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是一个影响最大、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隋唐之后，几乎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虽然从传法世系说，菩提达磨为中土禅宗初祖，但禅宗的真正创始人，是慧能。由于慧能对传统禅法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革，因此在佛教史上有“六祖革命”一说。

“六祖革命”的核心，若一言以蔽之，是对传统佛性理论的变革。如果说竺道生的佛性理论把一度被本土化了（即以“不灭之神性”说佛性）的佛性理论回归到大乘佛教的以“体性”说佛性、以“如来”说佛，那么，进入隋唐之后，随着天台和华严二宗把佛性逐步“唯心”化，至慧能禅宗，佛性则被完全归结于“心性”。“心即佛”佛性理论的确立，终于导致禅宗在修行理论和解脱方法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原始佛教依靠佛度，后来之佛教强调佛度、菩萨度，到了六祖慧能，注重自性自度。慧能这一自性自度的思想，后来被他的后学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如慧海讲：“当知众生自度，佛不能度”（《大珠禅师语录》，卷上）。黄蘗希运则说众生心本是佛，佛即众生心，众生即佛，佛即众生，众生与佛，元同一体，“何处有佛度众生，何处有众生受佛度”（《黄蘗断际禅师宛陵录》）。黄蘗希运这段话揭示了慧能禅宗讲究自性自度的理论依据，即佛不是某种外在信仰、崇拜对象，而是众生之自心自性，因此佛不能度众生，众生必须自度。

在修行方法上，印度佛教讲历劫苦修，禅宗以前的中国佛教也强调依经教修行，即便是禅宗的前几祖，也都十分注重修禅静坐。如达磨之禅，以壁观而著称；二祖慧可以注重坐禅而闻名；三祖僧璨提倡“隐居空山，萧然静坐”；四祖道信以山林是托，提倡“闭门坐”；五祖弘忍亦提倡独处幽栖，潜形林谷，长辞俗事，养性山中。五祖弘忍以后，出现了南能北秀，后由此发展为南北二宗。二宗之分，亦因修行方法的差异所致。北宗神秀讲“住心观静”，南宗慧能则主张“禅非坐卧”，注重“道由心悟”，这与传统佛教之谈修行、禅坐迥异其趣。

传统的佛教主张远离尘俗、出世潜修，即便是禅宗的前五祖，也都比较重林谷而远人间，都提倡独处孤栖，潜形山谷，泯迹人间，杜绝交往。这种情况自慧能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慧能在《坛经》就屡屡语及解脱不离世间的问题：“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自慧能大力提倡解脱不离世间之后，禅宗乃至整个中国佛教逐渐朝着既入世又出世的道路发展，这正如玄觉在《永嘉证道歌》中所说的：“游江海，涉山川，寻师访道为参禅。自从认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关。”在此基础上，慧能后学进一步向世间化方向迈进，把世间与出世间打成一片，提出“不动意念而超彼岸，不舍生死而证涅槃”。主张混俗和光，做一个本源自性天真佛。

唐五代之后，兴盛于唐的各大宗派相继式微，而禅宗则一枝独秀，这是不争的事实。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去解读、评析这种历史现象？以往有些学者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把它归结为隋唐之后寺院经济的瓦解和经典文书的毁坏。诚然，这也许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禅宗之所以会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最根本的原因，是其思想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慧能南宗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儒学化，更具体点说，是心性化、伦理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回答慧能禅宗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首先得回答儒学何以在中国古代几千年久盛不衰，何以能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主流。考诸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儒家只是其中之一支，其思想也不是特别精深博大，体系亦非特别严谨；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长处，即适应时势，符合国情，所提出的主张，能够适合中国古代社会的需要，这也是儒学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禅宗亦然，禅宗的思想不像天台、唯识、华严等宗派那样博大精深，也没有非常严谨的思想体系，但它却能为广大民众乃至士大夫所接受，从而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这种现象从理论上说，亦即“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

（三）

宋元时期的佛教，若举其大端，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看话禅”，二是天台“山家山外之争”，三是禅教合一与禅净合流，四是佛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的交融。

中国禅宗自唐末、五代之后，“一花开五叶”，出现了五祖分灯，其中沩仰创立并繁兴于唐末五代，开宗最先，衰亡亦最早，前后仅四世，仰山慧寂后四世即法系不明；法眼在五宗中创立最迟，兴于五代末及宋初，至宋中叶即告衰亡；云门一宗勃兴于五代，大振于宋初，至雪窦重显时宗风尤盛；曹洞宗自云居道膺后即趋衰微，从芙蓉道楷后宗风再振，丹霞子淳下出宏智正觉，倡“默照禅”，是赵宋一代禅学之一大代表；临济在五宗中流传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一至于有“临天下”之说。该宗自石霜楚圆下分出黄龙、杨歧二系，大盛于宋中叶，至佛果克勤下出大慧宗杲，倡“看话禅”，风行一代，对后世影响至为深远。从传法世系上说，此五宗均出于慧能门下，属南宗禅；从禅宗自身的发展史说，此五宗均属“分灯禅”。为了能更好地把握宋代禅学的思想特质，有必要先看看此时的禅学较诸以往的禅学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

宋元禅学有一个不同于前期禅宗的重要地方是出现了许多“语录”、“灯录”，甚而“评唱”、“击节”。如果说前期禅宗曾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为号召而在中国佛教界独树一帜，那么，此时期的禅宗则又由“不立文字”一变而成了“不离文字”。

文字禅的泛滥，给当时禅宗至少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是使得禅师们注重文字技巧，走上舞文弄墨的道路，失却了禅宗“不立文字”的本色；二是“评唱”、“击节”的目的，是为了使人容易“理解”，但是，“禅”本身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可以义理加以解释的，正如大慧宗杲所说的，参禅“是一超直入如来地”，“须是直心、直行”，“拟议思量已曲了也”（《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可见，“评唱”、“击节”本身就与“经是佛语，禅是佛意”的思想相违背。因此，注重文字技巧、强调义理解释的“评唱”、“击节”十分自然地渐渐受到某些深得禅之底蕴的禅师们的抵制和反对。首先起来反对这种文字、义理禅的，就是佛果克勤的高足大慧宗杲。

针对当时各种“语录”、“灯录”、“评唱”、“击节”，泛滥成灾，造成禅学界专尚语言文字而“不明其本”的现象，大慧宗杲把各种语录、灯录之刻板一并烧毁，反对把“公案”作为正面的文章去理解，并提出了一种新的参禅方法，也就是从“公案”中提取某一语句，作为话头，执著不舍地对它进行内省式的参究，这就是曾经对宋元及往后禅学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所谓“看话禅”。

“看话禅”的特点，不像当时社会上盛行的各种评唱、击节、拈古、颂古那样，注重对各种“公案”进行注释、理会；而是提倡单参一个“话头”，但对此“话头”之参究必须做到行住坐卧，时时提撕，专心致志，念念不忘。在参究的过程中，应该返观自己，提起疑情，并且必须一疑到底，疑到山穷水尽处，“大死一番”，最后蓦然咬破疑团，疑团一破，则朗然大悟，生死心绝而诸佛现前。

“咬破疑团，朗然大悟”是“看话禅”的落点所在，用宗杲的话说，叫“须是悟得”（《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十六）。按照“看话禅”的基本思想，“禅无你会底道理。若说会禅，是谤禅也。……若不妙悟，纵使解语如尘沙，说法如涌泉，皆是识量分别，非禅说也”（《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卷五之下）。也就是说，禅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既不是一种学问，也不可以事说，尤不可以理论，更不容以义解，“当知禅不依一切经法所诠，不依一切修证所得，不依一切见闻所解，不依一切门路所入，所以云教外别传”（《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卷十一之上）。

可以看出，中国禅宗发展到“看话禅”，已由前期的“不离文字”，转而单参一个话头，提倡直指见性，在某种意义上又重新回到了祖师禅注重“道由心悟”的道路。

当然，宋元时期的禅宗也不是“看话禅”的一统天下，实际上，在赵宋一代，除了大慧宗杲所倡导的“看话禅”之外，还有另一股禅风也颇具影响，这就是由宏智正觉所倡导的“默照禅”。

“默照禅”的最大特点，是以看心静坐为根本，认为无须多少文字语言，只要默默地静坐，便可萌生般若智慧，洞见诸法本源。这有如宏智正觉在《默照铭》和《语录》中所说的：“默默忘言，昭昭现前”，“廓尔而灵，本光自照，寂然而应，大用现前”（《宏智正觉禅师广录》，卷一）。

从某种角度说，“默照禅”带有向“如来禅”复归的色彩，它与达磨的“面壁而坐，终日默默”很相类似，所不同的是，“默照禅”也拈、颂公案，如宏智本人就有《颂古百则》留传于世，且颇有影响。

“看话禅”与“默照禅”是赵宋一代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禅法，二者的最大差异在于，一个注重“静坐”，一个强调“妙悟”。如果从总体上说，注重“妙悟”的“看话禅”应是宋元时期中国禅宗思想的主流。

禅宗之外，宋元佛教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是天台宗的“山家山外之争”。

“山家山外之争”所涉及的内容很多，大而言之，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观”，二是“教”。“观”即真心、妄心观之争。真心观主要源于《华严经》和《大乘起信论》等佛教经典的“净心缘起”和“真如缘起”论；妄心观则主张以当下现实心、阴妄心、具体心为观想对象，这是一种在相当程度上被中国化了的佛教修行理论。山家派所以能够在论战中取胜，除去知礼等人的据理力争外，这也许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此一现象说明佛教的中国化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教”则包括“心具色具”、“别理随缘”、“理毒性恶”等问题。问题虽多，但归结起来，特别从理论上说，主要是围绕一体还是二体的争论。山外派在诸如色心、生佛、无明与法性等问题上处处流露出二体的思想，带有浓厚的二元论倾向；山家派则始终坚持一元论的立场，始终视色心、生佛、无明与法性为一体，主张诸法相即互具，所依据的是智者大师创立的性具实相论思想。正因为如此，山家派向来被视为天台宗之正统；与此相反，山外派则带有相当程度的华严宗色彩。

与隋唐佛教诸宗派多张扬自家的思想特点不同，宋元时期的佛教呈现一种逐步交融汇合的趋势，并由主张“禅教合一”逐步向提倡“禅净合流”的方向发展。如果说以往的禅宗通常多强调“教外别传”，即强调“禅”与“教”的区别，那么，赵宋以后的禅宗，则出现一股把禅、教融为一体，提倡禅教合一的潮流。

在赵宋一代，提倡禅教合一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延寿、赞宁和契嵩等，他们或沿着宗密的思路，从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的角度，说明心传之佛意与言诠之佛语是互相为表里的，可以而且应该互相统一；或者从参禅还须看教的角度，说明禅之与教，不但不互相矛盾，而且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