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司的主要职能是协助尚书、侍郎执掌政令，前引礼、刑二司郎中、员外郎的职掌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同时，它们也协助本部长官处理最核心的政务，这正是掌政令的一种表现，也必然带来不少事务性工作。如吏部司协助长官进行铨选，其间有大量事务性工作，后来遂专设一名员外郎判南曹，以管理文案。又如户部司，掌天下户口、垦田，并根据天下计帐推算租庸调数，作为度支司支度国用的依据，业务极繁忙。在敦煌文书P.3813《文明判案》残卷中，有这样一件判文：宋仁里兄弟因隋末乱离，各在一所，且俱是边贯，而老母仍独居故乡，请求予以照顾，“申省户部听裁”，最后得以圆满解决。[25]这样一件小事竟需户部司裁断，其工作之繁忙可想而知。

至于各子司，其事务性色彩更浓。以刑部四司为例：刑部司，“郎中、员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谳，为尚书、侍郎之贰”[26]。作为头司，它协助本部长官执掌司法政令，其主要表现即按覆奏谳。

都官司：“掌配没（役）隶，簿录俘囚，以给衣粮、药疗，以理诉竞、雪免。”[27]虽然以掌簿录为主，但“每岁十月，所司自黄口已上，并印臂，送都官阅貌”[28]。这已是明显的事务性工作。

比部司：它是全国的财务审计工作主管部门，事务极多。

司门司：“掌天下诸门及关出入往来之籍赋，而审其政。”[29]凡度关者，在京皆须由司门发给过所，如前引日本三井寺所藏大中九年（855）圆珍过所，即是由万年县申报，而由司门审批签发的原件，上钤有“尚书省司门之印”，这正是司门一件主要事务性工作。

必须指出，尚书省各司的事务，属于政务处理过程中的具体环节，或技术操作性工作，这与寺监主要作为具体事务部门的工作是有区别的。

唐代前期，六部二十四司，虽然在形式上整齐划一，但事实上发育并不平衡。各部下属四司的关系因部而不同，有的是按政务运行的环节来划分，如户部，这是发育最完备、最成熟的一个部，四司之间有着有机的联系。其核心职能是负责国家财政的收支，故度支司为户部四司的核心机构，但在唐代前期，由于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国家收入方面的基础是每岁一造的计帐与户部的折算，这是度支司制定支度国用计划的基础，故以户部司作为本部头司。金部、仓部一掌钱帛，一掌粮米，它们协助度支司编制预算，更重要的则是国家预算的执行机构。[30]像户部四司这样关系紧密、依政务环节来划分的部，仅此一例，其他各部或是以头司掌核心事务，而其他三司分判与此事务相关之事，如吏部、兵部；或者仅仅是同类性质事务的简单归并，如礼、刑、工三部。以刑部为例，其核心事务是掌天下刑狱之政令，由长官与头司负责，部内其他三司仅是由于历史传统或相类似的性质而被置于该部，如比部，它是全国最高的财务审计机构，其职能为“掌勾诸司百僚俸料、公廨、赃赎、调敛、徒役、课程、逋悬数物，周知内外之经费，而总勾之”[31]。国家一切收支账目，都要申报比部。魏晋南朝以比部隶吏部尚书，北朝则例由都官领之，隋唐之制源于北朝。以比部隶于刑部，只表明它在执行财政法时的威慑效力，与刑部的中心事务则并无多大联系。又如司门司，其职能是“掌天下诸门及关出入往来之籍赋，而审其政”[32]。这与刑部中心职能也无必然联系，仅因为关有“限中外、隔华夷，设险作固，闲邪正禁”的作用，以及为强调过所的法律效力，而置司门于刑部。

下面，我们以吏部为例，来分析长官、头司及其他三司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吏部的核心职能是文官的铨选与管理。唐代有职事官、散官、勋官、封爵之分，由吏部、司勋、司封（主爵）三司分掌，其中最重要的是职事官的选授，由吏部长官与头司亲掌。《通典》卷二三《职官五》云：“大唐自贞观以前，尚书掌五品选事，至景龙中，尚书掌七品以上选，侍郎掌八品以下选。”也即《唐六典》所云之三铨：尚书铨、中铨及东铨。[33]至于流外入流，则由吏部郎中一员主持，谓之“小铨”。[34]另一名郎中“掌天下文吏之班秩品命”。员外郎一人，“掌曹务，凡当曹之事，无巨细，皆与郎中分掌焉”。可见本司的工作全围绕着铨选进行，到高宗总章二年（669）又增置吏部员外郎一员，专判南曹，其职能是“每岁选人有解状、簿书，资历、考课，必由之以核其实，乃上三铨，其三铨进甲则署焉”[35]。这也是直接为铨选服务的。可见，吏部司的中心任务是协助尚书、侍郎完成铨选工作，这也是吏部的核心政务。

至于司封、司勋的日常政务，由各司郎官自行主判，长官在颁下的告身上署名而已，而且这种署名也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形式。现存一些授勋官告身文书上，往往吏部长官阙员，而只要有司勋郎官的判和都省官员的署名，即具有法律效力，可以正式颁下，如吐鲁番出土文书《唐乾封二年（667）郭醜勋告》，节录如下[36]：

　　　　（前略）

21.　　　制可

22.　　　　　三月廿五日未后都事韩仁宝受

23.　　　　　右成务行功付

24.左匡政　阙

25.右匡政　阙

26.司列太常伯　阙

27.中散大夫守司列少常伯

28.银青光（禄）大夫行左肃机魏县开国子

29.告护军郭醜奉

30.被

31.诏书如右，符到奉行。

32.　　　　　　　　主事　　处

33.司勋员外郎行宝　　令史张玄

34.　　　　　　　　　书令史

35.　　　　　　　　　乾封二年月　　日下

这件勋告上，司列太常伯（吏部尚书）与左右匡政（仆射）都阙员，但这并不影响它的法律效力，甚至吏部侍郎也是如此。吐鲁番出土文书《唐永淳元年（682）氾德达飞骑尉告身》上，尚书与两名侍郎全部阙员，而司勋和右丞的署名则仍不阙。[37]可见，在授勋官时，吏部长官的签署并不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张GFDB1的《龙筋凤髓判》中，记载了这样一件判文：“前屯营将军游最犯赃解官，乃于怀远军考勋，至上柱国。司勋郎中崔仵奏，最犯名教，不合加勋。左丞批：士有百行，可以功过相掩。”[38]可见，在是否授予游最勋官的问题上，有决定权的仍只是司勋郎中与左丞，这与我们前述都省—诸司的政务运行机制是相符的。

由司封所授的封爵告身亦反映了同样的情况，如贞观十五年（641）颁下的《临川郡公主告身》上，吏部尚书、侍郎的署位下均标明“在京”，实际上是缺签的，但主爵郎中和都省左丞的署名则必不可少。[39]

再看考功司。该司“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唐代前期的考课制度是：“每年别敕定京官位望高者二人，其一人校京官考，一人校外官考。又定给事中、中书舍人各一人，其一人监京官考，一人监外官考。郎中判京官考，员外判外官考。”[40]也就是说，在校、监、判三级考课体制中，大量具体的工作由考功司负责，决定权则在监、校之官手中，虽然吏部尚书有时也可充任校考使，但却是作为“京官位望高者”而被任命的，与考功司归属于吏部并无必然联系，所以我们说，吏部长官并不干涉考功司的具体工作，而仅仅由于他执掌考课之政令，“权衡殿最之法”，咨之而已。当然，考课的结果是铨选时的重要参考标准，故考功司的工作实际上也是为铨选服务的。

总体而言，六部之内，由长官和头司执掌政令并负责本部的核心事务，其他子司的工作技术性、事务性色彩较强，由各司郎官主判，案成后送都省勾检，其四司之间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当然，户部则是例外，其四司是按政务运行程序来划分，联系自然十分密切。

从横向的关系来看，六部各司的地位也不平等，除了头司高于子司的原则之外，还需考虑各司具体所管政务的轻重之因素，例如，流外官在选授时，有所谓“前行八司”之说：“其吏部、兵部、礼部、考功、都省、御史台、中书、门下，谓之前八司，其余则曰后行。”[41]孙国栋先生曾仔细分析了尚书省二十六司郎中、员外郎的地位高低和迁转途径[42]，此不赘述。

三、六部与寺监

六部与寺监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晦暗难明，直到严耕望先生于1952年发表大著《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之后，才逐步变得清晰起来。严氏认为：六部与寺监有下行上承的关系，六部是上级机关，主政务；寺监为下级机关，主事务。这一观点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是我们继续研究的基础，当然也略有简单化之嫌。之后，楼劲、李锦绣等先生又从各自的角度对此做了阐发，尤其是李锦绣先生进一步指出，具体下符给诸寺监的是二十四曹，而不是部，所以她认为：“我们在讨论尚书省与寺监的关系时，应直接讨论二十四曹与九寺五监的关系。”[43]这是很有见地的。分析了“部”在尚书省三级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及其政务运行的实况之后，我们再来重新审视一下这一问题。

汉代实行丞相—九卿体制，随着尚书台职权的不断扩大并向宰相机构发展，其与九卿之职权划分到魏晋时变得纠缠不清。西晋之初，人们对此进行了讨论，第一种意见主张恢复九卿执掌，不再以尚书三十六曹统事；第二种意见主张把九寺全归并于尚书台；第三种意见主张理顺关系：“可出众事付外寺，使得专之，尚书为其都统，若丞相之为。”由于两晋南北朝的特殊情况，任何一种方案都未获实施。[44]从这种混乱状态发展到唐代二者较为有序、协调的关系，其中的关键仍在隋炀帝的改革。

开皇初，承袭前代之制，九卿与六部尚书品级相同，皆为正三品。开皇三年（583），裁撤三寺，“废光禄寺及都水台入司农，废卫尉入太常、尚书省，废鸿胪亦入太常”[45]。又史载隋文帝时，议置六卿，将除大理，卢思道奏曰：“省有驾部，寺留太仆，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则重畜产而贱刑名，诚为未可。”[46]可见文帝亦着眼于理顺关系，但指导思想并不明确，故开皇十三年（593），废寺皆复置。实质性的改革在大业三年（607）进行。

关于这次改革如何划分六部与寺监的职能，留到现在的史料很少，我们只能从一些隐微之处加以推测，则改革的目的和成果是极为明显的。第一，如前所述，大力加强尚书省的机构建设，使都省和六部都成为四等官体系完备的行政机关；第二，除太常卿外，光禄以下八寺卿皆降为从三品，又加置少卿，从四品，开始在官品上显示与六部的差距；第三，将尚书省等五省、三台的吏员称为“令史”，而“九寺、五监、诸卫府则皆曰府史”[47]。“令史”意味着他们属于出令机关，而“府史”则显属于一般机关，二名之差异透露出这次改革之后，尚书省与寺监机关性质之不同。

唐代尚书省与寺监的关系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前面我们已分析了“部”在尚书省内部省—部—司三级体制中的一些特点，尤其是对许多日常政务的处理，事实上往往是都省—诸司的二级体制，这提醒我们，与其讨论六部与寺监的关系，不如讨论尚书省和二十四司与寺监的关系。在严耕望先生那里，尚书省与六部是不做区分的，而在李锦绣先生那里，又单纯强调了二十四曹与九寺五监的关系，却忽视了二十四曹判案下符都是以尚书省的名义这一事实。我们认为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