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机构上讲，九寺五监与六部是平行的，六部尚书与九卿品级大致相当，相互之间没有隶属的关系。但是作为天下行政总汇的尚书省整体，则显然是寺监的上级机关，而且唐初，尚书省仍兼有宰相机构的色彩，二仆射“掌总领六官，纲纪百揆”[48]，与执掌事务的寺监自然有一种上承下行的关系，但单言六部与寺监，则这种关系就不存在。所以我们注意到，寺监之事往往要“申省”，而从不云“申部”。如《唐六典》载少府监职掌：“丞掌判监事，凡五署所修之物须金石、齿革、羽毛、竹木而成者，则上尚书省，尚书省下所由司以供给焉。”[49]载将作监职掌则云：“凡营造修理，土木瓦石不出于所司者，总料其数，上于尚书省。”[50]足为明证。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这种上承下行的关系并不是完全意义的“统属”关系。《唐六典》卷一六《卫尉寺》“卫尉丞”条云：“凡器械出纳之数，大事则承制敕，小事则由省司。”同书卷二三《将作监》“将作丞”条云：“凡内外缮造，百司供给，大事则听制敕，小事则俟省符。”显然，省符只对小事有效，重大政务则由寺监直接承受制敕处分。《贞观政要》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贞观八年（634），左仆射房玄龄、右仆射高士廉于路逢少府监窦德素，问北门近来更何营造。德素以闻。太宗乃谓玄龄曰：“君但知南衙事，我北门少有营造，何预君事？”玄龄等拜谢。魏徵进曰：“臣不解陛下责，亦不解玄龄、士廉拜谢。玄龄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营造，何容不知？责其访问官司，臣所不解。且所为有利害，役工有多少，陛下所为善，当助陛下成之；所为不是，虽营造，当奏陛下罢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51]这件事表明：第一，少府监的工程营造项目无须报请尚书省批准，故对于北门营造，作为仆射的房玄龄等竟毫不知情，太宗甚至认为他们根本不应过问，看来北门营造似乎应是直接听制敕处分的“大事”。至于具体施工过程中所需杂物，如前所述，要上尚书省下所由司以供给，因为唐代前期，各寺监之间的业务联系，必须通过尚书省这一中间环节。第二，魏徵认为房玄龄等有权过问北门营造之事，其出发点是宰相之责事无不统的政治传统，而不是从制度上论证尚书省本身有直接统辖寺监事务之权。在尚书省日益被挤出宰相机构的初唐以后，尚书省与寺监虽有上承下行的关系，但绝非完全的统属关系，更不用说六部与寺监了。

其次，在业务上，寺监要接受六部的政令，但必须看到，实际与寺监发生业务往来的，只是六部的部分司而已，这与六部日常政务由各司郎官主判、长官一般只联署签字的特点是相适应的，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寺监的事务也常常具体地云“上某司”。例如《唐六典》卷一七“太仆卿职掌”条云：“凡监牧所通羊马籍帐，则受而会之，以上于尚书驾部，以议其官吏之考课。”显然，与太仆发生业务联系的是驾部司，而非兵部。又如，同书卷一八“鸿胪寺卿少卿职掌”条云：“凡天下寺观三纲及京都大德，皆取其道德高妙为众所推者补充，上尚书祠部。”这里与鸿胪发生业务关系的是祠部司，而非礼部。这类例子很多，不烦赘举。[52]此外，六部内各司与寺监发生业务往来时，例以尚书省的名义，如各司指挥政务的公文不论是兵部符，还是仓部符，通称“省符”，这样，各司郎官才得以指挥品级远高于己的诸寺监之政务。

下面根据《唐六典》、《唐会要》及新旧《唐志》中的相关材料，并参照严、李二先生之文章，将二十四司与寺监的最主要的业务对口关系列出（表5）：

表5 寺监与二十四司对口关系表

当然，除了这里所列的最主要的对口关系之外，还应看到，很多事务的处理并不是某一个寺监或省司所能解决的，而需要许多单位共同协作来完成，如祭祀事务就需要太常、光禄及祠部等单位相互协作进行。在唐代，这种协作被称作“联事”[53]，所以，在实际政务中，不同寺监与各个省司之间都有可能发生业务往来，其间关系远较简单的业务对口关系复杂。

[1]楼劲：《伯2819号残卷所载公式令对于研究唐代政制的价值》，《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84页。

[2]《唐六典》卷一，10页。

[3]《资治通鉴》卷二一一，6714页。

[4]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6页。

[5]《唐会要》卷五七《尚书省诸司上》，1154页。

[6]日本三井寺所藏，图版、录文见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第三章，东京汲古书院，1991年，495页。

[7]《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条，33页。

[8]本件文书的录文与图版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556—562页。又可参见山本达郎、池田温、冈野诚合编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Ⅰ Legal Texts;（A） Introduction and Texts， the Toyo Bunko， 1980， pp.29-31.（B）Plates. 1978，pp.55-60，以及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276—294页。三者录文略有差异，下引本卷文书皆据唐耕耦书。

[9]《唐律疏议》卷一，15页。

[10]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一“十恶”条注释［七九］，中华书局，1996年，85页。

[11]《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载，贞观十三年初，“（房）玄龄以度支系天下利害，尝有阙，求其人未得，乃自领之”。6144页。按，当时虽有户部尚书在任（参见《唐仆尚丞郎表》卷三《通表》中，户部尚书栏），而房玄龄不委其摄职，却以仆射自兼之，可能与此相关。

[12]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346页。

[13]录文见大津透：《唐律令国家の予算について》，载《史学杂志》，95编第12号，1986年，4—17页。又可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4]“役”字，大津认为可能是“从”之误，其说可从，系指宰相随驾，不在长安之意。李锦绣先生以为当作“使”，恐有不妥。参见氏著《唐代财政史稿》上卷，16页，注3。

[15]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4页。

[16]《唐会要》卷五八《尚书省诸司中》，1172页。

[17]《唐律疏议》卷六称监临主守条，139页。

[18]《旧唐书》卷七四《刘洎传》，2607—2608页。《文苑英华》则记此表为贞观十一年作，刘洎时任治书侍御史，参见刘洎：《论左右丞须得其人表》，载《文苑英华》卷六二三，中华书局，1966年，3227页。

[19]刘洎最后却仍是从人事角度提出解决方案，即精择二丞与左右司郎中，这显非问题的要害。

[20]《唐会要》卷五七《尚书省分行次第》，1159页。

[21]《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1829页。

[22]同上书，1837页。

[23]《唐会要》卷五九《尚书省诸司下》，1197页。

[24]《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条，12—13页。

[25]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447页。

[26]《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1199页。

[27]《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193页。

[28]同上书，194页。

[29]同上书，195页。

[30]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290—298页。

[31]《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1839页。

[32]《唐六典》卷六《尚书刑部》，195页。

[33]《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27页。

[34]同上书，36页。

[35]《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36页。

[36]《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文物出版社，1985年，504—507页，文书编号为：65TAM 346:1。

[37]《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文物出版社，1986年，220—223页，文书编号为：68 TAM100:4.5。

[38]《龙筋凤髓判校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30页。

[39]陕西省文管会、昭陵文管所：《唐临川公主墓出土的墓志和诏书》，《文物》1977第10期，50—59页。

[40]《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1822—1823页。

[41]《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二》，1820页。

[42]孙国栋：《唐二十六司郎中员外郎地位高低及迁转途径考释》，《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17期，67—142页。

[43]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第二章第一节，301—308页。

[44]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65—66页。

[45]《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792页。

[46]《隋书》卷五七《卢思道传》，1403页。

[47]《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794页。

[48]《唐六典》卷一《三师、三公、尚书都省》，13页。

[49]《唐六典》卷二二《少府监》，572页。

[50]《唐六典》卷二三《将作监》，594页。

[51]《贞观政要》卷二《直谏》，72页。

[52]严耕望：《论唐代尚书省的职权与地位》；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

[53]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303—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