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以前叫做自己的人格的东西逐渐受到破坏，我也开始明白为什么明明自己绝望到了极点，却又那么害怕死。开始察觉到这个懦弱、可耻的死的恐怖也是自己那陈腐的、小市民式的虚伪的一部分。这个旧有的哈拉先生、有天分的作者、精通莫扎特和歌德的人，这个对于艺术的形而上学、天才与悲剧、人道主义的评论值得一读的笔者，这个住在堆满了书的隐居处的忧郁隐士，虽然毫不留情地不断自我批判，但却始终掌握不到自己的真面目。这个具有天分、让人深感兴趣的哈拉先生确实提倡理性和人道主义，虽然抗议战争的野蛮，可是却遵从他的思想原来就有的结论，找出某种顺应之道，没有在战争中被推到墙边遭受枪杀。那当然是极其绅士式的高贵顺应，不过显然是一种妥协。另外，虽然他反对权力和压榨，但他却在银行里存放着好几家工业公司的有价证券，而且使用那利息消费，良心没有感到一丝不安。一切都是像这样。虽然哈利·哈拉先生很成功地装扮为理想主义者、蔑视世界者、悲伤的隐士、愤怒的先知，但骨子里其实只不过是个资产阶级罢了，认为应该排斥像荷蜜娜的生活那样的生活，为虚掷在餐厅里的夜晚和在那里消费掉的金钱感到气愤。并且感到良心不安，一点也不期望寻求自我解放和自我成长。相反的，倒是强烈希望能够在他的精神式游戏中获得欢乐，回到为他带来声名的从前那个舒适的时代。与此完全相同，他所轻视、嘲笑的报纸的读者，也都向往着、想回到战前的理想时代。因为比起在痛苦的体验中学到东西，还是那样比较轻松。这个叫做哈拉的家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家伙呀！真是个叫人作呕的家伙，而我还依然紧抓住那个家伙不放。还执著于他那已经开始斑驳的假面具，执著于对精神的媚态，执著于对丧失秩序与偶发事件（死也是其中之一）的小市民式的恐惧。并且带着嘲弄与嫉妒，将不断新生的哈利，将在舞厅中显得有些畏缩、滑稽的业余爱好者和那个从前的、虚伪的、理想的哈利肖像作比较。并且在那段期间，他也在那个哈利肖像上，找到了在教授的歌德铜版画上所发现的彻底搅乱他的心的、该诅咒的一切特征。他本身——老哈利正是那样被小市民式理想化了的歌德。简直就和那个具有高贵眼神的精神上的英雄没有两样！有如涂上发油般，发出崇高的、精神式的、人道主义的光辉，为自己的高贵灵魂深受感动！哼，如今这幅高贵的肖像已经面目全非，到处都是破洞，理想的哈拉先生已经被摧毁得惨不忍睹了。有如遭受强盗洗劫，穿着撕得稀烂长裤的达官显贵一般。要是他是个聪明人，现在就应该扮演落魄潦倒的人，可是却有如佩戴着勋章似的，披着破烂衣服，哭哭啼啼地继续寻找失去的地位。

我和乐师帕布罗见了几次面。既然荷蜜娜那样喜欢他，一直想和他在一起，我对他的评价也就不得不修正。我把帕布罗当成美丽的虚无，有些爱慕虚荣的小纨绔子弟，以吹奏廉价的喇叭为乐，用奉承和巧克力就可以轻易驾驭、满足的天真孩子留在我的记忆中。可是帕布罗根本就不把我的评价当一回事。那种东西就和我音乐上的理论相同，对他来说可有可无。他友善地、热心地听我说话，不断微笑着，但绝对不回答。即使如此，显然我还是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努力想要让我喜欢他，想要向我示好。就在那样的毫无用处的交谈中，有一次我生气了，显示出近似粗暴的态度。于是他不知所措了，悲伤地看着我的脸，牵起我的左手摩挲着，从镀金的小盒子里取出不知是什么的闻嗅气味的东西，要我嗅一嗅，说这样心情就会舒畅。我用眼神向荷蜜娜询问。她点点头，因此我把那东西接过来，嗅了嗅。的确，没有过多久，我就变得清爽、快活了。也许在那粉中含有些许古柯碱。荷蜜娜告诉我说，帕布罗经由秘密管道获得那样的药，手边有很多，有时会建议朋友吸，他是调制那种药的名人，有镇痛剂、催眠剂、让人做美梦的药、变成快活的药、春药等多种。

有一次，我和他在码头旁的大街上相遇。他立刻和我同行。这次我终于能够让他开口说话了。

“帕布罗先生，”我对摆弄着黑色和银色交错的细手杖的他说，“你和荷蜜娜是朋友，这是我对你感兴趣的理由。不过老实说，我很难和你交谈。我好几次想和你谈谈音乐——因为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判断和异论，可是你连一句话都不屑作答。”

他向我露出真诚的笑容，这次没有吝惜回答，平静地说：

“事实上我认为音乐根本就不值得谈。我绝对不谈音乐。对于你那聪明、正确的看法，我要怎么回答呢？你说的每一件事情都非常对。我是乐师，不是学者。我觉得对音乐来说，正确的事情，一毛不值。对音乐来说，是否正确，是否具有品位或修养，根本就不是问题所在。”

“原来如此。那么到底什么是问题所在呢？”

“哈拉先生，就是做出音乐来，专心地做出尽可能好、尽可能多的音乐来！先生，就是这一点。比如即使我把巴赫和海顿所有的作品全都放进脑袋里，说出最高明的理论来，对任何人也是没有帮助的。不过我拿起萨克斯，只要吹出充满活力的狐步来，不管狐步好不好，大家都会很高兴的。大家都会手舞足蹈，热血沸腾。问题就只在这里。经过长时间的休息后音乐再度开始的瞬间，你仔细看看舞厅里每个人的脸好了——眼睛是多么晶亮，脚动得是多么灵活，脸上的笑是多么欢乐呀！音乐正是为此而做的。”

“帕布罗先生，你说得很好。但并不是只有感觉的音乐，也有精神的音乐。不是只有在眼前演奏的音乐，也有虽然没有实际被演奏，却始终存活下去的不朽音乐。任何人都可以一个人躺在床上，在心中唤起《魔笛》或《马太受难曲》的旋律。那就成为音乐，即使没有人吹长笛，没有人拉小提琴，也一样是音乐。”

“哈拉先生，确实是那样没错。即使是像《思慕》和《瓦伦西亚》那样的曲子，每晚也是会由很多孤独、梦想的人沉默地演奏出来。在办公室上班的最贫穷的打字员，也会记得刚听到的一个舞步，配合着那节奏打字。寂寞的人会那样做是理所当然的。我就承认这些人都拥有这种沉默的音乐好了。不管那是《思慕》《魔笛》，还是《瓦伦西亚》！可是那些人是从哪里借来孤独、沉默的音乐的呢？他们是从我们乐师这里取得的。即使是沉默的音乐，在自己家中的房间里回想起来、梦想出来之前，也必须先被演奏、先被听到、进到血液里去才行。”

“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我冷静地说，“但是不能将莫扎特和最新的狐步摆在同一位置。你让大家听神圣、永恒的音乐，和听廉价的、只能存活一天的音乐，绝对不是相同的事情。”

帕布罗从我的声音中听出激动的口气，立刻显出最和悦的神情，仿佛爱抚般摩挲我的手臂，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安详声音说：

“是的，对于位置你说的完全正确。你把莫扎特、海顿和《瓦伦西亚》摆在你喜欢的位置上，我没有任何异议！那对我来说都没有两样。我没有必要去决定位置。也没有人问过我那样的事情。莫扎特大概一百年后也会被演奏，《瓦伦西亚》大概两年后就没有人演奏了——我认为这可以放心地交给神去处置。神是公正的，把我们大家的寿命都掌握在手中。一切华尔兹和狐步的寿命也都一样，神一定会公正判决的。可是我们乐师必须做我们应做的事情，尽我们应尽的义务和课题。那就是必须演奏大家现在所期望的音乐。而且必须尽可能演奏得更美、更确实。”

我叹息着中断了交谈。这个人让我束手无策。

有很多时候，新的事物和旧的事物、痛苦和快感、恐怖和喜悦会很奇妙地交错在一起。有时候我身在天堂，有时候身在地狱，但通常是同时身处这两个地方。旧哈利和新哈利有时候会猛烈缠斗，有时候则和睦相处。有时候旧哈利会仿佛完全死了被埋葬掉似的，但却又突然复活过来下命令，施加暴力，比以前更加熟知一切。而新的、小的、年轻的哈利则羞得无地自容，沉默着、被推挤到墙边。其他的时候年轻的哈利则抓住老哈利的脖子，狠狠地掐紧。这样一来，就不断发出惨叫声，重复即将气绝身亡时的痛苦，不断想起剃刀。

可是苦恼和幸福常常形成一道波浪撞击到我的头上。我第一次试着在别人面前跳舞后过了几天，夜里回到自己的寝室时，发现美丽的玛丽亚躺在我的床上，让我感到难以言喻的吃惊、讶异和恐怖，而产生陶醉之感也是在那瞬间。

在此之前，荷蜜娜已经好几次让我出乎意料，而这次则最为强烈。我毫不怀疑送这只天堂鸟到我这里来的正是荷蜜娜。那天夜里我没有像平常那样和荷蜜娜在一起，而是在一座教堂聆听古老教会音乐的出色演奏。那是前往我往昔生活的，前往我广大的青春原野的，前往理想的哈利领域的既美丽也悲伤的远足。美丽的网状圆穹在数个油灯的火影中，宛如具有灵魂般左右摇曳，在高大的哥特式教堂内部，我聆听了布克斯泰乌德31、帕海贝尔32、巴赫和海顿的曲子，再度走着从前怀念的道路，又听到巴赫的女歌手那美妙的声音。那个女歌手以前和我非常熟稔，听过她无数次出色的演唱。听到那古典的音乐和歌声，沉浸在那无限的高雅与神圣中，我再度唤起了青春时代的激昂、陶醉和感动。我悲伤地聆听着，坐在教堂高大的合唱席上，一个钟头之间，成为从前是我的故乡的高贵、至福世界的客人。听着海顿的二重奏时，眼泪突然涌现出来。我无法等到演奏会结束，于是放弃与女歌手重逢的念头。（啊！从前在那样的演奏会之后，我和艺术家们一起度过的许多夜晚，是怎样的光辉灿烂呀！）我悄悄溜出教堂，在夜晚的小路上走着，直到筋疲力尽为止。四处的餐馆窗户深处，爵士乐团演奏着我现在的生活旋律。啊！我的生活变得是多么彻底的悲伤、混乱呀！

走在夜路上，我也长久地思考着自己和音乐的奇妙关系。并且知道这个和音乐的既是感动的，也是宿命的关系，是德国精神全体的命运。统治德国精神的是母权，采取音乐的指导权的形式，亦即与自然的结合统治着，这在其他的民族是看不到的。我们这些精神式的人不是像男子汉那样去抵抗，不是去服从精神、服从理念、服从语言、服从命运，而是用相反的想去表达出那个用语言难以名状的事物，表达出那个用形状难以表达的事物，梦想那个没有语言的语言。精神式的德国人没有尽可能忠实、诚实地演奏乐器，而是经常反抗语言、反抗理性，向音乐抛送秋波。德国精神沉溺在音乐中，沉溺在灵妙至福的声音构成物中，沉溺在从来没有被迫成为现实化的灵妙优美的感情与气氛中，怠忽许多现实的任务。我们这些精神式的人全都不停留在现实中，疏远现实，敌视现实。所以不管是在我们德国的现实中，还是在历史上、政治上、舆论上，精神的角色都非常悲惨。事实上，我经常深深思考思想，并且有时候会感受到有一天要让现实形成、有一天要认真地负责任去行动的这种强烈憧憬。但最后每次总是放弃了，以服从宿命告终。将军们和工业家们说得一点都没有错。亦即从我们这些“精神式的人”这里，绝对不会诞生出什么东西来。我们这些人可有可无，只不过是疏远现实、不负责任、才气焕发的饶舌集团罢了。可恶！拿剃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