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论竹林七贤

当然，也有不愿一味唯唯诺诺、歌功颂德的文人，与其屈身侍从，忍受烈火般熬煎的内心痛苦，不如放浪形骸，享受白云般自由的自我陶醉。

孔子曾标举两类与自己不同的人，一为狂，一为狷。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1]狂，即所谓纵情任性，放荡骄恣；狷，即所谓洁身自好，守节无为。无论是狂是狷，大抵都表现出一种与当权的统治者不合作的政治态度，超越出统治者的权力圈，或则任性自为，或则洁身自好，或则二者兼而有之。

在中国古代文人中，狂者、狷者或狂而狷者，代有其人，不胜枚举。而以狂狷为共同品性且结成一个集团，最著名的莫过于竹林七贤了。这种名士集团与侍从集团，一为在野，一为在朝，前者是异端，后者乃正统，恰相对立。所以本书在侍从文人集团一章里附论之。

竹林七贤，指的是阮籍（210—263）、嵇康（223—262）、山涛（205—283）、向秀（约227—272）、阮咸（生卒年未详）、刘伶（生卒年未详）、王戎（234—305）七人。原先只称“七贤”，盖取《论语·宪问》“作者七人”[2]的事数，与东汉末年所谓“三君”、“八俊”之类相同[3]，为文人标榜之义。后人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以称扬其林下之风。于是以讹传讹，竟附会竹林为地名。[4]

竹林七贤是曹魏末年特定社会矛盾的产物。汉魏之际，社会动荡不安，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两汉大一统时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家经学与礼法，面临着摇摇欲坠的境地。于是有了魏末名士阶层的第一次大分裂，从经学名士中蜕变出一批玄学名士，从拘守礼法的名士中派生出一批崇尚虚无的名士。这就是以王弼（226—249）、何晏（？—249）为代表的正始名士。他们的“援道入儒”之举无补于世，而他们的阿附权势之行又不齿人道，他们的悲惨结局更警怵人心。于是又有一班文人，继而以狂者之态反对名教，以狷者之行追求自然，从观念的革新进而成为行为的叛逆，这样魏末名士发生了第二次分裂，从服药派中分化出纵酒派，从用世派中衍生出避世派，这正是竹林七贤所以产生与形成的社会背景。[5]

大约在魏齐王曹芳（232—274）正始四年（243），嵇康退居山阳（今河南修武一带），交结了一些隐士为友，其中最杰出者是吕安（？—262）。随后嵇康偶遇山涛，二人言语投机，只见一面便“契若金兰”；通过山涛的介绍，又认识了向秀；接着又结识了阮籍、阮咸与王戎。最后刘伶与诸人相遇，欣然聚合，遂成七人之数。七贤的集结，约在司马懿（179—251）发动高平陵事变，诛戮曹爽（？—249）、何晏，罢免王弼的嘉平元年（249）。

竹林七贤既不是政治组织，也不是学术团体，又不以某一政治中心为磁心而吸附之，那么，它在什么意义上构成一个文人集团呢？笔者认为，它是一个具有特殊的文化职能的社交团体，其成员有着共同的行为方式、相近的思想政治倾向和密切的学术活动，互通声气，亲密交往。

在行为方式上，竹林七贤皆饮酒任达，不拘礼法。七贤聚合时的主要活动便是肆意酣畅，饮酒几乎成了他们主要的生活方式。《晋书·山涛传》记，山涛“饮酒至八斗方醉”[6]。《魏氏春秋》言，阮籍“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7]。《世说新语·任诞》载：“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刘伶答应，请供酒肉于神前，发誓戒酒。妻子为他准备了酒肉，刘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于是引酒进肉，酩酊大醉。[8]其余阮咸、王戎、向秀、嵇康也都善饮。

其实，对于竹林七贤来说，饮酒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求得精神超越的一种文化实践。刘伶《酒德颂》说：

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髯踑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9]

竹林七贤在精神上追求任真自然，饮酒不正是一种很好的寄托和表现方式吗？

但更重要的是，竹林七贤可以借饮酒逃避现实，保全性命。在魏晋易代之际，七贤既不愿为晋朝做佐命功臣，又不愿为魏室力挽颓残，于是他们只能韬晦，只能沉湎。正如沈约《七贤论》所说的：

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瓦尽年。酒之为用，非可独酌；宜须朋侣，然后成欢。刘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饮客，山、王二公，悦风而至，相与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游，故于野泽衔杯，举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10]

与饮酒相辅相成，任达放荡也是七贤共同的行为方式。据《晋书》诸本传记载：山涛“介然不群”，阮籍“任情不羁”，嵇康“高亮任性”，刘伶“放情肆志”，向秀“清悟有远识”，阮咸“任达不拘”，王戎“短小任率，不修威仪”。阮籍母丧，不崇礼典，毁瘠骨立。他平时不拘礼教，如叔嫂道问、醉卧邻妇酒垆之侧、为兵家女哭丧等，都是惊世骇俗之举。他自称：“礼岂为我设邪！”[11]阮咸“居母丧，纵情越礼”[12]。王戎居丧，也不拘礼制。刘伶不拘行迹，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铲自随，云：“死便掘地以埋。”[13]

七贤“为竹林之游，当世礼法者讥其所为”[14]，就是因为他们不拘礼法，崇尚自然。但是，他们的任达和饮酒一样，只不过是逃避世事的一条途径而已，他们在内心中对自身的任达行为也并不以为然。阮籍阻止他的儿子阮浑做任达之举[15]，嵇康《家诫》告诫家人饮酒不可酣醉[16]，都表明他们内心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

在思想政治倾向上，竹林七贤皆信奉老庄，疏离权势。《晋书》诸本传中，称嵇康“长好老庄”，阮籍“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山涛“性好庄老”，向秀“雅好老庄之学”，刘伶“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王戎以“道家之言”告诫钟会。《世说新语·任诞》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称阮咸“一家尚道弃事”[17]。玄学祖师王弼、何晏只注重《易》、《老》，到竹林名士才开始《庄》、《老》并重。由此可见竹林名士在思想上崇尚玄远，鄙薄实务，以自然为宗。

因此在总的政治倾向上，竹林名士对当权者大多持不合作的态度。其中嵇康、阮籍表现得比较激烈，山涛、王戎表现得比较庸懦。但在七贤聚合的过程中，即在入晋以前，七贤大多徘徊于入仕与出仕之间：“其进也，抚俗同尘，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顺，以保天真。”[18]例如，阮籍虽连仕司马懿父子三人，任从事中郎，司马昭（211—265）“任其所欲，不追以职事”[19]。后官东平，却“不以政事为务，沉醉日多”[20]。而山涛虽与司马懿妻是中表亲，但在曹氏与司马氏冲突白热化的时候，适逢曹爽之诛，他反而“遂隐身不交世务”[21]王戎的显达也在嵇康被杀之后。

要之，在七贤聚合之时，他们总是与执政者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以饮酒放达为佯狂保身。正是有见于他们的这种隐逸风范，人们称之为“林下诸贤”[22]。东晋袁宏（约328—约376）作《名士传》，把魏末名士分为“正始”与“竹林”两类，恰恰表明在朝名士与在野名士的区别。

最后，在学术活动上，七贤的著述互通声气，以诗文吟咏唱和。例如，《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向秀别传》载：向秀与嵇康、吕安为友，但“趣舍不同”。向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嵇康、吕安，嵇康和吕安都说：“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及书成，向秀以示二子，说：“尔故复胜不？”嵇康、吕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23]又《晋书·向秀传》载：向秀与嵇康论养生，“辞难往复”，目的是要启发嵇康的“高致”，从反面促使嵇康把自己的意见表述得更充分，发挥得更透彻。[24]从这两个事例，可以看出七贤在学术上是如何互相交流、辩论问难的。

又如，嵇康《卜疑》中有“弘达先生”，其人“恢廓其度”，“超世独步”[25]；阮籍《大人先生传》中有“大人先生”，其人“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26]；刘伶《酒德颂》也有“大人先生”，其人“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27]——这些人物形象何其相似乃尔！这种超世拔俗、飘逸自如的人物形象，不正是七贤心向往之的理想人格吗？

另外，据侯外庐考证，嵇康的《酒令诗》及《四言》十章，也可能是七贤聚合时所作。[28]文人相携隐居山林，清谈玄理，吟咏诗文，七贤实启其端。

竹林七贤集团的解体，大约始于嵇康撰写《与山巨源绝交书》的魏元帝景元三年（262）。[29]在司马氏统治集团的政治高压下，嵇康于同年被司马昭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之罪杀害[30]，阮籍于次年被迫为郑冲（？—274）起草司马昭的劝进文[31]。，山涛于第三年成为司马昭西征时留守后方的心腹。竹林七贤的三位领袖，或遇难，或妥协，或变节，于是这个原本就相当松散的文人集团就不免“树倒猢狲散”了。

竹林七贤作为一个文人集团，与侍从文人集团恰恰相反，是一种在野的民间社交团体，更是一种游离于统治集团之外甚至背逆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团体。七贤的行为方式，在标榜名教的统治集团看来，无疑是一种越轨行为。统治集团认为，这种纠合成一个团体而不与执政者合作的行为，实在是一种莫大的危险，因此必须对这种行为的表现者实行特殊的制裁。嵇康的被杀，盖由于此。嵇康是七贤集团的发起者，在当时颇享盛名，而且性格最为激烈鲠直，制裁了他，不就可以杀一儆百吗？一个人一旦被标定为越轨者，他就是正常社会秩序的叛逆者；为了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怎能不对他严惩不贷呢？

现代社会心理学家认为：“遏制和控制反常就是掌握一种非常巨大的力量，使人产生一种幻觉，以为社会秩序有点令人敬畏而且潜力无穷。”[32]七贤集团在政治高压下的最终解体，同样产生了这样的文化功能。首先，它有利于司马氏政权的建立，如钟会（225—264）庭论嵇康当诛，说：“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33]其次，它也对后世文人的行为方式起到一种强大的文化规范作用，无论是狂是狷还是既狂且狷，都不能过分逾越“名教”之度。王戎后来和王衍（256—311）一起倡导以自然为体，以名教为用，乐广（？—304）甚至标举“名教中自有乐地”[34]，不就是明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