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生命中的荒诞感绝不可能是一个终点，而恰恰是一个开始。[1]——加缪

出版于1942年的《局外人》，早已是当之无愧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论其读者之多、译本之众在世界范围内均屈指可数，其文学和文化影响力早已超越了一时、一国、一语。而在中国，早在1961年便有孟安先生的译本问世并小范围传播，并经过八九十年代柳鸣九先生与郭宏安先生的再次译介在汉语世界广泛流传，其小说意涵在中文读者中引发了持续性的广泛探讨，更成为了现代小说的经典范例。

在《局外人》中，加缪塑造了一个典范性的现代人形象：默尔索。这位把“我怎么都行”挂在嘴边的小说主人公，对一切社会规范都显得无动于衷、置身事外，同时又以一种近乎魔鬼般冷峻的目光静观世人，甚至在自己的审判大会上也仿若一名看客，却又在诸多隐秘的瞬间表露着对世界的亲和，沉浸于其生活的当下性之中。这部简短的小说，总计不过两部十一节，却在极其精简的笔墨之间隐下无穷伏笔，使得对于《局外人》的解读呈现出近乎无穷的丰富性。1957年，当加缪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时他说道：“当我开始创作时我曾有过一个明确的计划，我想首先表现否定性（这个字眼有时用来指涉荒诞）。以三种形式，小说的——《局外人》、戏剧的——《卡里古拉》和《误会》、思想性的——《西西弗斯神话》。如果我对此从未有所经历，那么我根本无法将其谈及；我没有任何想象……我知道人们不能在否定性中生活，而我早已在《西西弗斯神话》的序言中对这一点作出了宣告；我依然是用三种形式对肯定性（反抗）作出了预示，小说的——《鼠疫》、戏剧的——《戒严》和《正义者》、思想性的——《反抗者》。我已经隐约瞥见第三个层次，围绕着‘爱’的主题。这是我正在构思中的计划。”类似的提法在加缪的笔记与言论中反复出现，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并非简单的事后追认。《局外人》作为加缪“荒诞系列”中的核心作品，是其日后庞大创作构架的基石和起点，也是我们理解加缪思想演变的关键。下面，我们将借助加缪的诸多笔记与散文以及《局外人》本身的线索，对这部作品进行细读与分析。

《局外人》的诞生

1913年11月7日，阿尔贝·加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省小城蒙多维。1914年7月14日，由于疟疾肆虐，其父吕西安·加缪举家迁回阿尔及尔。8月2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吕西安应征入伍，同年8月24日于马恩河战役中头部中弹负伤，10月死于法国北部滨海小城圣布里厄。伴随着父亲的去世，母亲不得不带着出生不久的加缪搬至阿尔及尔郊区的贫民窟库尔贝尔，与严厉的外祖母及残疾的舅舅共同生活。在一个文盲家庭中，虽然幼小的加缪时常能从母亲充满爱意的沉默中感到一种无言的温暖，但却不得不忍受双重的贫穷：既缺少物质收入，更没有任何书籍可供阅读。加缪便在这样一个文学彻底缺席的环境中成长了起来，但却并未因此落入平庸的泥沼。童年的贫苦没有折损他生活的热情，因为他发现了无价的财富——与他相伴的星空、大海与阳光。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生于贫困，但在幸福的天空下，在大自然中，我与之感到一份融洽，而绝非敌意。我的生命因此并非始于痛苦，而是始于圆满。”而与此同时，1930年一场险些使他致死的肺病让他对死亡有了深切的体悟；1934年他与第一任妻子西蒙娜·伊耶迅速失败的婚姻令他感到人与人之间信任的脆弱；他本人的家庭出身和青年时代在阿尔及利亚从事记者工作的经历，更让他对社会底层惨烈的生存状态有了清晰的认知；而他在求学时代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尔罗和萨特作品的阅读，则使他在文学与哲学层面获得了关于生命之残酷与荒诞的范例。凡此种种，使他在创作起步阶段便对荒诞产生了多角度的理解。正如他在1937年出版的人生中第一本著作《反与正》中说的：“有两件事对我极为珍贵，我也难以将它们分离：我对光明与生命的热爱，以及试图描述绝望经历的隐秘执念。”这也许便是《局外人》动笔的契机。同年，在24岁的加缪写下的诸多笔记中，我们可以读到以下这些片段：

4月

故事——一个不愿意自我辩解的人。人们对他产生的看法更受他青睐。他死去时，唯有他始终意识到自身的真相——这种慰藉何其空虚。

6月

死刑犯每天有神父探望。由于那被割断的喉咙，那蜷曲的膝盖，那试图令一个名讳成型的双唇，那被推向地面的疯狂，这一切都是为了使自己隐藏在“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之中。

而每一次，这个人都反抗着，他不愿接受这种便利，他要咀嚼他全部的恐惧。他一言不发地死去，眼中满含泪水。

8月

一个人曾在人们通常安置人生（婚姻、处境等等）之处寻找他的生活，他在阅读一本时尚图册时突然间意识到，他对他的生活（亦即那种在时尚图册中被设想的生活）是何其陌生。

第一部分：他直到此时的生活。

第二部分：游戏。

第三部分：对妥协的扬弃和自然中的真理。

这三条笔记是加缪在开始构思《局外人》时写下的最初随想，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面向。在4月的笔记中，加缪萌发了书写一个“故事”的意愿。故事的主人公似乎是一个冷漠的人，因为他“不愿意自我辩解”，他觉得这样做毫无必要；他又似乎是一个被动的人，因为他乐于按照“人们对他产生的看法”而非他自己所坚持的看法去定义自我；最后他又似乎是一个勇敢的人，因为他始终独自守护着属于他自己的“真相”，将这一“真相”贯彻到底。这些表面上看似矛盾的性格在经过变形之后几乎都出现在了默尔索身上。而6月的笔记，则是一个死刑犯人临刑前的具体细节，它不但将会在《局外人》第二部第五节中得到充分的发挥，更是小说的中心主题之一：拒绝彼岸与来世，坚持立足于此时此刻此生此地。这一基本的价值立场将在《局外人》中得到继承。8月的笔记，则是一个相对清晰的提纲，其中“游戏”一词所指代的是人在社会上生活需要履行的游戏规则，人应该如何参与这场游戏，又或者如何退出游戏，这一问题已经在加缪脑海中形成。在这则笔记中，加缪使用了“étranger（陌生）”一词，与日后小说的标题（L’étranger）中的étranger是同一个词，只是在这里使用了法语中的形容词意义。这个人物一方面在寻找着他真正的生活，另一方面又猛然发现他只是附着于其生活表层甚至置身于其外，他每天所经历的生活对于他“是何其陌生”。在这个瞬间，他对于其荒诞的处境产生了明确意识。这也是加缪本人当时拥有的体会。他在1940年3月的一则笔记中写道：

这突然的觉醒意味着什么——在这昏暗的房中——伴随着一个猛然间无比陌生的（étrangère）城市的种种噪声？一切对我而言都是陌生的（étranger），一切，没有一个生灵属于我，没有一个地方能缝合这伤口。我在这里做些什么，这些姿势与笑容有什么意义？我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别处。此后世界仅仅是一片未知的风景，在那里我的心再也无法找到依托。陌生的（étranger），谁能知晓这词究竟是何意味。

陌生的（étranger），承认一切对我而言都是陌生的（étranger）。

现在一切是明确的，在等待着并且毫不姑息。至少去以同时补全安静与创造的方式工作。剩下的一切，剩下的一切，不管发生什么，都无足轻重。

这一则笔记充分表明加缪本人对于局外人隔阂感的体认。他清楚地知道，一个人会距离其生活何其遥远。对他本人而言，出路在于创作。而正如尼采所谓“人是一种需要被克服的东西”一样，加缪此后全部的创作，都充分说明了他如何去克服这种“陌生”，去抵达生活的本真，获得可堪检验的幸福。《局外人》中默尔索的相关体验，便来自于加缪本人，我们不能因为小说的虚构性而完全把作家本人的经验排除在外，但也不能简单地把默尔索与加缪画上等号，因为加缪比他笔下的人物走得更远。许多心理学家把默尔索看作加缪的一次自我诊断，这一论点并非无稽之谈。回到1937年8月的笔记，按照这一提纲的规划，在意识到生活的“陌生”之后，将引发两个结论：拒绝妥协与融入自然。《局外人》看似用了更多的笔墨处理前者，只在零星处对后者加以叙述，其实却分别构成了《局外人》的明线与暗线。用加缪去世后第一套伽利马《七星文库全集》的编注者罗杰·基里约的话说，加缪在世时曾亲口对其承认，8月的这条笔记奠定了日后《局外人》的基本主题。此后三年中，加缪逐渐对小说加以扩充、修改并完善，最终于1940年5月完成了全文的书写。他在当月的笔记中写道：“《局外人》完成了。”小说完成的时间点虽然恰好是德军准备发动西方战役入侵荷比卢法的时间，但法国于1939年9月3日对德宣战之后，便一直在西线进行着静坐战，使得法国本土并没有强烈的战争气氛，加缪这段时间的笔记也几乎不涉及战争。所以，《局外人》从本质上是一本二战以前写成的作品，我们不能把这部小说看作是战乱时代的缩影，把默尔索的冷漠归结于社会动荡或百姓流离导致的悲观与茫然，这是一种误读；《局外人》的背景完全无关乎战争，却又在法国沦陷的1942年出版，这一点甚至使《局外人》在问世时一度受到法国批评家的攻讦，认为亡国背景下默尔索的存在坐实了一种卖国贼般的妥协和不作为，这又是一种误读。事实上，在加缪的著作中并不缺少历史车轮的痕迹，例如真正影射二战法国沦陷区生活的《鼠疫》与《戒严》，以及以阿尔及利亚战争为背景的《流亡与王国》与《第一个人》。而《局外人》所设定的情境，恰恰是最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亦即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都必将经历的平淡到近乎平庸的日常生活。这也是为何加缪在谈到《局外人》时会说，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写实的”，不如说是“象征的”，因为默尔索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隐喻，这种以寻常历史时期为背景的框架使其可以轻易地与遥远时空之外的读者对话并令其代入自我。也正是这一以日常生活为背景的布置，愈发使得“荒诞”显得如此避无可避，因为它无需特定的历史时机激发，而是无声无息却又无所不在地笼罩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无处奔逃。正是面对着这种普遍性的处境，加缪试图向我们讲述，在这个上帝死了、最高价值自行贬黜的时代，人之为人是否依然可能。

《局外人》的意涵

当我们谈论《局外人》的主题、谈论其主人公默尔索的生活态度时，无论将其认定为懦夫或英雄、沉沦之人或理性之人，幸福或不幸，一个根本性的概念是绕不过去的，这就是“荒诞”。纵观《局外人》全书，“荒诞（absurd）”一词只在小说结尾处直接出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