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后的禅教合一，后来逐渐发展为禅净合流。宋元时期的佛教诸宗派，都既重视净土实践，又注重禅修，在修行方法上多提倡禅净双修。这种现象，集中体现在延寿之参禅、念佛四料简中，所谓“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无禅有净土，万人万人去；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净土指归》，卷上）。这种主张禅净双修、禅净合流的思想，宋元之后成为一种时代的潮流。

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在整个唐宋时期，交融、合流的思想倾向，不仅表现在佛教内部，而且体现在儒释道三教及三教的相互关系中。在李唐一代，三教中的有识之士，都站在维护本教的立场上，一方面高唱三教一家，另一方面极力抬高自己。道教在“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的口号下，没有放松对儒、佛的攻击和排斥，力图保住自己已有的地位；儒家凭借自己在中华民族的习惯、思维特点等方面的优势，自觉不自觉、暗地或公开地把佛、道二教的有关思想内容渐渐纳入自己的学说体系与思维模式中，经过隋唐五代之酝酿，至宋代终于在融摄佛、道二教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熔儒、释、道于一炉，以心性义理为纲骨的理学体系；佛教方面，如果说在隋唐时期，佛教主要通过权实、方便究竟等说法，试图把儒、道二教变成隶属于自家所谓直显真源之究竟教的权便说，那么，到了宋元时期，这一情形有了一定的变化。由于儒学的复兴和重新崛起，佛教即便在思想方面也失去了相对的优势，此时的佛教做得更多的，是强调和突出儒、佛的相通处、共同点，进而提倡佛、儒交融。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如智圆、契嵩等佛教思想家，多以儒教修身、佛教治心，身之与心，“其共为表里乎”，把儒与佛视为共为一体的表里关系，甚至把儒家之修齐治平看成佛教借以存在和流行的基础，认为“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中庸子传》上）。

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自隋唐之后，现实人生已成为中国佛教关注的重点之一，加之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注重人性、心性，强调伦理、入世，对于佛教来说，已不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姿态”，而是佛教自身的一种需求。正因为这样，当时的契嵩有《孝论》之作，认为孝是天经地义、“至哉大矣”，“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甚至把佛教的“五戒”比诸儒家的“五常”。宋元佛教呈现出一种伦理化的倾向，而这种伦理化对后世佛教，特别是近现代的“人间佛教”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四）

明之后的中国佛教呈衰落态势。在理学的制约下，佛教思想和佛学研究进一步萎缩。佛教思想为满足一般信徒的现世利益和个人愿望，与净土信仰有关的各种佛教实践，如念佛法会、放生法会、盂兰盆会等十分盛行，人们对观音菩萨、地藏的信仰普遍加强，表现“香火道场”特色的“四大名山”逐渐形成并走向繁荣。

明王朝建立之初，便推崇理学，强化专制政治思想统治。朱元璋说：“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故朝廷对佛教采取既充分利用又严格控制的政策，其结果导致佛教进一步走向衰落。

明代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较具影响的，是晚明四大高僧的出现以及在他们带动下形成的晚明佛学的复兴，这种复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宋元时期开始的禅净合流思潮的延续。

清代、民国佛教的一大特色是居士佛学的兴起，弘扬佛法的中心已逐渐由寺僧转向在家居士。其时，居士林人才辈出，佛、法、僧三宝之外，又有四宝之说。龚自珍号称乌波索迦，魏源易名菩萨戒弟子魏承贯，杨仁山称净业弟子，郑学川号千花佛戒弟子，足见世人学佛已风靡一时。由是，学者、思想家无不竞相研究佛理，政治家也涉略佛典。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及国学大师章太炎等，都游走于儒、佛之间。佛门僧人前有敬安提倡卫教爱国，后有太虚之佛教三大革命，倡导人生佛学、人间佛教。此外，印光倡儒、释融通之净土，弘一则由儒入释，由名士而遁迹空门，以戒为师精研勤修，复兴宝华山之律宗。至于杨仁山及其弟子欧阳竟无，尤以金陵刻经处为重镇，刻经兴学，培养僧材，创办佛学刊物，直接影响了当代学者的学术思想。他们在各大学讲台宣讲佛教哲学，开创了近代佛教文化传扬的新局面，进一步促进了佛学社会化、系统化、理论化。

晚清民国时期的佛教，最值得关注的当推“人生佛教”。虽然时下佛教界、学术界多把“人生佛教”的始倡归诸太虚，但严格地说，这种思想是时代的产物。

中国佛教自“会昌法难”之后，从总体上说，已呈颓势。赵宋一代，除禅净尚存生机外，其余各宗，均趋式微。元、清二朝，由于皇族崇尚喇嘛教，藏传佛教有较大发展，然汉地佛教仍不见起色。降至清季，佛教更进入“最黑暗的时期”。当时之佛界，虽也有少数僧人在为佛教之生存和发展而奋争，学术界也有众多居士热心佛学，然因时局动荡，战乱迭起，少数人之努力，终无能拯救佛教于颓危之中。

尤有甚者，当时之佛教界，许多僧徒或隐遁静修，或赖佛求活，佛教非但不关心人生、介入社会，相反与世日隔，佛教自佛教，社会自社会，进而更演为“超亡送死”之教，“避世逃禅”之地。这种现象，正如太虚对《佛教评论》的编者所说：“此我国僧尼百年来之弊习，而致佛法不扬，为世诟病之一大原因也。”

佛教遗弃社会的结果，是社会也遗弃了佛教。严酷的现实给当时的佛教界以深刻的反省，许多僧人、居士开始意识到，不对传统的佛教进行一番彻底的整顿、革新，佛教之存立已成问题，又遑论发展。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改革佛教的主张，其中以太虚“三大革命”的主张最具代表性；从思想层面说，则是“人生佛教”的提出。

“人生佛教”之思想特色，要而言之，大体有二：一是“以人为本”，二是“入世”精神。

通常人们多认为，佛法是非人生的，“人生佛教”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大乘佛法就其“本义”说，是“发达人生的”，“发达生命的完满生活的”，是一种“究竟的人生观”。它不是离开人类而弄玄虚者，而是为化善人世的实际生活而设的。基于这种思想，太虚认为，学佛当先从做人起。所谓学佛当先从做人起，即“学佛的第一步，在首先完成人格，好生地做个人……做成有人格的人”（太虚：《佛陀学纲》）。只有“学成了一个完善的好人，然后才说得上学佛。若人都不能做好，怎么还能去学超凡入圣的佛陀呢？”这种基于人生的佛教思想，用太虚在《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的话说，即“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

“人生佛教”的另一个思想特点就是主张既出世，又入世，强调不违现实生活而行现实佛事，主张佛法既超脱世间又随顺世间，把“利他”、“济世”作为佛法之根本，把“救国救民”视为自己的责任。这种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出世与入世的不二，世间与出世间的融通无碍。

就思想渊源说，“人生佛教”既“原本于释迦佛遗教”，又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法华经》所说的“一大事因缘”，即指佛原是为此世间人的解脱应现于世的，而大乘佛教的“慈悲普度”、“利生济世”和禅宗“人佛不二”、“即世间求解脱”思想，应是此“人生佛教”最主要的思想来源。儒家的“人本”思想和“入世”精神，为“人生佛教”的中国特色打下了深刻的印痕。因此，严格地说，“人生佛教”是佛、儒交融的结果，是外来宗教与本土文化成功融合的产物。

进入现、当代社会后，“人生佛教”又进一步演化为“人间佛教”，并发展成为当今佛教思想的主流。

（五）

中国佛教所以会历经二千年而不衰且不断发展，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既能保持佛教基本精神，又能因应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对自己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铸。思想义理方面是这样，与中国古代社会之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方面的关系亦然。对此，《中国佛教通史》对佛教与各个时代的王朝政治、社会经济、民俗信仰等方面的关系也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揭示和论述。

佛教与各个时代之王朝政治（包括历代帝王之佛教政策）、社会文化相互关系的分析与论述，占了《通史》相当大的篇幅，近百万言。之所以在这方面如此不惜笔墨，旨在借此揭示历代佛教的表现形态、思想特点及其所以然。至于佛典翻译、僧官制度、寺院经济、三教关系和佛教文化艺术等，本属《通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史》按四个发展时期（《通史》把中国佛教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和明清民国）分别列有专章，力求以较翔实的史料和较深入的分析论述，多视角、多层面地再现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

值得一提的是，《通史》对各个时期的民俗信仰、佛门生活，乃至较具代表的仪轨制度等，亦列有专章进行较翔实的梳理和系统的阐述。鉴于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密切关系和隋唐之后中国佛教对外交流的日渐增多，《通史》既对历史上印度来华和西行求法的高僧进行了追踪与考论，亦对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佛教的对外交流及其影响进行了绍介与评析。注意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通史》不局限于汉传佛教，而且给了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以相当的篇幅；对于台湾佛教，《通史》亦列有专章，简要地介绍了1895年至1945年台湾佛教的发展状况。所有这一切努力，旨在尽可能全面地展现中国佛教的整体风貌。

佛教讲因缘，《通史》的编撰可以说也是因缘和合的产物。如果说我们选择这一课题，主要是因为近十几年来学术界、佛教界的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觉得现在是编撰《通史》的时候了，那么，“985工程”的启动，则是我们最终把它付诸实施的主要助缘。今天，《通史》终于完稿成编了，这更是“众缘和合”的结果。毋庸置疑，《通史》是一个集体攻关项目，对于《通史》的编写，许多中青年学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写作过程中，不少作者给我文稿的电子邮件，时间显示是凌晨三点钟，不难想象，他们为《通史》的编撰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每当我阅读他们的文稿时，心中总是充满不安与感动。值此《通史》付梓之际，我要向所有参加《通史》编写的学者致以最真挚的谢意！

《通史》总15卷，650万字，自正式启动至全部完稿，历时五年多。实际上，因为参与编写的学者或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毕业的博士——他们在《通史》中所承担的内容，多是博士论文的延伸和进一步拓展，或是长期来一直致力于中国佛教某一方面的研究且卓有成就者——在《通史》中所撰著的篇章，正是他们近十几年所关注和研究的课题；因此，可以这么说，编写者贡献给《通史》的，多是他们十几年来最有心得的研究成果，凝聚了他们最具创造力时段的智慧与心血。当然，《通史》是一件集体作品，由于各编写者学术专长的差异和写作风格的不尽相同，有的较侧重于思想义理的探寻与钻研，有的多用力于史料的搜集与考订，导致全书在体例和风格上很难整齐划一，虽经统稿的多次磨合与修润，但细心的读者还是不难发现其中之印痕所在，对此，只好俟之来日的修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