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初的著名书院 

书院的产生和发展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密切的联系。

唐末五代数十年间，战乱不止，社会不宁，经济萧条，文教衰落，读书士子无由显身，多数人穷居草野，隐居读书讲学，于是私学暗兴，书院教育应运而生。

宋既统 一海内，战乱渐平，民生安定，文风日起，读书士子纷纷要求读书就学，国家也需要大批治术人才。但是，在宋初，朝廷还来不及兴学设教，无暇顾及文教事业，也没有充足的财政实力发展教育事业。 书院教育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得到进一步发展。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学校考》中说：“是时末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就是说，宋初州县等地方官学尚未设立，包括书院在内的民间或私人创办的乡党之学率先得到发展。

袁燮在《四明教授厅续壁记》中也说：“集一时俊秀相与讲学，涵养作成之功，亦既深矣。而问其乡校，惟兖、颖二州有之，余无闻矣！”(《絜斋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丛书集成》)说明宋初地方官学除兖州、颖州一带之外，大部分地区均未曾设立，学者大都集中在书院聚徒讲学，并且卓有成就。

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说得更为明确：“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朱文公文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朱熹是南宋人，他所说的“前代”包括了唐末五代和北宋初；“庠序之教”是指地方官学；“择胜地，立精舍”正是创建书院讲学。就是说，唐末五代至宋初，由于官学未兴，读书士子无处就学读书，大批学者自创书院讲学，满足了读书士子就学读书的愿望和要求，并且得到官府的褒奖和赞许。

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吕东莱文集》，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这里的“国初”正是指宋初。同时也说明，宋初刚刚摆脱了战乱之祸，学子就学读书之风日盛，但学校尚未及设立，于是学者在山林闲旷之地，自建书院，聚徒讲学。

宋初书院的兴起，一方面满足了读书士子就学读书的急切需要和紧迫心情；另一方面也帮助统治者解决了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因此，一批由民间或私人创建的书院便兴盛起来，官方因势利导，给予大力支持、资助和褒奖，进一步推动了书院教育的发展，形成了一批颇有影响的书院。

宋初的著名书院有哪几所，历史上说法不一。综合各家之说，结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分别介绍如下。

(1)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在江西星子县北庐山五老峰下。唐末五代时为学者自建的读书讲学之地。

唐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洛阳人李渤和他的哥哥李涉在庐山读书，曾驯养 一只白鹿，日夜相随相伴。宝历年间(公元825—827年)李渤任江州刺史，出资在庐山他读过书的地方，建筑台榭，名其地为白鹿洞。南唐昇元年间(公元937—943年)就白鹿洞建学馆，置田产，供各方来学者读书之用。国子监九经教授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当时称庐山国学。

“敕白鹿洞书院”刻石 宋代原刻(选自李才栋著《江西古代书院研究》)

宋初，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周述奉命知江州。因见庐山国学各方来学者日多，奏请朝廷赐国子监印本“九经”，供士子肄习。皇帝下诏，同意周述的请求，驿送印本“九经”，赐给白鹿洞。此时，庐山国学改名为白鹿国庠，并派明起为洞主，学徒达数十百人。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宋太宗委派明起为蔡州褒信县主簿。明起离去后，“白鹿洞由是渐废”。

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曾经重加修缮，并塑孔子及十弟子像。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直史馆孙冕因患病，请求退休辞官，归白鹿洞养老，获得朝廷恩准。但未至而身亡。直到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孙冕的儿子礼部郎中孙琛在白鹿洞建房十间，供子弟居住和读书，并接待各地来学的士子，供给膳食，遂定名为白鹿洞书堂。当时曾知南康军的郭祥正撰《白鹿洞书堂记》一篇，详细记述了当时的情景，“祥符初，直史馆孙冕以疾辞于朝，愿得白鹿洞以归老，诏从之。冕未返而卒。皇祐五年，其子礼部郎中琛即学之故址为屋，榜曰书堂，俾子弟居而学焉，四方之士来学者，亦给其食。”

白鹿洞书院从唐末私人自建的读书之处，发展为聚徒讲学之所，代表了古代书院教育早期的典型历程。私人创办，又得到朝廷恩准认可，赐给国子监印本“九经”，自建房屋，自置田产，自备图书，供四方之士食宿读书，也是古代书院教育早期的典型形式。所以，白鹿洞书院一直被视为中国古代书院的典型。

唐末五代至宋初，曾在白鹿洞隐居读书或任教讲学的学者先后有唐末的颜翊〔yi义〕，五代时的李善道、朱弼、陈贶〔kuang况〕，宋初的明起、刘涣、陈舜俞、陈瓘〔guan冠〕等。据称：颜翊率弟子30余人，授经于白鹿洞，达30年之久。李善道任洞主时，白鹿洞生徒百余人，皆为时望名流。朱弼任助教，学生质疑问难，其剖析周详，颇得众望。马令在《南唐书》中详细记载了朱弼在白鹿洞讲学的情景：

朱弼，字君佐，建安人。精究五传，旁贯数经。开宝年间，赴金陵应试，一举以关头中第，授国子助教，知庐山国学。生徒数百。当时庐山国学的生徒中，有卢绛、诸葛涛、蒯鳌等一伙无赖之徒，不守礼法，经常饮酒赌博，打架斗殴，横行霸道。学官多不敢管束，任其胡作非为。及朱弼任教，威严以待，谨持礼法，整顿风纪。每升堂讲释，生徒环立，各执难疑，问辩蜂起。朱弼应声解说，莫不造理。虽题非己出，而事实连缀，宛若早有准备，胸有成竹。于是诸生诚服，皆循规矩，教学秩序井然，风气改观。卢绛等无赖之徒见势稍稍引去，四方肄业者纷然而至。

这是有关白鹿洞书院，也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初期教学活动最早最详尽的记录，显示了书院教学某些最基本的特征。如：重视学生自学读书，师生质疑问难，解说论辩；纪律严明，礼法威重，风气井然。

唐末五代至宋初，曾在白鹿洞书院就学者达数百人，可考者如：

伍乔，庐州人，在庐山国学就读数年，苦节自励，于《易》探索精微，颇有成就。

江为，陈贶的弟子，在白鹿洞读书20余年。

杨徽之，读书于白鹿洞，长于《诗》。

刘式于南唐时在白鹿洞读书，曾手抄《孟子》、《管子》等书。据说这些书是当时白鹿洞教学中的日课。

刘元亨在白鹿洞读书时，博学贯经史，百余学生都像对老师那样尊敬他。

从这些资料中也可以窥见书院教学的某些特点，如：教学内容比较灵活多样，学生各有专长，师生关系比较和谐融洽。

(2)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在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西岳麓山抱黄洞下。

岳麓山也是唐代士人隐居读书的地方。马燧曾在岳麓山左坪舆衍建道林精舍。精舍建书堂，因藏有沈传师、裴休的笔札和宋之问、杜甫的篇章，故称“四绝堂”。因有藏书供人研读，故后人有称其为“道林书院”者。

岳麓山在唐代也是一处佛教活动的圣地。道林精舍旁即有一寺，也以道林为名。五代时，马殷曾加重建，僧众达300余人。道林精舍竟为道林寺所并。宋人曾赋诗一首，深表叹惜：

此是前朝古书院，而今创作梵王冢。

我来登眺不胜慨，独依东风数落花。

儒佛之间在唐末五代有斗争，也有融和之势，佛僧中也有人关心和仰慕儒家文化。南宋淳祐末年曾任岳麓书院副山长的欧阳守道，曾写过一篇文章《赠了敬序》(《巽斋文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述及其从古碑中发现二名僧人慕儒者之道，割地建屋，购书兴学的记载。

清山长欧阳正焕手书整齐严肃啤拓片(碑今嵌讲堂轩廊)

朱熹手书忠孝廉节碑拓片(碑今嵌讲堂)(选自杨慎初等《岳麓书院史略》)

清康熙皇帝御书“学达性天”匾额(选自杨慎初等《岳麓书院史略》)

清乾隆皇帝手书“道南正脉”额(选自杨慎初等《岳麓书院史略》)

往年余长岳麓，山中碑十余。寻其差古者，其一李北海开元中为寺僧撰，其一记国初建书院志撰者名。碑言：书院乃寺也。有二僧，一名智璿，一名某。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思见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凡所营度，多出其手。时经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师，而负以归。士得屋以居，得书以读。其后版图入职方，而书院因袭增拓至今。

欧阳守道认为二僧慕儒者之道，建屋购书，供士子居住研读，奠定了岳麓书院的初步基础，二僧之功不应埋没。后世儒者多囿于儒佛之争的偏见，耻谈书院前身为僧人所建，未免不符事实，有失公允。指出：

予读此，甚善二僧之用心与予同。读者乃笑之，若谓此碑为不足存。嗟呼！白鹿洞诸书院，经近世诸大贤主张扶植，必推本其初，为何人所居，出何时之意，后虽有述，而始作之善不可没也。智璿若某二僧者，生于彼时，同时有位与力过二僧者何限！彼不为此举，而此为之，岂不可大嘉哉！独以其僧也，而今置之不道，其亦不得为公也已！(《巽斋文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岳麓书院在早期曾与佛寺有着密切的关系，恰好说明书院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曾借鉴和吸收了佛寺的某些经验。这一史料得以保存并得到公正的评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引起书院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宋初，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彭城人刘嶅〔ao敖〕倡议在僧人原有书舍的基础上创建书院，由潭州知州朱洞和潭州通判孙逢吉率地方公众共成其事。建讲堂五间，斋舍52间，并建祭祀先师先贤的祠宇，集聚一批图书，广招生徒，开展讲学。形成了藏书、祭祀、讲学功能齐全的书院教育组织。据陈傅良《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称：自此数十载，“教化大洽，学者皆振振雅训，行艺修好，庶几乎古”(《止斋先生文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其后，曾因热心书院教育的地方官员去职，其政“不嗣”，“弦歌绝音，俎豆无睹”，生徒逃逸，六籍散失，藏书、祭祀、讲学遂不能继，书院又陷于荒圮。

咸平元年(公元998年)李允则知潭州，次年又着手修复岳麓书院，“敞门屋”，“揭书楼”，“辟水田”。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宋真宗赐国子监印本“九经”于岳麓书院，并修孔子庙堂。选派行义著称的周式任山长，生徒达60余人。又寻到朱洞、孙逢吉的“故书”，改善和充实了藏书条件，岳麓书院又得新生。据王禹偁〔cheng撑〕记称：岳麓书院修复后，“使里人有必葺〔qi汽〕之志，学者无将落之忧”，“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小畜集》)。说明岳麓书院当时在弘扬和传播儒家文化，改善社会道德风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