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派纷争与文学风貌之二

门户倾轧，力争学术正宗地位，这是学派纷争的第二种方式。

学派纷争往往导致门户倾轧，正如本章开头所引魏禧《重兴延陵书院记》所说的，当各个学派拘泥于“己之偏私胶固”的时候，就会“以相长之义而成相胜之气，以径路之殊，成门户之异”，造成严重的流弊。

门户倾轧与学派争鸣不同。学派争鸣是思想交锋，自由论辩，不存成见，唯善是从，唯道是从。各个学派可以各言其是，也可以相互非难；各言其是时不作矜夸自我之词，相互非难时不存卑视他派之心。

清后期诂经精舍高材生黄以周（1828—1899），素以传经明道为己任，光绪年间（1875—1908）任江苏江阴南菁书院山长，不拘汉宋门户之见，尝以“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八个字为座右铭。“莫作调人”就是坚守所学，不苟同人，但却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如果不是“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就会变成固执己见。史称其传授书院弟子：“教以博文约礼，实事求是，道高而不立门户。”[1]实事求是而不主门户，这才是值得提倡的优良学风。

门户倾轧却是另一种状态，有着严重的恶劣习气：“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2]标榜门户者，成见在胸，虚诳是尚，蓄意抬高自己，随便贬低他人，表面上似乎是忠于一个学派，实际上却斫丧了这个学派的生机。

例如朱熹过分相信自己，常常好摆出一副高人一等、唯我独尊的姿态，强人从己，争强好胜。但他毕竟还能够尊重别的学派，如称陆九渊的门人“类能卓然自立，相见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3]；而且，他也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别的学派展开学术辩论，如与前文所述与陆家兄弟之争，与陈亮之辩，等等。但朱熹的一些门人弟子却挟持私见，尊师以自重，诬人以自夸，几乎不择手段，这就演成门户倾轧了。

如陈淳（1159—1223）为了推崇朱熹，大骂陆九渊及其门人，力贬吕祖谦，连一贯附和朱熹的张栻也莫名其妙地挨了一闷棍。陈淳指斥陆门弟子“不读书，不穷理，专做打坐工夫，求形体之运动知觉者，以为妙诀，又假托圣人之言，牵就释意，以文盖之”。他捏造张栻因得朱熹的帮助，才摆脱思想的固滞，有了进步。他还硬说吕祖谦只是“少年豪才”，根本未窥圣贤门户，借由张栻帮助才投向朱熹，稍有所得，但还是不及张栻。至于陆九渊，陈淳认为是一位窃佛学以自高，误学者于诚淫邪遁之域的“吾道之贼”。他的这些言论均见《宋元学案·东莱学案》，全祖望对此作了按语，说：

朱、张、吕三贤，同德同业，未易轩轾。张、吕早卒，未见其止，故集大成者归朱耳。而北溪（按，即陈淳）辈必欲谓张由朱而一变，吕则更由张以达朱，而尚不逮张，何尊其师之过邪！吕与叔谓横渠（按，即张载）弃所学以从程子，程子以为几于无忌惮矣。而杨龟山（按，即杨时）必欲谓横渠无一事不求教于程子。至田诚伯则又曰：“横渠先生其最也，正叔（按，即程颐）其次也。”弟子各尊其师，皆非善尊其师者也。诋陆氏亦太过。[4]

其实门户倾轧的症结还不在于“各尊其师”，而在于借尊师以自高，凭抑人而自固，力图抬高自身学派的学术地位。但是，把自身学派的尊严建筑在对其他学派的倾轧攻讦之上，这种尊严难道是靠得住的吗？这种学风影响深远，黄宗羲之子黄百家批评道：朱、陆“两家弟子不深体究，出奴入主，论辩纷纷。而至今借媒此径者，动以朱、陆之辨同辨异，高自位置，为岑楼之寸木”[5]。这种“拉大旗做虎皮”的行径，严重地蠹蚀了正常的学术争鸣。

门户倾轧在思想方法上的原因，便是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标榜门户者，往往凭空捏造，过甚其词，乃至弄虚作假，无中生有。

如明中叶安徽学者程敏政（1446—1499），意欲调和朱、陆两家之说，编纂《道一编》一书，提出朱、陆“早异晚同”的观点，希图以此厘清朱熹学思历程，揭示朱学价值。此说为王守仁所借鉴，在明正德十年（1515）编成《朱子晚年定论》。朱、陆有差异是毫无疑义的，但王守仁硬说朱、陆“早异晚同”，而且是朱同于陆，这就不是事实了。王守仁秉承陆学，不过借此以抬高心学的地位罢了，完全出于门户之见。所以顾炎武《日知录》批评王守仁说：“凡此皆颠倒早晚，以弥缝陆学，而不顾矫诬朱子，诳误后学之深。”[6]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广东东莞人陈建（1497—1567）作《学蔀通辨》，为朱熹辩诬，指出王守仁所说不实，却又大诋陆学，加以“病狂失心”的罪名，还归结到“圣贤正学不可妄议”[7]一套腐论上去，以捍卫朱学的地位。王守仁之说未免矫诬，实系无中生有；而陈建此书亦非平允，仍持门户之论。

陈建所谓“圣贤正学不可妄议”，把学派宗主奉为偶像，视为正统，使之居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这不正暴露出标榜门户者的乖谬固陋吗？从前有人嘲笑六朝经师“宁道孔圣误，讳闻郑（按，即郑玄）、服（按，即服虔）非”[8]。宋明理学之徒也多有此荒唐之举，宁可得罪孔、孟，也不可妄议程、朱、陆、王。理学各派互争正宗，各标道统，以上接孔、孟圣贤之正传自任，力图居于他派“不可妄议”的神圣地位，岂非荒唐绝伦？

这种门户倾轧，只能窒息学术文化的生机，同时也扼杀了学派发展的生命。全祖望有言：“夫门户之病，最足锢人，圣贤所重在实践，不在词说。”[9]与其大言欺人，不如躬自实践，这的确是疗治门户之见的最佳药方。

学术派别的门户倾轧，往往对文学风貌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在门户倾轧的推动、支配下，某一学派中人往往对自己的文学观念、文学创作高自标榜，唯我独尊，而容不得其他不同倾向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的存在，更不容许这些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的流行。

例如，程朱学派在重道轻文的观念指导下，不仅竭力要在“文章家”、“诗赋家”之外，独标“理学家”一体的文学写作，而且常常闭着眼睛说瞎话，把“文章家”、“诗赋家”的文学创作贬得一钱不值。在他们看来，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学问，那便是理学；舍理学之外，要是溺于文章，或者牵于训诂，那都是学者的弊端。一个人有才能固然是可嘉的，但是如果将自己的才能浪费在章句文辞的讲究上，那就只能是自误误人了。通达如朱熹，也对欧阳修、苏轼所说的“文与道俱”之说深为不满，他说：

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其后作文者皆是如此。[10]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只是它每常文字华妙，包笼将去，到此不觉漏逗，说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处，缘他都是因作文，却渐渐说上道理来；不是先理会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11]

在朱熹看来，欧阳修、苏轼等人“文与道俱”的学说之所以要不得，一则因为它不够彻底，把文与道割裂为二，“文自文而道自道”，不明白“文便是道”、“文皆是从道中流出”的道理；二则因为欧阳修、苏轼等人所说的“道”也是靠不住的，与性命之学毫不相干。因此，“文章家”的文学观念是决不能容忍的。

其实，如果看到理学家有理学家的特长，文章家有文章家的造诣，二者本来是可以各相为政、“互不侵犯”，甚而可以“友好往来”、取长补短的。但是，由于门户之见在作怪，理学家竟然像眼里容不得沙子一样容不得文章家，偏要吞并文章家的地盘，迫使文章家匍匐于他们的脚下，这不是太霸道了吗？

门户倾轧，有时果然也造成了文学风貌的一边倒。如南宋大诗人陆游（1125—1210）就深受理学家文学观念的感染，他有诗云：“名誉不如心自肯，文辞终与道相妨。吾心本自同天地，俗学何知溺粃糠？”[12]又云：“羲皇一画开百圣，学者即今谁造微？文词害道第一事，子能去之其庶几。”[13]这几乎就是理学家的口吻。

这种一边倒的文学风貌，别的且不说，至少是助长了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分裂：做的是一套，说的却是另一套。像陆游这样，一生耽于诗文，几乎以性命相与，却偏要故作姿态，说些理学家“文词害道”之类的话头，他活得也实在太不自在了。

在门户倾轧的时局中，要独标赤帜固然很难，那不免被诬为“异端”，而要洁身自好，我行我素，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文学风貌的一边倒或随大流，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多见不怪的现象。

不同学术派别的门户倾轧，究其实质，往往是为了力争学术正宗地位。这可以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为代表。两汉学术定于一尊，经学成为利禄的捷径，学术的正宗与政权的正统相辅相成，也与政治权力相得益彰。于是经学遂成为竞争之途，所谓经今古文学之争，就是经学内争的集中表现。

经今古文学之争，始自西汉末学者刘歆（前 50？—23）请立古文《尚书》等博士，终自东汉末马融（79—166）、郑玄、许慎等经学大师综合经古文学和经今文学。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的对立，一方面在于作为工具的文字不同，今文指隶书，古文则为伪造的六国文字。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双方所主的经说相异。经今文学以经古文学为变乱师法，西汉末左将军公孙禄指责刘歆“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14]；而经古文学则以经今文学为“党同妒真”，刘歆责让经今文学博士“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15]。二者相攻若雠，互不混合，如范升所说的：“各有所执，乖戾分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16]

其实，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不仅仅是在争取各自所提倡的经说能否公开流传，也不完全在争辩经说本身的是非曲直，更重要的是为了争取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肯定和推崇，争取置博士、设弟子员，争取成为官方学术。捧住了“明诏”、“圣意”作为护身符，向敌对的一方肆意攻讦，这是汉代经今古文学论争的突出特点。因为这一护身符的正确性是无可疑异的，所以学派纷争表面上的是非曲直是黑白分明的；但又因为这一护身符是敌对双方都可利用的，所以实际上的是非曲直是相当淆乱的。因此，学派纷争的是非曲直几乎成为无关紧要的东西，要紧的却是能否置博士、得名利了。所谓学术“正宗”，竟如此密切地与名利相关联！

宋代的洛、蜀之争，明代的朱、王之争，清代的汉、宋之争，在本质上与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毫无二致，都是以学术正宗为逐骛标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