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的构成方式

隋唐以前，学者多讲学于私家；自宋代起，学者多讲学于书院。正是私学与书院，成为历代学派的摇篮。

一、私学和书院的发展

私学起于先秦，在春秋战国时期十分兴盛。到了秦朝与汉初，私学仍然未衰，私学师生成为汉初朝廷文职官吏的重要来源。从汉武帝起，以经术选士，利禄所诱，私学更盛。除太学置博士传经外，许多隐居的经术大师也建立精舍或精庐，大规模地收授生徒。《汉书·儒林传》“赞”云：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1]

至东汉时，私学更盛，蔚为时风。《后汉书》所载诸儒门下，受业著录，动至数千，甚或盈万，弟子不及千人者，反而少见。[2]这一来因为面对激烈的政治争斗，许多名师大儒都避世隐居，讲经授徒，与世无争；二来也因为经古文学家为了和官方的经今文学家相抗衡，不得不私人讲授，广招门徒，张大声势，私学成了学术派别的据点。

东汉私学的专经教学，往往有稳定的组织形式，建立教学基地，称为精舍或精庐。《后汉书》所记色咸、姜纮、刘淑、檀敷、李充等人，皆建精舍或精庐讲授。[3]精舍或精庐，有的建于经师的家乡，有的选择山水胜地，大都带有避世隐居的性质。生徒远道而来就学，有的就在精舍附近择地而居。可以说，精舍是后世书院的前身，它的出现标志着私学讲授的集团性质的凸显。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学，延续东汉遗风，而更为昌盛发达。因为时值列国纷争的年代，学术空气反而更加自由了。到了唐代，由于朝廷的明确倡导，私学林立，于官学之外，别开生面。北宋时，私学甚至有凌驾于官学之上的态势，据《宋史》诸传，著名的学者，如孙复（992—1057）、石介（1005—1045）、邵雍（1011—1077）、周敦颐（1017—1073）、张载（1020—1078）、程颢、程颐等，大多从学于私学，又分别从事私人授徒讲学。私学成了学派形成的重要基地。

时至南宋，情势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私人书院蔚然勃兴。现代历史家称：“书院是私学的高级表现形式。”[4]南宋以后，书院成为学术派别的一大渊薮，既造就了著名学者，也造就了学派集团。

“书院”一词，始见于唐代，原本为朝廷设立的修书之所。[5]除了朝廷设立的书院以外，唐代也有一些私人读书处称书院，见诸唐人诗篇，这些书院也不是授徒之所。[6]

作为讲学授徒、作育人才的书院，始于五代南唐昇元四年（940）在江西庐山建立的白鹿洞学馆，亦称“庐山国学”，但尚不以书院为名。到了北宋初，才有闻名遐迩的“四大书院”或“六大书院”[7]。但是后来受到各代帝王提倡科举的影响，士子皆驰骛于名利，而不能长守山林，潜心学术，所以官学大盛，私学遂微。

到了南宋，由于官学腐败，理学发达，书院方始大盛。朱熹（1130—1200）在江西兴复白鹿洞书院，遂开南宋书院兴盛之风气。南宋书院虽与政府有关，却不受政府支配，讲习比较自由，其中人才辈出，影响深远。

书院在南宋不仅数目大增，而且形成各种学派。清人全祖望（1705—1755）指出：由于金兵南下，中原板荡，河南的嵩阳书院和睢阳书院遭到破坏，宋初四大书院只剩下白鹿洞和岳麓。这两个书院因为朱熹和张栻（1133—1180）在那里主讲过，声名很大。而后起的吕祖谦（1137—1181）的浙江金华丽泽书院和陆九渊（1139—1193）的江西贵溪象山书院，也与之齐名。于是，“四家之徒遍天下，则又南宋之四大书院也”[8]。这里所说的“四家之徒”，指的就是朱熹学派、陆九渊学派、张栻学派和吕祖谦学派。

其后各派门人为张扬师学，又大办书院。以陆学为例，除象山书院外，在明州（今浙江宁波一带）的弟子，如杨简（1141—1226）讲学于慈溪（今属浙江）碧沚，袁燮（1144—1224）讲学于鄞县（今浙江宁波）城南楼氏精舍，沈焕（1139—1191）讲学于鄞县城内月湖竹洲。杨简的门人慈溪桂万荣（生卒年未详），又作石坡书院传承杨学。至元代，杨简门人童居易［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的孙子童金，又在浙江慈溪鸣鹤乡兴建杜洲六先生书院，规模甚大。

元代书院，较宋代尤盛，但与科举杂糅，已与官学没有区别了。书院山长成为学官，书院与学校一样受各级官府的节制。

明代初年，科举盛行，官学发达，所以书院讲学之风几乎消失殆尽。到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时，国学制度败坏，科举流弊极大，王守仁（1472—1529）、湛若水（1466—1560）等热心讲学，书院再度发达。如王守仁在龙场（今贵州贵阳西北七十里，修文县治），构建龙场书院；在贵阳，主讲贵阳书院；在江西，修建九江濂溪书院；在浙江，开辟山阴（今属绍兴）稽山书院。王守仁去世后，他的门人为纪念他而建立的书院，更是不胜枚举。

明代书院多为新创，往往建自官府，但是退仕官吏自建书院讲学的，也为数甚多。至于明朝万历三十二年（1604）在江苏无锡重兴修复的东林书院，不仅独成学派，而且左右朝政，“遂以书院之名，被政党之目”[9]，则又是空前绝后的壮举。

清代初年，由于文化专制日益严酷，书院备受抑制。统治者害怕文人士大夫聚徒讲学，结党滋事。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才下明令创设书院，作为读书应举、教育人才的所在。这以后，书院鼎盛，府厅州县，无处不有书院之设，省会有的多至三四所。合全国以计之，有书院2 000余所，这是前所未有的。

从南唐昇元四年（940）算起，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废止书院、改设学堂为止，书院的存在达960多年，真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观。

二、私学和书院的特点

总观历代的私学和书院，具有民间性、专门性和宗法性三个特点。

第一，民间性。

民间性是与官方性相对称的。私学与书院，都是在官学之外的一种民间的教育场所。虽然私学教学也隐然有一种作为文人入仕的预备学校的功能，也的确在历代培养了不少的官吏，但它本身的教学内容、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尤其是它的经营方式，大都是私立性质的，是民间性质的，虽然受到官府的管辖，却有很大的自主性。书院也是如此。除了元代的书院染上浓重的官学色彩以外，历代书院的建立、恢复、维持和发展，大多依靠民间的力量，而且自创始到罢废，书院一直没有列入国家学校系统之中。

更重要的是，在私学和书院中，师生可以自由讲学，而不像官学教育那么死板教条。如东汉时期，名师大儒或遭排斥，或不愿入仕，或辞职退隐，或征召不就，往往避世隐居，私人讲授，昌明学术。讲经授徒成为他们回避官场倾轧、发挥学术才能的行为方式。宋元时期，那些淡于荣利、笃乎学术、志在讲求修身治人之法的学者士子，大多聚集在私学或书院讲学。明代有的学者还在私学与书院之外，随时随地集会开讲，随事举行，没有定法。举凡樵夫、陶匠、农工、商贾，无人不可听讲，无人不可讲学，这就有点类似于现代的民间集会演讲。

民间性，这是私学和书院的学术生命之所系，也是从私学和书院中破腹而出的学派的学术生命之所系。丧失了民间性，就丧失了私学和书院发展的生机，也就丧失了学派生存的活力。

第二，专门性。

历代的私学和书院，一般地说，都不采用共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思想，而是各有各的专门学术。

例如，秦汉之际，伏生教《尚书》，浮丘伯教《诗》，韩婴教《诗》、《易》，胡毋生言《春秋》，等等。他们各自授徒传经，多少保留着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遗绪。东汉时期，私学专事经学，家法颇严，《后汉书·儒林列传》“论”曰：

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10]

所谓“一家之说”，就是各位名儒大师的专门之学。他们“专相传祖，莫或讹杂”，就形成了各自的学术派别。可见，专门性是私学足以自立于学术之林的学术根本，也是学派足以建立形成的学术基础。

在南朝时期，除了儒家私学以外，据《南史》诸传记载，尚有道家私学，如张讥（生卒年未详）、沈道虔（368—449）、杜京产（438—499）等开办的学校；佛家私学，如何胤（446—531）、赵僧岩（生卒年未详）、邓郁（生卒年未详）等开办的学校；此外，还有各家兼综、合流的私学，如雷次宗（386—448）、周续之（生卒年未详）、徐伯珍（414—497）等。各家私学并立，体现出不同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派别竞相传授衣钵、扩大社会影响的生动局面。

宋以后的书院以传习理学为主。理学酝酿于北宋，书院也始建于北宋；理学到南宋而大盛，书院也盛于南宋。明初理学无生气，书院也不振；直到王守仁、湛若水到处讲理学，书院也随之大为发展。刘伯骥在《广东书院制度沿革》的绪论中说：“考宋、明理学所以特别发达，一方面固然因它本身价值有扩大的可能性，而一方面还因为它有宣扬的凭借之所，足以养成风气。因此在清以前，书院之升降与理学之升降互为因果。”[11]即便在清代，朴学大兴，理学受斥，但许多书院仍以理学为主要课程。当然从元中叶以后，科举衡文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学校也多学习理学，尤其是朱熹理学。但是，应科举考试的理学，只是理学的大路货，难登大雅之堂；而唯有书院，才研习理学的专精部分。正因为如此，书院成为理学诸学派的摇篮。不同学派的学者，以书院为基地，广收门徒，各倡其说。

除了专门传授程朱理学的书院以外，宋以后还同时并存着各种专门性质的书院。如南宋陈亮（1143—1194）、叶适（1150—1223）主持的书院，专讲反对心性之学的事功之学；清代李塨（1659—1733）设学授徒，以昌明关学为己任，颜元（1635—1704）立书院，以“实学、实习、实行”教授生徒，形成颜李学派。又如清代在讲求理学的书院之外，还设置有考试时文的书院和博习经史词章的书院。后者如姚鼐（1731—1815）主讲的上元（今江苏南京）钟山书院，阮元（1764—1849）创建的杭州（今属浙江）诂经精舍、广州（今属广东）学海堂之类。这类书院一变数百年理学占据书院讲坛的局面，是一种大胆的改革。形形色色专门性质的书院，往往也孕育出形形色色的学术派别。

第三，宗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