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纷争与文学风貌之一

无论是汉代私学还是后世书院，在讲授学术之际，往往围绕某一位或某几位大师，形成一个学派，与其他学派相论辩，相抗争，分门角立，各树旗帜。

学派纷争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百家争鸣，进行思想学术交锋；二是门户倾轧，力争学术正宗地位。这两种方式的文化功能是不尽相同的，对文学风貌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本节先谈百家争鸣，进行思想学术交锋。

不同学派的思想学术交锋，是中国古代学术派别纷争的一个传统，早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期就极为兴盛，甚至出现过“稷下学宫”这种专供学者著书立说、论辩学术的场所。

后世学派的讲学论义，一直不衰。《南史·马枢传》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马枢）博极经史，尤善佛经及《周易》、《老子》义。梁邵陵王纶为南徐州刺史，素闻其名，引为学士。纶时自讲《大品经》，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王欲极观优劣，乃谓众曰：“与马学士论义，必使屈伏，不得空立客主。”于是数家学者，各起问端。枢乃依次剖判，开其宗旨，然后枝分派别，转变无穷，论者拱默听受而已。纶甚嘉之。[1]

邵陵王萧纶（约507—551），字世调，是梁武帝萧衍第六子，史称其“博学善属文”[2]。马枢（522—581），字要理，扶风郿（今陕西眉县）人，是当时的著名学者。萧纶和马枢各自教席，“同日发题”，分讲佛、道之义，已属别出心裁；而“数家学者，各起问端”，马枢“依次剖判”，这种相互问难、相互切磋的问学风习，更可以见出学派纷争时自由的学术气氛。

不同学派的思想学术交锋，可以书院“讲会”（或称“会讲”，或称“会”）为代表。书院讲会的目的，在于就某些学术问题相互探讨争辩，或发挥一个学派的精义，或辨析不同学派之间主张的异同，其主旨都是属于学术性的。

南宋时，书院讲会活动就极为频繁。除了前述著名的朱、陆“鹅湖之会”以外，还有吕祖俭（1146—1198）在四明（今浙江宁波）参加杨简、沈焕、袁燮等人的讲会，庆元慈溪（今属浙江）人黄震（1213—1280）参加童居易在杜洲的讲会，等等。

明代书院林立，而讲会也大盛。如王守仁正德十四年（1519）主讲江西九江修濂溪书院，四方学者辐辏；嘉靖三年（1524）在浙江山阴（今绍兴）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讲习；嘉靖四年（1525）在浙江余姚龙泉寺的中阁会，大约每周与诸生相聚讨论。这些活动都具有讲会的特性。

湛若水喜爱争论，为王守仁门人所深知。他90岁时游南京（今属江苏），路过江西安福，当地理学家、王守仁的门人邹守益（1491—1562）戒其同志曰：“甘泉先生来，吾辈当宪老而不乞言，慎毋轻有所论辩。”[3]

王守仁门人到处讲学，尤喜讲会。嘉靖五年（1526），刘邦采（约1490—1578）在安福（今属江西）创立惜阴会，间月为会五日，每次数百人参加，而且人员来自各邻近乡邑。[4]嘉靖十三年（1534），邹守益以祭酒致政归，与刘邦采等创建连山、复真诸书院，为四乡会讲授阳明理学精髓。春秋二季，则合五郡，出青原山为大会，凡郡邑乡大夫皆与会，王门弟子聚集一堂，探讨学问。[5]《明儒学案·南中王门学案》载：

阳明殁后，绪山（按，即钱德洪）、龙谿（按，即王畿）所在讲学，于是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江北有南谯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庙会，泰州复有心斋讲堂，几乎比户可封矣。[6]

讲会之风清初还流布一时，尤其在江南一带相当盛行。康熙年间（1662—1722），一些著名学者如黄宗羲等人，在甬上书院举办讲会，借讲读经史，传布中华文明，在当时影响很大。直至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下诏“屏去浮嚣奔竞之习”[7]，书院讲会才不复再见了。书院讲会的方式，显然受到佛教诸宗论辩和“三教论衡”的影响，对促进学派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不同学派的思想学术交锋，还可以采用书信往来或文章论辩的方式。如南宋陈亮与朱熹之争[8]，明代李贽与耿定向（约1524—1597）之争等[9]，都采用了书信往来的方式。南宋时朱熹与陆九渊辩论“太极”、“无极”，也大多通过书信往返。[10]南宋初年，理学家胡宏（1102—1161）撰《知言》一书[11]，其友朱熹、吕祖谦及胡宏弟子张栻往复研究，所写的文章收为《知言疑义》一书。及至近代以降，报纸、刊物充斥文坛，文字论辩遂成为学派纷争的主要方式。

不同学派的学术纷争，一方面倡导了坚守所学、敢于争鸣的精神，另一方面发扬了集思广益、兼收并蓄的学风，这都有力地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

首先，在学派纷争中，各个学派总是要坚守所学，极力发挥本学派的学旨，与别的学派争鸣辩难，这就使思想文化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不仅先秦战国时期出现过诸子学派的“百家争鸣”，而且两宋、明中后期、清初都是大可表彰的“百家争鸣”时代。各时代“百家争鸣”的内容和旨归虽不同，但坚守所学、敢于争鸣的精神却是一脉相通的。创始建立一个学派或发扬光大一个学派，都要有自信心，要有不苟同的精神。

比如，朱熹和张栻为了拉拢吕祖谦投向道学，既批评他不该多收门徒，又指责他博杂喜事。但吕祖谦还是殚精文史，固守中原文献之学，不为朱、张所动。朱熹评论道：吕祖谦“学合陈君举（按，即陈傅良）、陈同甫（按，即陈亮）二人之学问而一之。永嘉之学，理会制度，偏考究其小小者。惟君举为有所长，若正则（按，即叶适）则涣无统纪，同甫则谈论古今，说王说霸，伯恭（按，即吕祖谦）则兼君举、同甫之所长”[12]。

正因为吕祖谦善于兼人所长，而且宅心忠厚，所以有人用带有贬义的“和光同尘”来嘲讽他。其实吕祖谦并非没有主见。陈亮经常把著作送请吕祖谦指正，吕祖谦并不一味说好，而是坚持己见，两人争论频繁。如陈亮著《三国纪年》，序中批评司马迁“所存高矣，出意任情，不可法也”[13]。对此，吕祖谦甚不以为然，复书道：“但来教谓‘司马子长虽高，不欲学’，而（《三国纪年》）诸赞命意及笔势，而往往似之，何耶？因便并望见教。”[14]这是婉转地指责陈亮，明明私下已然学习司马迁，为何还要将司马迁一笔抹杀？

鹅湖之会，吕祖谦是发起人，却未介入朱、陆争论，他并不是没有看法，只是不愿勉强偏袒一方。黄震《东发日钞》云：“东莱先生以理学辨朱、张，鼎立为世师，其精辞奥义，岂后学所能窥其万分之一。然尝观之，晦翁与先生同心者，先生辩诘之不少恕；象山与晦翁异论者，先生容下之不少忤。鹅湖之会，先生谓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易量；谓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15]可见吕祖谦并不是没有主张的人，恰恰相反，他论学论人都有一定之见，对朱、陆两人的评价就是恰如其分的，体现出他十分重视实事求是。

正因为如此，吕祖谦创立的金华学派足以自立，影响深远，如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丽泽诸儒学案》中所说的：“明招学者（按，吕祖谦讲学金华明招山中），自成公（按，指吕祖谦）下世，忠公（按，指吕祖俭）继之，由是递传不替……历元至明未绝，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也。”[16]

由于各学派坚守所学，交相论辩，因此对其他学派弊病的揭露往往深有见地。如南宋陆九渊揭发支离破碎搞烦琐传注之病，陈亮揭露道德性命之学尽废天下之学的弊害，明代罗钦顺（1465—1547）揭示心学专讲内心修养、妄图“私造化为己物”的谬误，清代方东树（1772—1851）对汉学迷信传注的针砭，大多能切中要害，从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各学派在论争中坚持发扬敢于争鸣的精神。如朱熹和王守仁分别是南宋和晚明学术界的权威人物，而陆九渊兄弟却敢于与朱熹争论“无极”、“太极”，陈亮则与朱熹论辩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罗钦顺也坚持反对王守仁提出的朱熹对陆九渊早异晚同的说法。这充分体现了他们不畏权威、弘扬学术的积极精神。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一书时，正当汉学在清朝学术界炙手可热之际，不管他的著作有多少可议之处，他那种胆敢与权威对抗的精神，却是值得嘉许的。应该说，学派纷争中这种不畏权威、敢于争鸣的精神，实在是学术文化向前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其次，各学派在论争交流中，往往集思广益，兼取诸家之长，不仅激活了学派的生机，也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集思广益与坚守所学是相辅相成的。在坚守所学的前提下集思广益，在集思广益的激励下坚守所学，这是许多学派得以发扬光大的原因所在。

许多学派的大师在坚持所学的前提下，都颇留意于兼取诸家之长。南宋时吕祖谦以中原文献之学为主，博取四方诸师友之所讲，融洽无所偏滞；吕祖俭在明州参加杨简、沈焕、袁燮的讲会，几乎无会不与，同时仍然坚守父兄相传的中原文献之学，这便是极好的例子。

南宋末年的著名学者王应麟（1223—1296），论家学是陆学，受吕祖谦弟子楼昉［绍熙四年（1193）进士］的影响则属吕学，后又从王埜［嘉定十二年（1219）进士］受学属朱学，不少人称他为朱学嫡传。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却认为王应麟论学兼取诸家，而综罗文献则实得吕学之大宗。[17]

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早年入刘宗周（1578—1645）证人书院，受王守仁之学，中年变更治学方向，以经世致用为务，而以史学为主。全祖望称他“兼通九流百家，则又轶出念台（按，指刘宗周）之藩，而窥漳海之室”[18]。黄宗羲既开清代史学学派，又如《黄梨洲先生事略》所称：“盖先生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按，即张载）之礼教，康节（按，即邵雍）之象数，东莱（按，即吕祖谦）之文献，艮斋（按，即薛季宣）、止斋（按，即陈傅良）之经术，水心（按，即叶适）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自来儒林所未有也。”[19]他堪称坚守所学而又兼采诸家的典范。

黄宗羲对博学兼采有明确的主张，他说：

道本大公，各求其是，不敢轻易唯诺以随人……且夫讲学者，所以明道也。道在樽节退让，大公无我，用不得好勇斗狠于其间，以先自居于悖戾。[20]

为了“明道”，既不可“轻易唯诺以随人”，也不可“好勇斗狠于其间”，而应该“大公无我”，“各求其是”，有着博大宽广的胸襟气度。黄宗羲又说：

昔明道（按，即程颢）泛滥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而后返求诸《六经》；考亭（按，即朱熹）于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订其是非：自来求道之士，未有不然者。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坚，则得之愈真。虽其得之有至有不至，要不可谓无与于道者也。[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