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流派的形成

文学流派的正式形成，当在中唐至北宋时期。

中唐文坛的一个特殊现象，就是自觉结合的文人集团的出现。当时在文体革新的浪潮之中，产生了三大文学集团，即以韩愈为首的韩门弟子集团，以柳宗元、刘禹锡为代表的柳刘集团，和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元白集团。文人集团内部的文学活动十分频繁，朋友高会，酬唱赋诗，竞为新奇，务相喜可，蔚然成风。这些集团虽然没有后来的文学宗派或文人结社那种固定的形式、明确的纲领和有组织的活动，但其成员由于在社会地位、政治观点、文学倾向等方面的相似，结成了亲密的关系，互相支持，互相影响，实际上成为一种不太固定、比较松散的文学群体。

以韩愈为中心的文学群体，旧称“韩门弟子”，包括欧阳詹、李观、张籍、李翱、李汉、皇甫湜、沈亚之、樊宗师等。他们都是一些出身地位较低、仕途不甚顺达的“文章之士”。他们在思想上尊儒重道，在文学上崇尚复古，于是在古文运动的旗帜下集结起来。李翱《韩文公行状》云：“自贞元末以至于兹，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1]说的就是这个文学集团。这个文学集团中，欧阳詹与李观是韩愈的同年进士，时人称之为“同道而相上下者”[2]；其余诸人则都从游于韩愈门下，成为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的积极实践者和热情鼓吹者。

柳宗元和刘禹锡等人结成的文人集团，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永贞革新前后在政坛上颇为活跃，所以他们的文学活动与政治斗争的关系较为密切。“文者以明道”[3]，“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4]，既是他们明确的文学理论主张，也是他们信守的文学创作准则。

至于白居易和元稹则共同倡导了“新乐府运动”，参加者还有李绅、张籍、王建等人。他们大量地创作新乐府诗，用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5]，著称于世。“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6]，成为他们共同的文学创作旗帜。与韩门弟子集团相比较，他们的文学创作更多地追求感时抒事、褒贬讽喻，在艺术上也力求通俗易懂、浅切晓畅。

中唐以后，不仅实体性的文人集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风格划分流派的尝试也更为进步了。唐末张为撰《诗人主客图》，以诗歌风格为标准，列白居易、孟云卿、李益、孟郊、鲍溶、武元衡等六人为“主”，门下各有“上及室”、“入室”、“升堂”、“及门”等不同等第的“客”若干人。[7]这种区判诗风、考铨流别的方法，显然继承了钟嵘《诗品》的传统。张为专论中晚唐诗人，力图从风格入手划分流派，实开后世文学流派理论之先声，所以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22《唐诗主客图》解题说：“近世诗派之说殆出于此。”[8]清人李调元《主客图序》也说：“宋人诗派之说，实本于此。”[9]

同时，以某一种风格情调和创作倾向为标准选录作品，结集刊行，也在中唐以后兴起。如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主要收清雅幽远之诗，后人视之为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王孟诗派的选集。元结的《箧中集》，收录沈千运等“无禄位”、“久贫贱”者的悲苦怨愤之作。五代后蜀赵承祚编《花间集》，专收秾艳香软之作，后人称作“花间词派”。宋初杨亿编《西昆酬唱集》，收录杨亿、钱惟演等15位宫廷诗人“更迭唱和，互相切劘”之作，诗风以浮华侈丽见长，史称“西昆诗派”。这些作品选集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流派作品集，尤其是《花间》、《西昆》二集，既凸显了鲜明的文学风格，又奠基于某一作家群体，表现出风格与群体的融汇合一，难怪后世即以之为流派代称了。但就《花间》、《西昆》本身而言，在当时只被视为一“体”——一种风格。欧阳修《六一诗话》称：

杨大年（按，即杨亿）与钱（按，即钱惟演）、刘（按，即刘筠）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10]

可为明证。在文学史上，理论的总结总是滞后于创作的实践，于此可见一斑。

其实，流派的概念在北宋以前仍然是风格源流的意思。韩愈《荐士》诗云：“五言出汉时，苏李首更号。东都渐弥漫，派别百川导。建安能者七，卓荦变风操。”[11]他首次将“派别”的概念用于文学评论，意指五言诗的流别、分支。北宋时狄遵度《杜甫赞》曰：

先生甫名，其字子美。其祖审言，当景龙际，以诗自名，高视一世。逮子美生，其作愈伟。少而不羁，跌宕徙倚。大章短篇，纯乎首尾。诗派之别，源远乎哉！波流沄沄，乃自我回。[12]

“诗派”二字，始见于此。但狄氏所谓“诗派”，仍是源流的意思。宋人论文学，好辨文体及源流。如王安石论文章，主张“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黄庭坚《书王元之竹楼记后》云：“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13]；真德秀论文，要求学者辨识文章源流之正[14]，等等。所以流派之说，渐为论者所注目；流派之别，也渐为作者所自诩。

文学流派的真正成熟，当以江西诗派为标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5云：“诗派之说本出于吕居仁，前辈多有异论，观者当自得之。”[15]清厉鹗《查莲坡蔗塘未定稿序》亦云：“自吕紫微作江西诗派，谢皋羽序睦州诗派，而诗于是乎有派。然犹后人瓣香所在，强为胪列耳，在诸公当日未尝龂龂然以派自居也。”[16]二者都指明文学流派始于吕本中定江西诗派。

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山谷体”业已形成。[17]黄庭坚对当时诗人具有多方面的典范作用：他的诗歌成就，鲜明地体现了宋代诗坛的审美风范；他的作诗方法，讲究字斟句酌，法度井然，便于他人仿效；他的诗论有的放矢，有法可依。于是黄庭坚便受到众多青年诗人的拥戴追随。如陈师道自称：

仆于诗，初无师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厌，数以千计。及一见黄豫章，尽焚其稿而学焉。豫章以谓，譬之弈焉，弟子高师一着，仅能及之，争先则后矣。仆之诗，豫章之诗也。[18]

不少诗人或由学苏转而学黄，或同师苏、黄，如潘大临（？—1109）、李彭（生卒年未详）、韩驹（？—1135）、王直方（1069—1109）等。孙觌说：“元祐中，豫章黄鲁直独以诗鸣，当是时，江右人学诗者皆自黄氏。”[19]大批诗人更是直接学习黄庭坚，经黄庭坚亲自指导的学生有三洪（洪朋、洪刍、洪炎）、徐俯（1075—1140）、高荷（生卒年未详）等人。许多人虽未亲炙黄庭坚，也通过各种方式学到黄庭坚的诗法。如饶节（1065—1129）、谢逸（？—1113）等人，通过与王直方、徐俯交游，组成不定期的诗社探讨诗法。到徽宗崇宁四年（1105）黄庭坚去世，以黄庭坚为核心的诗歌流派已逐渐形成。

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左右，吕本中根据个人的交游及耳闻目见，编《江西诗社宗派图》吕[20]，列黄庭坚为“宗派之祖”，下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韩驹等25人，“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21]，江西诗派便由此得名。江西诗派成员大多受到黄庭坚直接或间接的指点，他们的诗歌创作也或深或浅地受到黄诗的影响，所以在题材取向和风格倾向上都比较接近。江西诗派延续到南宋前期，吕本中、曾幾（1084—1166）、陈与义等人也被看作诗派中人。到了宋末，方回更把杜甫尊为江西诗派之“祖”，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提出“一祖三宗”之说。[22]

在横向上，江西诗派贯穿了文学风格与文人群体，诗派的成员师承关系甚密，诗风大体一致，构成一个严谨的文学集团。更值得注意的是，江西诗派标举了共同的文学理论主张，黄庭坚独创“学杜”、“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去陈反俗”、好奇尚硬等理论主张，陈师道在《后山诗话》、吕本中在《江西诗社宗派图序》和《紫薇诗话》中均加以阐释和发挥。这些理论主张，既是江西诗派创作实践的总结，也是他们创作实践的指南。

江西诗派在南宋诗坛影响甚大，南宋并称“中兴四大诗人”的杨万里、陆游、范成大、尤袤，以及陈造、姜夔、戴复古、刘克庄、刘辰翁、方回等，无不沾其丽泽。清人朱彝尊《重锓裘司直诗集序》指出：“宋自汴梁南渡，学者多以黄鲁直为宗……盖终宋之世，诗集流传于今，惟江西最盛云。”[23]然而在中国文学史上更值得重视的是，江西诗派树立了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的典范，沾被后世，非一代也。

首先，江西诗派是第一个以地域称名的文学流派。因其盟主黄庭坚是江西豫章人，故名诗派为“江西”，至于其成员则不一定必是江西人。

此后，以地域称名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的主要得名方式。如明初诗歌派别即以地域分野，有吴、越、江右、闽、粤五派，胡应麟《诗薮·续编》卷1云：

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按，即高启），越诗派昉刘伯温（按，即刘基），闽诗派昉林子羽（按，即林鸿），岭南诗派昉于孙蒉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第格不甚高，体不甚大耳。[24]

明后期，有以公安（今属湖北）“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以竟陵（今属湖北）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明季清初常熟（今属江苏）钱谦益等人开虞山诗派，张鸿辑《常熟二冯先生集》，其跋曰：

启、祯之间，虞山文学蔚然称盛。蒙叟（按，即钱谦益）、稼轩（按，即瞿式耜）赫奕眉目，冯氏兄弟（按，即冯舒、冯班）奔走疏附，允称健者。祖少陵（按，即杜甫），宗玉谿（按，即李商隐），张皇西昆（按，指宋初西昆诗派），隐然立虞山学派，二先生之力也。[25]

这诚为一时实录。此外，词有云间词派、常州词派、浙西词派，文有桐城派、阳湖派，戏曲有吴江派、苏州派，绘画有浙派、吴派、虞山派、扬州派，如此等等，皆以地域得名。江西诗派创举之功，实不可没。

其次，江西诗派是第一个既有明确的文学纲领和理论主张，又有相应的组织形式的文学流派。

江西诗派原称江西诗社或江西社，如陆九渊《与程帅》云：“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通古今，思致极幽眇，贯穿驰骋，工力精到。一时如陈、徐、韩、吕、三洪、二谢之流，翕然宗之。由是江西遂以诗社名天下。”[26]周必大《跋杨廷秀赠族人复字道卿诗》：“江西诗社，山谷（按，指黄庭坚）实主夏盟，后四方人材如林，今以数计，未为多也。”[27]皆为例证。

如本书前章所述，“社”在宋代，已经成为正式的社会基层结构，构成某一社会群体的生活区域、生存环境与活动关系。北宋仁宗以后，民间社集兴盛，凡生活中同声相求、同类相聚者，几乎都有社集。因此，吕本中即借用社的组织结构方式，来维系江西诸贤。虽然这仅仅是观念的社集，而不是实际的会聚，表现出文学流派的初级形态；但是，用诗社作为诗派的组织结构方式，却显示了当时文人的一种强烈的需求，即力图寻求一定的组织形式，把群体成员之间交流感应的文艺心理纽带固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