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学集团与文学风貌

明末清初著名的戏剧家李玉（1602—1676）创作了一部《清忠谱》传奇，描写了东林党人周顺昌（1584—1626）反对太监魏忠贤（1568—1627）“阉党”的斗争。

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周顺昌告假在家，住在苏州衡门陋巷，过着清贫如洗的生活。这天，押解东林党人魏大中（1575—1625）进京的官船经过苏州，周顺昌毅然登船看望，还和魏大中结成儿女亲家。苏州巡抚毛一鹭和苏州织造李实，恬不知耻地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生祠落成这天，周顺昌特地前往，对着魏忠贤的塑像，慷慨激昂地数落阉党的滔天罪行。

为了这两件事，魏忠贤恼羞成怒，派东厂校尉来逮捕周顺昌。周顺昌意气昂然，从容就逮。消息传出，激起苏州人民的义愤。颜佩韦等五义士带头，动员了数万百姓，成群结队地到官府示威抗议。他们忍无可忍，冲进官府，殴打校尉，闹得满城风雨。

后来周顺昌被秘密押解到京师，受尽严刑拷打，不屈致死。五义士为了保全苏州全城，挺身赴难，英勇就义。

不久，熹宗去世，崇祯皇帝登基，魏忠贤被正法。苏州士民欣喜若狂，拆毁了魏忠贤的生祠，严惩阉党爪牙，将五义士重新安葬。周顺昌也得到朝廷的荣封褒赏。

这部作品是以晚明现实的朋党斗争为题材的，符合历史的真实，具有史剧的规模，凸显了晚明文人士大夫强烈而自觉的政治意识。

东林党是怎么形成的呢？柳诒徵（1880—1956）在《江苏书院志初稿》中说：

私人讲学之书院，赫然树一徽帜，风靡宇内，左右朝政，师儒行谊及讲习心性之微言，固足以独成学派。而其同志之进退存亡，昭然有关于天下之大，遂以书院之名，被政党之目，合宋元明清四代江苏书院衡之，盖无有过于东林书院者矣。[1]

晚明的东林党人，起初只是一种学术性的书院组织，继而形成思想上的学派，终而成为政治上的党派。从书院到学派到党派，东林党人始终秉持传统儒学以道统自居的文人士大夫品性，以之与当朝权势、黑暗政治抗争。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东林学案序》中，热情地讴歌东林党人：“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2]

嘉靖年间（1522—1566），南城泅石溪（今江西南城天井源乡罗坊村）人罗汝芳（1515—1588）提倡讲学结社，可以说是东林党人的先声。《明史·罗汝芳传》云：“除太湖知县，召诸生论学，公事多决于讲座。”[3]嘉靖三十二年（1553）罗汝芳进士及第，授太湖（今属安徽）知县，在任上立乡约，饰讲规，召集诸生讲学，公事多在讲席上办理。可知罗汝芳的讲学已非单纯讲论学术，而是染上某些政治色彩了。

东林党人赵南星（1550—1627）自述道：“余往者以为学在力行耳，何必讲也。”及至读了罗汝芳的著作以后，方才认识到：

讲学者，与师友切磋者也。道在天下，古今相传，彼此相授，不遇其人，虽读书穷年，不知其解。世之号为读书者，语之以尔即圣贤，皆不敢任，故其自待轻，自待轻则何所不为？居为地慝，仕为国蠹，从此生矣。[4]

可见讲学的明确指向，一是会合同志，穷究儒学道统；二是激劝人心，不至流为败类。

万历八年（1580），东林党领袖顾宪成（1550—1612）会试中式，组织了三元会，“日评骘时事，居然华衮斧钺一世”[5]，这已有了明确的集团意识、组织方式和政治倾向了。万历十四年（1586）顾宪成在故乡无锡的泮宫讲学，“绅士听者云集”。正是在讲学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股与“庙堂”相颉颃的政治势力，标志着东林党的形成。据顾与沐《顾端文公年谱》卷上记载，万历十四年九月，顾宪成补吏部验封司主事，入都谒见王锡爵（1534—1614）。王曰：“君家居且久，亦知长安近来有一异事乎？”顾曰：“愿闻之。”王曰：“庙堂所是，外人必以为非；庙堂所非，外人必以为是。”顾曰：“又有一异事。”王曰：“何也？”顾曰：“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二人相对抚掌大笑。[6]这里所说的“外人”，当然是隐指以顾宪成为首的在野势力。他们既足以与“庙堂”即在朝权势阶层分庭抗礼，那就显然不是凭借个人的力量，而是仰仗集团的力量。

同太学集团和进士集团的漫无统纪迥然而异，东林党作为一种讲学集团，具有相当明确的集团意识和极为严密的组织形式。

顾宪成明确地认识到，文人士大夫的合群结会是十分重要的，没有“群”就没有力量，有了“会”方为胜事。万历三十三年（1605）九月第二次东林大会，顾宪成作《丽泽衍》云：

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离群孤立无与的学问。吾群一乡之善士讲习，即一乡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乡矣；群一国之善士讲习，即一国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国矣；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7]

这是对文人合群的热情赞美，是对集会自由的坚决肯定，堪称讲学集团的宣言书。

万历二十六年（1598），顾宪成在惠泉与南浙诸同人讲学时，义正词严地宣称：

君子友天下之善士，况于一乡？我吴尽多君子，若能联属为一，相牵相引，接天地之善脉于无穷，岂非大胜事哉？此会之所由举也。

讲学集会，在于会合“善士”、“君子”即文人士大夫，形成一种“接天地之善脉于无穷”的文人集团，这岂不足以肩负“道统”以改良“政统”吗？

万历三十二年（1604）秋天，顾宪成罢官南归，与高攀龙（1562—1626）等东林党人在无锡建立了东林书院。他们的本意是要发扬宋代理学家杨时（1044—1130）的传统，“上承洛统，下开闽传”，“直接周、程之正统”，使“道脉”、“学脉”有所维系。[8]较之其他书院，东林书院更着意于“广联同志”，壮大阵营，顾宪成《东林会约》云：

善无方，与人为善亦欲其无方。今兹之会，近而邑之衿绅集焉，远而四方之尊宿名硕时惠临焉。其有向慕而来者，即草野之齐民，总角之童子，皆得环而听教，不拒也，所联属多矣。[9]

而且，东林书院有着更严密的组织形式。《东林会约》既是书院的章程，也是讲学集团的章程：“首列孔、颜、曾、思、孟，明统宗也；次《白鹿洞学规》，定法程也；申之以饬四要，辨二惑，崇九益，屏九损，卫道救时，周详恳到。”[10]《东林会约》并规定每年两大会，每月一小会，各三日，远近集者数百人。每次会议都有一定的仪式，既论学，又论政；既有主讲，又有问答；既坐而论道，又歌诗唱和。谔谔高士，济济一堂，其乐无穷。

东林党人的理想是要通过讲学，唤起人心，振作道统，以治国平天下。他们的座右铭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党人利用存在了数百年的书院形式，作为联络组织“同志”的场所，作为开展政治活动的阵地。他们在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11]。如顾宪成“退居乡里，而遥执朝柄，进退海内士大夫”[12]；邹元标（1551—1624）“居乡好言事，操月旦”[13]；薛敷教（1554—1610）“慨然以天下自任，每从方山先生阅邸报，有不平，目眦欲裂”[14]。同时，一批在中央和地方任职的正直官吏如赵南星、冯从吾（1556—1627）、魏允贞（1542—1606）、李三才（？—1623）等，与之遥相应和。于是，作为学术团体的东林学派，逐渐扩大而形成一个政治派别。

东林党人“蹇谔自负，与政府每相持”[15]，这不能不引起在朝权势阶层的忌恨与攻击。《明史·顾宪成传》载：“比宪成殁，攻者犹未止。凡救三才者，争辛亥京察者，卫国本者，发韩敬科场弊者，请行勘熊廷弼者，抗论张差梃击者，最后争移宫、红丸者，忤魏忠贤者，率指目为东林，抨击无虚日。”[16]黄宗羲《明儒学案·东林学案序》亦称：“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流俗者，无不谓之东林。若是乎东林标榜，遍于域中，延于数世，东林何不幸而有是也，东林何幸而有是也！”[17]名高速谤，气盛招尤，最后在天启年间（1621—1627）魏忠贤专政时期，发生了惨绝人寰的东林党案，党人杀的杀，贬的贬，腥风血雨，遍布宇内。

东林起初乃一文人讲学集团，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声势煊赫的政治派别，海内文人士大夫闻风附响，推波助澜，形成一个庞大的朋党，以致酿成“党锢之祸”，这是东林创始者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始料未及的。然而，东林党人既然标榜讲学论政，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合群结会，并且慨然以“外人”（或“外论”）自负，凭借道统的自持傲视权势，指斥政府，那就势必形成危及统治秩序的政治集团，导致道统与政统的剧烈冲突。因此，东林党祸岂非势在必然？

东林讲学集团的出现，与前此以往的朋党不同，标志着文人士大夫自觉的政治意识的真正成熟。文人士大夫在大一统的专制社会里，唤醒了沉睡多年的先秦诸子学派的传统，明确地以“道”自任，并力图在政统之外，甚至是在政统之上，另建一个道统。这个道统，不仅是一种观念形态的存在，而且是一个集团组织的实体，也就是说，既是“外论”的代表，又是“外人”的结合，隐然与朝廷政治集团相抗衡。当然，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这种抗衡还不至于发展到推翻政府的地步，它只是起到监督政府、改革政府的作用。

因此，东林党人“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总是以清议自相标称的。万历三十八年（1610），以沈一贯（1531—1615）为首的浙党以及昆党、宣党，对巡抚凤阳诸府的李三才发动了总攻击，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却极力为李三才辩护。这一年八月照例有东林大会，有人以为“时局纷纷，此会不宜复举”，顾宪成却义无反顾地说：

吾辈持濂、洛、关、闽之清议，不持顾、厨、俊、及之清议也。大会只照旧为妥。世局无尝（常），吾道有尝（常），岂得以彼妇之口，遽易吾尝（常），作小家相哉？[18]

“八顾”、“八厨”、“八俊”、“八及”，乃东汉“党锢”事件中的著名人物；而濂、洛、关、闽，则为道学家的正统学派。在顾宪成心目中，东林党人的清议与东汉官僚太学集团的“公论”不同，与程朱理学倒是一脉相承的。东林书院不就是“直接周、程之正统”，东林之学不就是“以朱子为宗”吗？

在《上座师许相国》中，顾允成（1554—1670）说：“言路者，天下之公，非台省之私也。出于公则荡荡平平，出于私则傍蹊曲径。”[19]这就隐然以“天下之公”自居。在《以俟录·序》中，顾宪成也说：“至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无庸效市贾争言耳。”[20]天下之是非当听之天下，这一命题从抽象的意义上说，颇有近代公众舆论的民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