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一批知识分子转向实学，再加上清初一些知识分子不愿仕清，由儒转医，大大加强了明清时期医学研究的力量，因而医学著作的数量急剧增加。明清医家在个人著作中，更多地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特点，如李时珍、王清任，以及温病学派的著作，都是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写出的。明清时期在医药学上有两大重要成就，一是药物学的大规模总结，一是温病学派的形成。明清两代不像宋代政府那样对本草书籍重视，只有明孝宗年间太医院编过一部《本草品汇精要》，收药物1815种，但当时没有刊印，影响不大。然而民间对本草的研究却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药物1892种，分类合理，叙述详尽，资料丰富，是明末以前本草学研究的总结性著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本草纲目》产生的前后，还有几部重要的本草著作，如明代兰茂的《滇南本草》是一部专门总结我国云南滇池地区药物和用药经验的地方性药物著作；清代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载药921种，其中《本草纲目》未收或记述不详者716种。温病，主要指急性发热性传染病，以及一些流行病、时令病等。张仲景以来的医家多以外感风寒(伤寒)诊治。明清两代，传染性疾病流行，临床实践中对温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时兴起的温病学派认为急性热病是由于感受四时不同的温邪引起的，并逐步在病因、病理和治疗原则方面形成了一套独立于伤寒学说的比较完整的理论。早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王履的《医经溯洄集》中就从病理学上明确指出温病与伤寒不同，从而开拓了认识传染病的新道路。明末的吴有性则在《温疫论》中对温病的病因、传染途径及相应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特别是他将诱发传染病和疔疮、痈疽、丹毒、发斑、痘疹等疾病的原因归结为“戾气”，并说明“戾气”是“从口鼻而入”，有着很高的科学价值。该书的出现，反映了我国传染病学的革新，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清中叶，温病学说又有发展，出现了治疗温病四大家——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叶桂被认为是温病学派的创始人，著有《温热论》，从理论上概括了外感温病的发病途径和传变，提出了“卫、气、营、血”四个病变发展阶段，以便更好地辨证论治。《温热论》后来被奉为温病学派的经典之作。在此之后，薛雪的《温热条辨》、吴瑭的《温病条辨》、王士雄的《温热经纬》分别总结和发展了温病学说，并使之达到成熟阶段。明清时期在医学的其他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留下了一些重要的医学著作，如《痘科金镜赋集解》、《种痘心法》等记载了我国人痘接种术的发明；《名医类案》集医家医案之大成，是医疗经验的宝库；《普济方》是网罗了明代以前各家处方的医方巨著；《针灸大全》、《针灸大成》是针灸学的总结性著作；《医林改错》是研究人体脏腑的重要的解剖学著作；等等。

大约在明末清初，西方医学开始传入我国，鸦片战争后，西方医学的传播更为广泛。当时一些人既通晓中医，又对西洋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将两者进行比较，试图将中西医结合起来。如罗定昌的《脏腑图说证治合璧》，唐容川的《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朱沛文的《华洋脏象约纂》等。可以说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从那时就开始了。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理论著作。全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经许多年代由许多医学家的经验、心得和理论概括而成。一般认为，该书的主要内容完成于战国时期，后来传抄中又补充了一些后人的内容。

《内经》全书18卷，分为《素问》(九卷)和《灵枢》(九卷)两部分，每个部分各81篇。书中内容是以黄帝同臣子歧伯、伯高、少俞、雷公等人问答讨论的形式进行论述。由于并非出于一人之手，所以各篇的编次比较散乱，字句文风不太一致，内容也有重复甚至矛盾的地方。总的说来，《素问》内容偏重中医人体生理病理学、药物治疗学基本理论，论述了人体的发育规律、人与自然的相应关系、养生原则和方法、早期预防和治疗思想、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学说、各种疾病的治疗原则和方法等；《灵枢》则偏重于针灸理论、经络学说和人体解剖，论述了九针形质、用法、禁忌和人体经络循行、穴位，以及人体体表与内脏解剖、针灸方法与原则、体质类型等。《内经》对先秦的医学经验和知识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提高，形成了一整套中医学基础理论。

阴阳和五行学说，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的哲学思想。它用阴阳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相生相克关系来说明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和存在的普遍联系，是古代自发的唯物观和朴素的辩证思想。《内经》吸收、运用和发挥了这些学说，将它们与医学实践结合起来，建立了中医的整体观念。《内经》认为，人体阴阳的相对平衡和协调是维持正常生理活动的必备条件，如果失去这种相对的平衡和协调，人就会产生疾病。例如人体体表为阳，体内为阴；心肝脾肺肾五脏为阴，胃、大肠、小肠、膀胱、胆、三焦六腑为阳；那么对于疾病来说，热为阳盛，寒为阴盛。在脏腑方面，除了辨别阴阳外，还将其与五行对应起来，肺属金、肝属木、肾属水、心属火、脾属土，通过五行的生克关系，不难知道脏腑各器官的“利害”关系。《内经》还认为，外部世界也存在着阴阳和五行关系，而“人与天地相应”，因此四时季节的变化、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和心理情绪都对人体的状况产生影响。这样，在《内经》中，人体各器官之间，乃至人与自然之间，构成了一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有机整体，那么，与之相对应，在医疗实践中则必须全面把握疾病与种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微妙的关系，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和原则。整体观念是中医诊疗和分析病症的主要思想方法之一，它贯穿《内经》的脏腑、经络、解剖和治疗等各个方面。

脏腑、经络学说是中医用来说明生理和病理的重要理论。《内经》中对这一理论的叙述已经比较系统和全面。五脏，指心、肝、脾、肺、肾；六腑，指胃、小肠、大肠、膀胱、胆和三焦①。《内经》中的五脏六腑与现代医学的解剖概念不完全相同，它更着重于机体的功能。它认为五脏的功能是容纳人体精气，六腑的功能则是消化运行。经络，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道路，干线叫经，分支叫络。《内经》把人体经络分为十二经脉，另有奇经八脉等运行通道。经络将人体的各个部分，从表里上下脏腑器官联系沟通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内经》叙述时提到，饮食经过胃和消化系统的吸收，其中水谷的精微之气，散之于肝，精气的浓浊部分，上至于心。《内经》还指出，“心主身之血脉”，“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内溉五脏，外濡(滋润)腠〔cou凑〕理(肌肤)”。这些叙述表达了《内经》对人体生理活动的整体认识，其中心脏和血脉的关系，以及血液循环的描述，在世界上都是较早的。公元前4世纪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还不知道血液是流动的，而西方血液循环理论的提出则要晚至17世纪。

《内经》中已经有了许多解剖知识。《灵枢》中指出，人体体表的解剖部位，可以通过度量予以确定，而内脏的解剖，就要在死后切开胸腹进行观察。《内经》中记载的人体骨骼，血脉长度，内脏器官的大小、容量等，虽然不很准确，但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解剖实践加深了人们对人体结构、功能及其联系的了解，为医学理论的建立提供了依据。

关于致病因素和病理变化的机制，《内经》中有丰富的论述。《内经》把引起疾病的风、热、燥、湿、寒等外来因素称为“邪气”，认为人体正气旺盛，邪气不容易伤害人体，而当人体相当虚弱的时候，邪气才能引起疾病。《内经》中还提出身心统一的观点，认为精神因素和身体状况是相互影响的，喜、怒、悲、恐、思等情绪变化的根源在于脏腑功能，反过来又影响脏腑功能的发挥。《内经》中还论述了地理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对疾病发生所起的作用，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人们的生活习惯不同，所患的疾病也各有特点。《内经》中已开始按五脏、六腑、筋、肉、经脉、骨、肌等对疾病进行分类。书中记载和分析了44类311种临床病症，包括许多常见病。对疾病进行分类是医学科学的基础工作，《内经》的记叙，为后世深入研究病症，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临床参考资料。

对于疾病的诊断，早在公元前5世纪，扁鹊已开始运用切脉结合望诊诊断疾病。到了《内经》时代，又予以归纳总结，并有所补充和发展。《内经》称搏动的血管为“动脉”，它谈切脉，除了目前仍然沿用的两手腕部的桡动脉外，还记载了头面部的颞颥〔nie ru聂如〕动脉和下肢的胫前动脉，作为人体体表的三个切脉部位。脉诊是我国古代医学家长期实践的总结。脉学后来传到日本、朝鲜、阿拉伯、欧洲，对世界医学做出了贡献。至于望诊，《内经》中经验更丰富，内容也趋于完善。书中还特别强调切脉和望诊等方法的互相结合运用，以防止诊断的片面性。

在疾病的治疗上，《内经》中精辟地分析了“治病必求于本”的道理，并论述了在临床上如何掌握治标治本的问题。在具体治疗中，《内经》运用了内服、外治、针灸、按摩、导引等多种治法。其中对针刺疗法的记载最多，如器材的准备、穴道的分布、持针的法则、泻补的技巧、针刺的剂量和禁忌等，都有较详细的论述，直到今天仍有重大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内经》中有腹腔穿刺术治疗腹水病症的详细记录，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家的聪明才智和医疗水平。

《内经》中特别强调了“治未病”，也就是以防病为主的医疗思想。书中指出，如果一个人病乱已成，再吃药治疗，就像口渴了才想起打一口井，不是晚了吗？《内经》认为一位高明的医师必须预防疾病于未发生之前，或至少应当在疾病刚刚形成之时就能加以控制，不使发展到难治的地步。为了预防疾病，书中提出了适应四时气候变化、保持饮食起居卫生、节制色欲、培养健康的精神状态等方法，都是切实可行的，为养生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黄帝内经》在医学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奠定了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其影响是深远的。历史上许多人对这本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注释工作，到今天仍是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医理论的必读之书。该书的部分内容还被翻译成日、德、英、法等多种文字，是欧美各国研究中国医学的重要文献。

《伤寒杂病论》

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临床辨证论治的专著。张仲景名机，仲景是他的字，今河南南阳人。东汉末年，政治极端黑暗，军阀混战，灾荒不断，再加上疫病流行，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就是当时凄凉景象的写照。张仲景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里。据说他的家族200多人，十年中染疫而死的竟达2/3，其中患“伤寒”死的又占了7/10。张仲景目睹人民的贫病交加，又为亲人的去世感到万分悲痛，于是立志研究医学。张仲景对当时庸医误人和迷信鬼神巫术的现象十分痛恨。他认为，要战胜疾病，只有给人们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法。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一方面“勤求古训”，刻苦攻读《素问》、《九卷》、《难经》、《阴阳大论》等医学典籍，吸取前人的宝贵遗产；同时“博采众方”，向当时的名医学习，广泛搜集民间流传的经验药方，并在临床实践中加以检验。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他晚年完成了《伤寒杂病论》这一医学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