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只记得，正当我的律师要继续发言时，一个卖冰激凌的小贩吹响了喇叭，响声从大街上穿射到大厅里和法庭上，最后传到我的耳畔。对于某种生活的记忆向我袭来，这种生活已经不再属于我，但我曾经在那里找到过我最简陋却最难以忘怀的快乐：夏天的气息、我热爱的街区、某一种夜空、玛丽的笑和连衣裙。我在这个地方一切的徒劳这时候都涌上我的喉头，我只迫切地想让一切结束，好让我赶紧回到牢房去睡觉。所以最后我的律师说了什么，我只听见一点点。他大吼着说陪审团是不会把一时糊涂的正直劳动者打发到死神那儿去的，他还要求考虑那些能够从轻发落的情况，因为我已经背负上了杀人的罪，这将是永远的悔恨，是最确定的刑罚。法庭中止了审讯，我的律师精疲力竭地坐下了。他的同事们都过来和他握手，我听到他们说：“太棒了，亲爱的。”其中一个甚至来找我求证，他对我说：“嗯？”我表示同意，但我的赞扬并不是真心的，因为我太累了。

然而，外面天色已晚，也不那么热了。从街上听到的一些声音，我可以猜到傍晚时分的惬意。我们都在那儿，等着。其实大家一起等着的事情，只和我一个人有关。我又看了看大厅，一切都和第一天一样。我的目光与那个穿灰上衣的记者和那个像机器人一样的女人的目光相遇了。这使我想起来，整个审判过程中，我都没有朝玛丽那边看一眼。我并没有忘记她，但我的事情太多了。我看见她坐在塞莱斯特和雷蒙之间，她朝我做了个小小的动作，像是在说：“总算结束了。”我看见她有点儿焦虑的脸上泛起了微笑。但我感觉我的心已经与世隔绝，我甚至没有能够回应她的微笑。

法庭重新开审。很快，有人把一连串的问题念给他们听。我听见“杀人罪”……“预谋”……“酌情减轻”。陪审员们出去了，我被带进那间小屋子里，之前我也是在里面等候的。我的律师来找我，他口若悬河，并且用从未有过的自信和亲切对我说，他认为一切都会顺利的，我只须坐几年牢或者服几年苦役就没事了。我问他如果判决不利的话，有没有机会撤销原判。他说没有。他的策略是不提出当事人的陈述意见，以免引起陪审团的不满。他对我解释说，不能就这样无缘无故随便上诉。我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便同意了他的看法。其实，冷静下来看，这也是非常自然的。不然的话，就有太多公文废纸了。“无论如何，”我的律师说，“上诉是可以的，但我相信，审判结果会是有利的。”

我们等了很久，我想大概三刻钟之后，铃声响了。我的律师向我告别，他说：“庭长要宣读答复了。您要等到宣读判决的时候才能进去。”我听见门咯吱作响，一些人在楼梯上跑着，我听不出他们的远近。接着，我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在大厅里读着什么。铃又响了，被告席的门开了，大厅里的寂静向我涌来，伴随着这种寂静的，是一种油然而生的奇特感觉，因为我注意到那个年轻的记者把眼睛转到了别处。我没有朝玛丽那边看。我没有时间，因为庭长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对我说，要以法兰西人民的名义在一个广场上将我斩首示众。这时，我才感觉自己认清了在所有这些脸上读到的感情。我确信那是一种敬重。法警对我也温和了；律师把手放在我的手腕上；我什么也不想了。庭长问我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考虑了一下，说：“没有。”于是他们把我带走了。

05

我拒绝接待指导神父，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跟他没什么可说的，我不想说话，很快我又会见到他。我现在感兴趣的，是想逃避不受我意志控制的进程，是想知道不可避免的事情能不能有一个出路。我又被换了牢房。在这个牢房里，我一躺下就看得见天空，但也只看得见天空。我整天整天地望着它脸上渐弱的光线由昼入夜。我躺着，双手枕在脑袋下面，等待着。我不知道多少次想过，以前有没有判了死刑的人逃过了那无可抗拒的命运，临刑前逃之夭夭，割断警方的绳索。于是我就怪自己以前没有对描写死刑的作品给予足够的关注。对于这些问题，一定要随时关注，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像大家一样，我读过报纸上的报道，但一定有专门的著作，我却从来没有兴趣去翻翻。可能在那里面，我会发现关于逃跑的叙述。那我或许就会知道，至少有那么一次，绞架的滑轮突然停住了，或是在这种不可遏制的预谋中，仅仅那么一次，偶然和运气改变了一些东西。仅此一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对我也就足够了，剩下的就交给我的心去管了。报纸上常常谈论对社会欠下债的问题。按他们的意思，欠了债就要还。不过，在想象中，这就无关紧要了。重要的，是逃跑的可能性，是一下跃出那不可避免的仪式，是发疯似的奔跑。奔跑，能给希望提供所有的机会。当然，所谓的希望，就是在马路的一角，在奔跑中，被一颗流弹打死。但是我想来想去，没什么东西能允许我有这样一种奢侈的享受，一切都禁止我，那超越意志的进程又抓住了我。

尽管我心怀善意，但还是不能接受这种咄咄逼人的确凿性。因为说到底，在构成这种确凿性的判决和这个判决被宣布之后不可逆转的进程之间，有一种可笑的不相称。这个判决是在二十点做出的，而如果是在十七点，它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结果。它是由一些换了衬衣的人做出的，它是要取得法国人民的信任的，而法国人（或者德国人，或者中国人）却是一个很不确切的概念，在我看来，这一切，使得这个决定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它的严肃性。然而，我不得不承认，从这个决定被做出的那一秒起，它的效用就和我身体所靠着的这堵墙的存在一样确实、一样可靠。

这时，我想起了妈妈告诉我的一个故事，是关于我父亲的。我没见过他。关于这个人，我所知道的所有确切的事，可能就是妈妈告诉我的那些事：他曾去看过处决一个杀人犯的过程。他一想到要去看杀人，就感到不舒服。但他还是去了，回来的时候，他差不多呕吐了一上午。我听了之后觉得我父亲有点儿令我恶心。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很自然的。我当时怎么就没看出来，没什么事比执行死刑更重要了，总之，这是唯一一件真正能使人感兴趣的事情！如果我真的能从这座监狱出去，我一定去观看所有的处决。我觉得我不该想到这种可能性的。因为想到有那么一个早晨，我从警察的绳索后面得到了自由，再想到另一方面，我作为观众来看热闹，事后还要呕吐一番，一想到这些，就有一阵恶毒的喜悦涌上我心头。但这是不理智的。我不该让自己有这些想法，因为这么一想之后，我立刻感觉浑身冰冷，不得不蜷缩到被窝里，我的牙齿不自觉地打战。

但是，人当然也不能总是理智的。比方说，有几次，我就制订了一些法律草案。我改革了刑罚制度。我注意到，最根本的就是要给犯人一个机会。只要有千分之一的机会，就足以调解很多事情。所以，在我看来，应该发明一种化学药剂，服用之后可以有十分之九的机会杀死受刑者（我想的的确是：受刑者）。条件是，要让他事先知道。因为经过我反复琢磨，冷静思考后，我发现断头刀的缺点就是，没给任何机会，一点都没有。总之，受刑者是一劳永逸地死定了。那是一桩已经了结了的案子、一种已经选定了的手段、一项已经谈妥了的协议，没有再商量的余地了。如果万一，脑袋没有砍下来，那就得再砍一次。于是，令人郁闷的是，受刑的人得希望机器运转靠谱。我觉得这是它不完善的一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也得承认，一个完美安排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总之，受刑者不得不在精神上与之合作。他最好希望一切照计划运行，不要发生意外。

我还发现，直到如今，我对于这些问题有着一些并不那么正确的看法。我曾经长时间地以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断头台，是要通过一级一级台阶，爬到架子上去的。我觉得这是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缘故，我是想说，因为关于这个断头台的问题，我所学到的、看到的，就是这样。但是，一个早晨，我想起了一张报纸上刊登过的照片，是关于一场引起轰动的处决。事实上，机器就放在平地上，再简单不过了。它比我想象的要窄很多。很奇怪，我竟然早先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照片上的机器看起来精密、完善、闪闪发光，令我印象深刻。一个人对于他所不了解的东西，总会有一些夸张了的想法。事实上，我不得不说，一切都很简单：机器和朝它走过去的人，都在平地上。人走到机器跟前，就像碰到另一个人一样。这也很讨人厌。若是通过台阶登上断头台，就像升天一样，想象力也能得以飞升。而现在呢，不可逆转的进程压垮一切：一个人被处死，却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这种死，带着一点羞辱和极大的准确性。

还有两件事，也是我总在考虑的，那就是：黎明和我的上诉。事实上，我总是给自己讲道理，试图不去想它。我躺着，望着天空，努力使自己对天空产生兴趣。天空变成了绿色，傍晚降临了。我又加了一把劲，想转变一下思路。我听着自己的心，我不愿想象这种跟了我这么久的声音有朝一日会停止。我从未有过真正的想象力，但我还是试图想象出某个短暂的片刻，我心脏的跳动不再传到我的脑子里。但只是徒劳，黎明和我的上诉还在那里。最后我只能跟自己说，最通情达理的方式就是不要勉强自己。

他们总是在黎明时分来的，我知道。总之，我整夜整夜地等待着黎明。我从来不喜欢被逮个措手不及。如果有什么事要降临到我头上，我更喜欢清醒地存在于现场。这就是为什么到最后，我只在白天稍微睡一下，而在一个又一个的夜里，我耐心地等待着曙光把天窗照亮。最难熬的，是那个昏惑不明的时刻，我知道他们一般都是在那时候行动的。一过午夜，我就开始等待，开始窥伺。我的耳朵从来没有听到并分辨出那么多差异细微的声响。另外，应该说，这段时间里，我还算运气不错，因为我从来没听见过脚步声。妈妈以前常说，一个人总不会完全只有痛苦。当天空泛出色泽，新一天悄悄钻进我的牢房时，我觉得她说的真是有道理。当然还因为，我本该是要听到脚步声的，我的心本该紧张到炸裂的。哪怕是一点点最细微的移动声，也会使我扑到门口，甚至把耳朵贴在门板上，我发狂似的等待着，直到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嘶哑得像一条狗在喘气，我都被自己吓到了。但总之，我的心没有炸裂开来，我又赢得了二十四小时。

整个白天，我就考虑我的上诉。我觉得我已经充分利用了这个念头。我盘算着我的结局，我从这种思考中获得了最大的收益。我总是做最坏的设想：我的上诉被驳回。“那么，我就得去死。”比别人死得早，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谁都知道，人生是不值得一过的。我不是不知道，三十岁死或者七十岁死，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不论是哪种情况，别人都会继续活下去，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几千年来都是这样。总之，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了。反正总归是我去死，不论是现在，还是二十年后。这时候，我的推理中让我有些尴尬的，是我想到我还要活二十年时，内心感受到了一种可怕的激动。不过，如果我真要是想到二十年后我会有什么想法时，我只要把它压下去就是了。人既是要死的，那么，怎么个死法、什么时候死，这些都不重要，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困难的是不要忘记这个“所以”所代表着的一切推理），如果我的上诉被驳回，我也应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