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说“看话禅”使中国禅宗的禅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丝毫不等于说宋元时期的禅宗是“看话禅”的一统天下。实际上，在赵宋一代，除了大慧宗杲所倡导的“看话禅”之外，当时的禅宗，另有一股禅风也颇具影响，这就是由宏智正觉倡导的“默照禅”。

￥￥（三）从达磨之“面壁”到宏智之“默照”

“默照禅”的最大的特点，是以看心静坐为根本，认为无须多少文字语言，只要默默地静坐，便可萌生般若智慧，洞见诸法本源。这有如宏智正觉在《默照铭》和《语录》中所说的：“默默忘言，昭昭现前”，“廓尔而灵，本光自照，寂然而应，大用现前”（《宏智正觉禅师广录》，卷一）。

从某种角度说，“默照禅”带有向传统禅学复归的色彩。它与达磨的“面壁而坐，终日默默”很相似，所不同的是，“默照禅”也拈、颂公案，如宏智本人就有《颂古百则》留传于世，且颇有影响。当然，后来的“默照禅”禅师就不太注重公案之参究，而更注重于摄心静坐，潜神内观。也许正由于这一点，导致了后来“看话禅”对“默照禅”的批评和攻击。

就私交说，大慧宗杲与宏智正觉的关系不错，宏智在临终前曾把后事托与宗杲；但就禅学思想说，二者则颇多差异。因此，二禅之间终于出现了论争和相互指责。宗杲本人就曾直接批评“默照禅”，他说：“近年以来，有一种邪师说默照禅，教人十二时中事事莫管，休去歇去，不得做声。恐落今时，往往士大夫为聪明利根所使者，多是厌恶闹处，乍被邪师辈指令静坐却见省力，便以为是，更不求妙悟，只以默默为极则。”（《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六）《五灯会元》卷十九中也记载有宗杲对默照禅的攻击：少林九年冷坐，刚被神光觑破；如今玉石难分，只得麻缠纸裹。……老胡九年话堕，可惜当时放过；致令默照之徒，鬼窟长年打坐。宗杲的这段话把“默照禅”与“达磨禅”联系起来是不无道理的，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默照禅”确实带有达磨“面壁而坐，终处默默”的特点。更有甚者，宗杲还斥责“默照禅”最后只能落得个二乘甚至外道的境界。在《答陈少卿书》中，宗杲指出：“邪师辈教士大夫摄心静坐，事事莫管，休去歇去，岂不是将心休心，将心歇心，将心用心。若如此修行，如何不落外道二乘禅寂断见境界，如何显得自心明妙受用、究竟安乐、如实清净、解脱变化之妙？”从这段话看，一个是注重“摄心静坐”，另一个则强调“自心明妙受用”，如果把它们放到禅宗史上去考察，则无疑前者较接近于传统的“禅定”，后者更接近于中国化了的禅宗的“道由心悟”。

至此，我们不妨对宋元时期禅学发展的基本路径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如果说前期禅宗曾经以“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在中国佛教界独树一帜，那么，宋元禅学由于出现了许多“公案”、“机锋”以及对这些“公案”、“机锋”进行注解的“评唱”、“击节”，从而使这一时期的禅学走向了前期禅学的反面，出现了注重义解、不离文字的“义理禅”、“文字禅”。但是，所谓“禅”者，原属“佛意”，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可“悟得”，不可“理解”的，因此，“义理禅”、“文字禅”在相当程度上失却了禅宗“以心传心”的本色，故后来有大慧宗杲提倡“看话禅”。如果说出现于晚唐五代、盛行于赵宋的分灯禅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前期慧能祖师禅的否定（如佛性理论和修行方法等），那么，大慧的“看话禅”则是对这种否定的再否定，是向前期祖师禅注重“道由心悟”、提倡“直指见性”修行方法的复归。当然，赵宋一代的禅学非只“看话禅”一家，宏智正觉所弘扬的“默照禅”就是一种与“看话禅”有着很大差别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立的禅法——与“看话禅”是对祖师禅的复归不同，“默照禅”带有向“达磨禅”复归的色彩。就思想影响而论，不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默照禅”均不及“看话禅”，真正对宋元以后之禅学产生较大影响的，当是“看话禅”。而“看话禅”的盛兴、流行，则使中国禅宗自宋元之后更加走向非理性主义的道路。

二、儒学化的“祖师禅”与老庄化的“分灯禅”

“看话禅”与“默照禅”虽然是后期禅宗的两个重要代表，但它们并不能概括整个后期禅宗。后期禅宗诸流派在教学、修行方法等方面是各具特点的，此正如惟则禅师在评五家宗风时所指出的：临济痛快，沩仰谨严，曹洞细密，云门高古，法眼详明（《宗乘要义》）；又，杨歧五祖法演也说：临济如“五逆闻雷”（显其警绝），云门如“红旗闪烁”（显其微露），沩仰如“断碑横古路”（显其深奥），曹洞如“驰书不到家”（显其回头），法眼如“巡人犯夜”（显其隐微）。但这又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是，由于这些流派均属分灯禅，因此，各宗之间又多有共同点，用元代中峰明本禅师的话说：“所谓五家宗派者，五家其人，非五其道。”（《天目中峰和尚广录》）明本还认为，禅门五宗，“亦非宗旨不同，特大同而小异”。同者，即同是“少室之一灯”；异者，即“语言机境之偶异”。天如惟则禅师也指出：“五家宗派，盛衰不齐，盖由师家机用死活之不等耳。”（《天如惟则禅师语录》，卷二）那么，从总体上说，后期禅宗在修行方法上究竟有些什么共同点？它与前期之祖师禅比，又有哪些殊异之处？禅宗思想的这种变化究竟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凡此等等，都有待于人们去做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

￥￥（一）“顿悟见性”与“无证无修”

所谓“祖师禅”，语出《景德传灯录》。据《景德传灯录》卷十一“仰山慧寂禅师”章及《五灯会元》卷九“香严智闲禅师”章载：仰山问香严智闲：“师弟近日见处如何？”香严曰：“某甲卒说不得，乃有偈曰：‘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贫无卓锥之地，今年贫，锥也无。’”仰山曰：“汝只得如来禅，未得祖师禅。”后香严复作一偈，曰：“我有一机，瞬目似伊，若还不识，问取沙弥。”仰山听后，方首肯曰：“且喜闲师弟会祖师禅也。”对于禅宗史上此一如来禅、祖师禅之谈，近代僧人太虚法师曾释之曰：如来禅与祖师禅相差之点，究在何处？大家可以考究一下。……所谓“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这是道出修证的阶级；而所谓“若还不识，问取沙弥”，这指明了本来现成，当下即是。所以如来禅是落功勋渐次的，祖师禅是顿悟本然的。（《太虚大师全书·法藏》）仰山与香严之问答和太虚法师的诠释，至少告诉我们一点，即所谓“祖师禅”，乃是一种不落阶渐之顿悟禅法。

从禅宗史上看，倡不落阶渐顿悟法门的，是六祖慧能及其所创立之南宗。南宗与北宗的一个重要分野，就是修行方法上的主顿或主渐。北宗的特点是“拂尘看净、方便通经”，即借助经教通过种种方便渐次修行；南宗的特点是“教外别传”、“直指见性”，主张以心传心、顿悟见性。南宗经过神会“不惜身命”的护持弘扬，后来成为中国禅宗之正统，其所提倡的顿悟法门也由慧能后学的进一步阐扬发挥，而成为禅宗的主要修行方法。

南宗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夸大顿悟的作用，进而把顿悟推到极致，认为唯有“顿悟一门，即得解脱”（慧海：《顿悟入道要门论》）。如同世界上的许多事物一到极端就要发生变化一样，南宗的修行方法至马祖道一之后，又为之一变，开始出现一种由直指心源、顿悟见性向随缘任运、无证无修方向发展的倾向。例如，马祖就说：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趋向，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经云：“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马祖此一“平常心是道”的思想，为后学打开了方便之门，其弟子怀海便进一步说：“有修有证……是不了语；无修无证……是了义教语。”（《古尊宿语录》，卷一）把一切修证看成方便设施，把无修无证看成究竟、了义。怀海弟子希运更倡“众生本来是佛，不假修行”（《宛陵录》），“当体便是，运念即乖”（《钟陵录》），认为“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宛陵录》）。至于从怀海门下分出的沩山灵佑、仰山慧寂和希运弟子临济义玄等，就越走越远，进入了以参公案、斗机锋为标志的“分灯禅”了。

慧能后学的另一系统青原行思、石头希迁，也在另一条路上把顿悟禅法不断推向前进。与洪州禅相类似，石头禅自天皇道悟、药山惟俨以后，也出现了提倡任性逍遥、不讲任何修证的倾向。药山曾以一句“云在青天水在瓶”闻名于禅宗史；天皇悟更提倡“任性逍遥，随像放旷”，“但尽凡心，别无圣解”；丹霞禅师主张“性自天然，不假雕琢”，以“天然”为号，以“烧佛”出名；潮州大颠则是“扬目瞬眉，一任风颠；语默动静，妙阐幽玄”。由这一系发展出来的洞山良价、曹山本寂和云门文偃、法眼文益等，更是要把佛“一棒打杀给狗子吃，却图天下太平”。

中国之禅，还有一系原来不甚为人重视，近几年来有些学者（如印顺）经过研究，认为此系禅法非同寻常，不可小视，它才是中国禅的根源所在——这就是牛头法融所创立的牛头禅。印顺在《中国禅宗史》中曾经指出：印度禅蜕变为中国禅宗——中华禅，胡适以为是神会。其实，不但不是神会，也不是慧能。中华禅的根源，中华禅的建立者，是牛头。应该说，是“东夏之达磨”——法融。这里不想对胡适和印顺的说法多加评论，而拟探讨一下牛头禅对后来“分灯禅”的影响。

牛头禅的根本思想是“虚空为道本”、“忘情以为修”，或曰：“无心合道”、“无心用功”。按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的诠释：牛头宗意者，体诸法如梦，本来无事，心境本寂，非今始空。……既达本来无事，理宜丧己忘情。情忘则绝苦因，方度一切苦厄。此以忘情为修也。此谓大道本虚空，诸法如梦幻，一切诸苦皆由情识所系，如能忘情丧己，本来无事，则个个原来是佛。按照这种思想，一切修证无疑都是多此一举枉费心机。《景德传灯录》道信传给法融的“法要”就是“任心自在，莫作观行，行住坐卧，触目遇缘，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景德传灯录》，卷四）。这种思想与祖师禅的“道由心悟”颇多异趣，而与分灯禅之无证无修的思想更接近。实际上，从思想渊源说，超佛越祖之分灯禅，并非完全出自慧能的祖师禅，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牛头禅的思想。

所谓分灯禅，主要指五祖分灯后的禅法。此种禅法的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修行方法上主张无修无证，提倡随缘任运、纯任自然。禅宗分灯后之五家，虽然在宗风上略有差别，但是它们在主张性自天然，不加造作，提倡纯任自然、无证无修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例如，临济义玄就主张“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眠”。并说：“看经看教，皆是造业”，要人们“不看经”、“不学禅”，“总教伊成佛作祖去”（《古尊宿语录》，卷五）。沩山灵佑也主张不假修证，并说：“修与不修，是两头话。”百丈怀海评其禅风曰：“放出沩山水牯牛，无人坚执鼻绳头。绿杨芳草春风岸，高卧横眠得自由。”长庆大安禅师“在沩山三十来年，吃沩山饭，屙沩山屎，不学沩山禅，只看一头水牯牛”（《五灯会元》，卷四）。沩山弟子香严智闲也因掘地击竹，豁然得悟，他曾因此作一偈曰：“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治；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景德传灯录》，卷十一）福州灵云志勤禅师也曾在沩山门下因见桃花而悟道，并作一偈曰：“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几抽枝；自从一见桃华后，直至如今更不疑。”（同上）至于洞山禅，更是“出入于洪州、石头，近于牛头而又进一步发展”[1]。洞山良价曾依牛头法融的“无心合道”作一偈曰：“道无心合人，人无心合道；欲识个中意，一老一不老！”此谓道体无所不在，亦遍身心，人无须用心，自然合于道。这实际上是牛头“无心合道”、“无心用功”思想的再版。云门宗文偈禅师更以欲一棒把佛打杀给狗子吃闻名，这种呵佛骂祖的作风与当时盛行的主张纯任自然，强调做本源自性天真佛的思想是一致的。既然佛是每个人本自天然的，因此任何读经修行、求佛求祖，都是自寻束缚、枉受辛苦。正是基于这一思想，五祖分灯后的禅宗，在提倡绝学无为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呵佛骂祖，甚至“逢佛杀佛，逢祖杀祖”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