妨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他列举了棉花、颇棱(菠菜)等一批引种作物，并结合自己的实践，对“风土说”的保守思想进行了批驳。

为了消灭蝗灾，徐光启统计了我国历史上记载的蝗灾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总结规律，认为蝗灾多发生在谷物成熟的五、六、七月，地点一般是湖泊沼泽、旱涝无常的地区。他还访问老农，研究蝗虫的产卵、变蛹、成虫和群集飞行的规律，成为我国古代详细描述蝗虫生活史的第一人。《农政全书》不但说明了蝗虫的危害和捕捉方法，而且指出，治蝗一定要发动群众，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农政全书》全面总结了中国2000多年来农业科学的成果，还吸收了西方农业科学知识，是中国古代农学集大成之作，其科学性和实践意义都远超以前的同类著作，在农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