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在第十二卷第七章中谈到理性——神的一些特征，但没有进一步阐述。接着第八章是讲天体，实际是当时的天文学说，显然是后来的编纂者插进去的。所以，第九、十章接着又讲理性的特征，是和第七章的内容直接相连的。

他指出理性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理性以它自身为对象。他用以下的论证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如果理性（思想）以“无”（不存在）为对象，那正好像是一个人睡着了一样，有什么尊严呢？（注：1074b17—18。）

第二，如果它思想，但这思想又依赖某些别的（理性以外的）东西，那它就不是主动，不是现实性，而是被动，只是一种潜能。这样，“善”就不是理性，只是它的对象，因为理性想“善”，依赖对象，它才能有价值。（注：1074b18—21。）理性就不是第一位的，对象才是第一位的。后面他又重复解释说：如果理性不是思想的活动，而是潜能，这样，只有思想的对象才是高贵的，而思想本身却成为讨厌的劳动了。理性的潜能，只有在它想到了那个最好的对象时，才成为现实；如果不是这样，理性本身就不是最好的“善”了。（注：1074b28—33。）亚里士多德一直认为主观的思想应该服从客观的对象，对象是第一位的，思想是第二位的；只有在这里讲理性的时候，他才将这个次序颠倒过来。因为理性就是“善”，如果它要依靠对象，则对象是“善”，理性就不能是“善”了。

第三，理性想什么？只有两种可能：或是想它自己，或是想某些别的东西。若是想别的东西，则总是想同一个东西呢，还是在不同的时候想不同的东西？它想的是高贵的东西，还是低下的东西？这总有不同吧。显然它只能想到那最神圣的、不变的东西，因为有变化就会变坏，而且已经是运动了。（注：1074b21—28。）所以，理性只能也必须想它自身。理性在思想，就是思想理性自身。（注：1074b33—35。）这就是说，理性是一个自足的本体，它不依赖任何别的东西。

亚里士多德又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证这个问题。他说，一般地说，理性、感觉、意见等主观的东西，总是有某些和它们自己不同的东西作为它们的对象的，而它们以自己为对象却是偶然的。如果思想和被思想是不同的，从哪一方面说“善”是属于思想自身呢？他说：因为思想的对象就是知识。在生产的科学中，它的对象就是本体或本质，它们是不带质料的；在理论科学中，对象就是定义或理性活动本身，也是不带质料的。（因为科学的对象是抽象的东西，所以是不带质料的。）所以，在没有质料这一点上，理性和它的对象是没有不同的，神圣的理性和它的对象是相同的，也就是说，理性和它所思想的对象是同一个。（注：1074b35—1075a5。）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谈到了“神圣的理性”，而且谈到了一般的应用科学和理论科学，这些科学的对象是“知识”——无论是本质或是定义，都是不带质料的（这句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它们不是物质的），所以，理性和它的对象——知识——乃是同一个东西。他将思想或知识的客观内容取消掉，当然就只能得出唯心论的结论了。

亚里士多德又进一步从理性的不可分性来论证这一点。他问：神圣的理性的对象是不是组合成的？组合就是由许多部分合成的，如果对象有部分，理性就会从这部分变到那部分。这样，理性就会有变化和运动了。但是，每一个没有质料的东西都是不可分的，人类理性也是这样，不能说它在这个时候是善的，在那个时候是不善的，它是在整个时期都是善的。所以它是不能分的，理性以它自己为对象是永恒的、不变的。（注：1075a5—10。）亚里士多德讲的“组合”有几种不同的意义。可以是形式和质料的组合，他认为理性的对象——知识，就是本质和定义，是不含有质料的，理性只以形式为对象（他在第十二卷还没有详细论述形式），所以理性和它的对象是同一的。

亚里士多德在第十章中指出了理性的另一个特征：它是绝对的“善”。

他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善或至善在宇宙中，是作为一个分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呢，还是作为它的各部分的秩序而存在？他说，可能这两种方式同时存在，正如在军队中一样。在军队中，善既表现在军人之有秩序，也表现在它的领袖之善于指挥。他特别指出，在这两个方面，善更表现为领袖这方面，因为领袖不依赖秩序，而是秩序依赖领袖。（注：1075a10—15。）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认为善可以表现在（包含于）两方面，一是在事物之内，它的各部分很有秩序；一是这个秩序的安排者——指挥者。他认为后者就是最高的、绝对的独立存在。善就是理性，就是神。理性和理性所安排的秩序相比，当然理性高于它所安排的秩序；秩序依赖理性，而不是理性依赖秩序。所以理性是最高的独立存在。他说：一切事物，无论是鱼、禽兽、植物，都是这样被安排为有秩序的，虽然它们的秩序是彼此不一样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是彼此无关，而是相互联系的，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而安排的。自由民在混乱之中，至少可以有活动的自由；而奴隶和动物（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将奴隶和动物同样看待，百般蔑视，亚里士多德也不例外）对公共事务做得很少，大都生活在混乱之中。这就是构成事物的各种本性的原则。他的意思是：一切事物都可以分解为它们的要素，这些要素也分有（参与）了善的作用，和整体分有善的作用是相似的。（注：1075a15—25。）

一切事物都分有最高的理性——善，在这点上它们是相似的；但不同的事物分有善的程度是有差异的，奴隶和动物不如自由民，这就是它们各自具有的不同的原则。——亚里士多德这里说明的，实际上就是这个绝对的善（理性——神）和相对的善（在具体事物中的善）的道理。

以下，亚里士多德批评了以前的思想家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第一种观点，就是许多思想家都认为万物是由相反的原则产生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相反的不能作用于相反的。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认为在一对相反的东西背后，有个第三者——基质。当时有些思想家将相反的一个方面作为质料，如说“不等”、“多”（都是当时柏拉图学派中的人主张的）是质料，但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也不对，因为质料是不能有相反的东西的。再说，如果相反的是最高的原则，则善和恶都将成为最高原则了。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善才是第一原则。有些人承认善是最高原则，但分不清善是目的因，还是动因，还是形式因。（注：1075a25—b1。）

亚里士多德批评恩培多克勒，说他说的“爱”实际上就是善。但是，恩培多克勒认为爱既是动因（将一切结合在一起），又是质料因（爱是结合中的一个部分、一个元素）。亚里士多德认为，动因和质料是不同的，有不同的原则，怎么能是同一个东西呢？同时，恩培多克勒还将“斗争”也当作是不变的永恒的原则，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斗争是恶而不是善。（注：1075b1—8。）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正是在这点上，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是从恩培多克勒倒退了，因为恩培多克勒承认“爱”和“斗争”是矛盾的原则，而亚里士多德却将“善”绝对化，只有善而不承认恶，就陷入了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又批评了阿那克萨戈拉，说他虽然承认了“理性”是事物的动因，但是他以为理性安排万物是要达到另一个目的，这目的并不是理性自身。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像他自己那样，认为动因就是目的因，理性的目的就是理性，才是正确的。另外，阿那克萨戈拉既然认为世界最初是一片混沌，为什么不肯定这个混沌是和“善”相反的原则呢？（注：1075b8—11。）显然，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说的“恶”和“善”是相反的原则，是从具体事物讲的，而不是就绝对的“善”说的。

亚里士多德又概括起来说，这些思想家们虽然认为有相反的原则，但是不能真正说明和利用它们。他以为，只有像他那样，将相反的东西认为不是别的，它们都只是事物的“形式”，才能说明问题，说明为什么有些事物是可以毁灭的，有些事物则是不可毁灭的，等等。（注：1075b11—16。）

亚里士多德接着指出：承认有相反的原则的思想家并不能说明产生运动的原因是什么，因此，他们就得在一对相反的原则之外，再肯定一个更高的原则，所以有些人（柏拉图学派）相信有“理念”。但是，事物为什么分有理念，以及怎样分有理念，他们都说不清楚。（这是亚里士多德批评“理念论”时经常使用的一个论证。）亚里士多德说，凡是要给最高的智慧（哲学、理性）去确定一个相反的原则，必然要面对困难。因为，最高的理性是不能有相反的；凡是有相反的东西必然是有质料的，有质料的就是潜能。潜能不能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理性、善是不能有相反的原则的。（注：1075b16—24。）

亚里士多德总结说：如果在可感觉的事物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存在，那就既没有第一原则，也没有秩序，没有变化运动，没有天体了。这样，就要像神学家和自然哲学家那样，从一个原则推论回去，寻找在前的更高的原则了。（注：1075b24—27。）这就是说，亚里士多德认为，只有他自己的思想——认为在可感觉事物以外，还有理性——神，这是第一原则，它既是目的，又是本质，又是动因，才能解决以上这些思想家所遇到的困难。这个第一原则只能是在可感觉事物之外独立存在的。他在上面用了“分离”这个词，他的意思也是可以理解的：一切可感觉事物都是运动变化的，而理性——神本身却是不动的，所以它只能是在可感觉事物以外分离存在的。

最后，亚里士多德又不忘记批评当时柏拉图学派所讲的“理念”和“数”，指出他们的学说存在以下一些困难（注：1075b27—1076a4。）：

第一，“理念”和“数”不是事物的原因，至少不是动因。

第二，“理念”和“数”本身是没有广延的（因为它是抽象的），怎么能产生具有广延的事物呢？“数”不能成为一个系列的动因或形式因。

第三，相反的东西不能成为动因。因为一切相反的东西都是能存在又不存在的（当变为相反的那一端时，这一端就不存在），所以是具有潜能性的。如果以潜能作为动因，就得是现实性后于潜能性了。如果潜能性的东西作为第一原则，那就没有永恒的东西了。

第四，如何能使“数”、灵魂和物体、形式和事物统一在一起，成为“一”呢？那些主张“理念”和“数”的人也没能说明。因为只有动因才能使它们统一，而“理念”和“数”却不是动因。

第五，那些将数学的数摆在第一位，又造出一系列不同种的本体的人（指斯潘雪浦），给了每一种本体以不同的原则，这样就将整个宇宙割得支离破碎，构成了许多统治的原则。亚里士多德引用《伊利奥德》的一句话说：“多数的统治是不好的，还是让一个人统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