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9 兵俑头陶 秦 陕西临潼出土

细微精深主要指兵俑的细部变化和对生活反映细腻。体现秦兵马俑的变化表现于每个兵俑的年龄、性格、地区以及头式、衣饰等的不同。那些不同的发髻，不同的髭须，不同的披戴，不同的相貌等等，充分体现这些俑的制造者的艺术观察和概括力。这些能力也体现在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反映上。如所有将军额头都有几道皱纹，这与《汉官旧仪》的秦国五大夫以上“次年德为官长将军”的记载相符。秦俑均免盔束发，符合《史记·张仪列传》中所说的秦军“跿跔〔tuju徒居〕科头、贯颐奋戟”这种免盔腾跃、挥舞兵器奋勇作战的写照。还有如马俑，处处按良马的标准来塑造，就连马口内的牙齿，也没有忽略。马出生第二年开始长牙，每年长二颗，至八颗为齐口。六颗牙是马年富力强的青壮年期。秦始皇陵马俑口内，均为六颗牙，正是驰骋疆场的大好时光。

汉代秦而立，国祚400年有余。统一的国家，繁荣的经济，使文化艺术的发展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俑的创造，也达到了顶峰。汉俑没有秦兵俑体量大，但真正展现俑的艺术魅力的正是汉俑。

汉代的俑，从现存实物看，可以大致分为五个发展阶段。西汉早期，多为兵马俑和侍俑；西汉中期，多为马俑、骑俑、车俑、侍俑、舞俑、仙人俑等；西汉后期，出现百戏俑；东汉早、中期，各种形式的俑都出现，其中以车马俑、生活俑、动物俑水平最高；东汉中、晚期，俑多与建筑模型成套成组地结合在一起。从俑的分布地区来看，西汉以首都长安为中心，出的俑数量多，水平高。长安以外，刘邦老家徐州地区出土也较丰。其余地区如湖南、湖北、广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也相继出土数量不等的非常有特色的铜、木、陶俑。东汉俑分布地域广，全国各地均有出土。京都洛阳理应为中心，但从出土的实物来看，远远不如外地。四川地区在东汉非常突出，出的俑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形象生动。四川之外，丝绸古道上的河西地区，也是东汉俑的主要代表地区之一。

汉俑以数量大、分布广、内容丰富、材质多样为其特色。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车马俑、人物俑、动物俑三个方面。

车马俑 汉立国之初，社会还不十分稳定，诸侯国时有叛乱，文景之后，社会才趋于安定。这一历史，清楚地反映在俑的形式上，即由兵马俑往车马俑的转变。汉代的兵马俑，目前所知有陕西咸阳杨家湾和江苏徐州两地出土。前者据考证是绛侯周勃、条侯周亚夫父子墓葬品。杨家湾大墓1965年发现于长陵旁，共出土半米左右高的骑士俑、文武侍从俑2500余件。其中骑兵俑538件，其他人俑1965件。这些俑与秦始皇陵兵马俑一样，整齐地放置在11个随葬坑中。这些俑绘有红、绿、黄、白、黑、紫等衣饰。有的持物，有的背着箭囊，形象地反映了汉初中央的军事力量。周勃是刘邦打天下的主要战将，刘邦、吕后死后带兵诛灭诸吕，将汉室江山重归刘家；周勃之子周亚夫在文帝时曾以将军身份屯守细柳（今陕西咸阳附近），治军严明，深为文帝赞赏。景帝时，又率兵平息吴楚七国叛乱，军功卓著。杨家湾的兵马俑军容肃整，尤其是500余骑兵威武生动，有如一支阵容雄壮的骑兵部队。这座墓被认定为周氏父子的，自然有一定道理。但是，这种论断不是没有问题。周亚夫晚年，因不被汉景帝信任，辞去丞相职务回家。后来他儿子为他从皇家工场买回作葬具用的500套甲盾，被告发，周亚夫送廷尉治罪。“廷尉责曰：‘君侯欲反耶？’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邪？’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亚夫）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一个失宠的臣子，因买了500套作明器用的军事装备（甲盾），被硬安了谋反的罪名冤死狱中。他的家属，竟会在他墓中随葬2500多兵马俑，岂不真要谋反地下吗？因此，将杨家湾无名大墓说成为周勃、周亚夫父子墓又于理有悖。即使如此，将杨家湾汉墓视为汉初的军事重臣的墓是毫无疑义的。徐州地区为西楚故地，西汉时是经济富庶之地。近10年发现的几个楚王墓，其规模之大，在全国罕见。这些墓都以山为陵，墓中又另凿很多侧室，没有强大的经济后盾，无法胜任这种营造工程。1984年在徐州狮子山发现3000个兵马俑，系某一代楚王随葬物，被整齐地放置在一个坑内。其中马俑较少，主要是兵俑；兵俑有站立者也有跪坐者，高度在25—52厘米不等。由于是地方武装，因此有一些别的地方未见的形象。如临潼秦兵俑、杨家湾汉兵俑多胡须，而徐州兵俑则无胡须；又如戴风字盔的武士等，也为其他地方所少见。杨家湾兵马俑和徐州兵马俑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汉初中央和地方的武装力量的状况。墓中放置这样众多的兵马俑，也正好反映了在汉初国家的稳定，处处得靠武装力量。

汉中期以后直至东汉，墓葬出土中兵马俑鲜见少闻，代之而起的，则是许多马俑、车马俑、仪仗用骑兵俑等等。这些，表明汉代中期以后，社会已从过去战乱频仍进到了和平安定的环境；过去对征讨的重视改变为对生前豪富的炫耀。经济发展，用马替换牛驾车成为富足的标志；以汉武帝为代表的爱马癖好，也造成了社会爱马之风的形成。这些都是车俑、马俑频繁地出现在墓葬中的背景。车马俑早在秦代即有，如1980年在始皇陵三号坑出土的两套铜车马均为四马一车，手法写实，工艺精湛。汉中期以后的车马俑多表示官吏出行所乘，即使还有武装的骑从，也是作为仪仗或仪卫所用，并非象征征伐的兵马。汉代的车马俑，尤其是马俑，造型生动，制作精美，气宇轩昂。这些车马俑全国各省、市、区均有出土，而且造型的水平都较高，中心地区所制与边远地区所制差距不大。例如将茂陵出土的鎏金马，武威出土的铜奔马，贵州、广西的铜车马，河南、四川、旅顺、广州、徐州等地的众多陶马等全部集中摆放在一起，除了材料不同之外，造型水平难分上下。当然，从艺术性上，不是一点差别也没有。例如武威雷台所出奔马（马踏飞燕），从艺术构思到具体的形象处理，都非常完美，为汉代奔马的典范，真可谓空前绝后的千古一马。（图10）又如四川彭山与徐州的陶马，一个竖耳睁目，俯首嘶鸣，前蹄刨地，生动表现出一匹骏马行将急驰向前的动势；一个修长的头部与脖子，以讲究的线条与块面的处理，使人得到一种美的韵律感。1981年出土于汉武帝茂陵东侧无名冢的鎏金铜马，是西汉时期铜马的上乘作品。从张口喷鼻的神态看，无疑是继承了秦始皇陵铜马俑的手法。但另外一些方面，却已经带有西汉的时代特点。这件马俑已没有秦马俑那种肌肉丰满厚实得略显肥胖的毛病，而是很精干灵巧，充满了爆发力。在肌肉的处理上，巧妙地利用了线的手法。如胸、腿等处一些肌肉群与另一些肌肉群的相交，并不靠曲面的过渡，而是用线进行快节奏的过渡，使块面得到浓缩和精炼。这种手法的直接效果就是肌肉的厚实感的减弱而丝毫未削弱肌肉的力量感。整匹马在比例上更匀称，加上工艺的精湛，鎏金的光洁，这匹马看起来光彩夺目，耐人寻味。

图10 奔马铜 东汉 甘肃武威出土

人物俑 情动于中是汉代的人物俑的一大特色。在表达这些神情时，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俑有着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情趣，不同的角色又体现了不同的审美观和风土人情。从时代来看，西汉的人物俑一般身体都显得高大，颇有追求“硕人其颀〔qi旗〕”的古风；动态一般较小；俑的反映面也不宽。东汉的人物俑正好与西汉的相反，身材一般都不高大，各种身份、各种体态和各种动态都有，是俑的创作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时期。由于有这些不同，就造成前后汉不同的时代风格。西汉以关中一带俑为代表，制作都很精细，跪坐俑显得文静、秀雅；拱立俑显得沉着、恭谨；弋射俑、乐舞俑动态不大，显得生动而朴实。这些情态状貌，与在京畿地区，受京都文化的熏陶和京城制度的约束有关。东汉以四川俑为代表，制作有粗有精，数量多，动态大，造型生动，形象浑厚而整体效果强烈。例如说唱俑、舞俑、背儿俑、铡刀俑等，看后感到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图11）这些特点，不能不说与四川地区经济繁荣、“无凶年忧”以及“好文刺讥”（《汉书·地理志》）的文化幽默感强有关。从地区特点来看，即使是同一时代，也有很大差别。如同为西汉，关中地区与徐州地区的俑就有很大不同，前举兵马俑可为一例。另外，一些男侍俑、女侍俑的造型，除了身材高大这一共同特点外，两地在彩绘和发式上各有许多独特的地方。如王子云收藏的一件西安出土西汉女立俑，头戴风帽，阔袖细腰，长袖曳地铺开，拱手端立，姿容端庄娴静；小小的口唇上抹着鲜艳的口红，显得分外美丽。1986年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了200多件陶俑，人物的动态都比较单调，但彩绘却很讲究笔的顿挫。在那些男侍俑的眉、眼、胡须的勾画上，行笔工稳而自由，尤其是眉梢劲利的出锋，使这些俑在眉宇中透出一股英武之气；在处理一些细节上，如一些俑绘成双眼皮，也非常有情趣。北洞山汉墓136件女侍俑中，被称做Ⅱ式有11件，是一种发式非常独特的类型：头部两侧发式向外，成犄角状，束髻中有一绺外突而下垂的头发，即所谓垂髾〔shao梢〕髻。这种长长地垂于脑后的卷发，非常富于女性的美。这种同时代不同地区具有的不同风格，在东汉最为突出。如同样是舞俑，四川的左手提衣，右臂屈肘，扭身扬头，表现得气氛热烈；洛阳的头梳三个高髻，细腰长颈，广舒长袖，表现为轻歌曼舞；广东的头戴花冠，饰宝石耳环，如片状的双袖在胸前身后卷曲，颇有一种异国情调。至于那些生活俑、百戏俑、侍俑等等，更是丰富多彩，不胜枚举了。1990年春夏之交陕西咸阳汉景帝阳陵丛葬坑陶俑的出土，可能是继秦始皇陵兵马俑后又一次最重要的陶俑发现。这批陶俑由于是帝陵俑，代表了当时制俑的最高水平。出土的阳陵陶俑，高约60厘米，均为裸身，从俑坑内发现的丝绸碎片看，这批俑入土时是身着丝绸的。没有了衣服的裸身俑，也就没有乱人耳目的东西，它的雕塑水平就可以显而易见地体现出来。阳陵陶俑的人体虽然只是作为穿衣的模型来制作，但人体修长而合于比例，线条流畅，肌肤丰盈，有一种人体的美。这些俑甚至连男性性器官都清楚地塑出，更显出制作时的认真和求实。这些俑的俑头，各有特色，有的脸呈鸭蛋形，眉清目秀，嘴角上翘，面带微笑；有的脸呈方圆形，颧骨突出，大眼粗眉，神情冷峻；有的面部丰盈，额头开阔，双目平视，沉静怡然。这些有个性的头像的制作，充分说明汉初的雕塑家对生活的熟悉，以及在对人的头部结构了解后灵活雕塑的能力。与秦始皇陵陶俑相比，阳陵的俑头造型显得更为柔和，神情更为自然，因而也就更接近现实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