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核心是怎样的“形”才能最好地反映文化精神,意境的核心是怎样的“境”最为文化所推崇。中国的审美对象从层次上分,如前所述,可为:文,境,境中之意,境外之意;从意境上看,则为作品给人一怎样的意境,境是何境,意是何意。意境虽由各层合力组成,要分析也可以从具体的某一层谈,但意境一经形成就由整体功能构成一种整体境界。因此论意境从方法论上,可以从整体谈,以类似性感受为主,如唐代窦蒙《述书赋语例字格》:“天然,鸳鸿出水,更好仪容。逸:纵任无方曰逸。”也可以从某一层入手进入整体风格,以精练性词组为主,一般为一个结构性实词加一个表明是何种意境的形容词。如钟嵘《诗品》:“文彩高丽”,“其体华艳”,“骨气奇高”,“自有清拔之气”。
魏晋南北朝是既讲究玄言深意,又讲究华美艳丽的,因此我们从钟嵘《诗品》中基本上可知中国倡导的是什么样的意境:
褒扬之意境:(1)着重从意(即气、情、意、神等)上谈的有:深、渊、远、高、逸、闲、淡、雅、典、古、清、净、真;(2)着重从境、言、辞[1]等上谈的有:华艳、华绮、妍冶、流亮、绮密、美赡、丰饶、繁富、彪炳、葱菁、鲜明……这两个主要层次又是可以互相组合的,如:典丽、高丽、秀逸、清润、清巧、闲雅……
贬斥之意境:浅、嫩弱、轻巧、讦直、质直、凡俗、平美、鄙促、鄙质、细密、靡嫚、繁芜、峻切、淑诡……
仅此一家还是粗略一谈,就有些令人眼花缭乱,要分析清楚已觉很费力。从魏晋至清代,时代、思想、流派、个人诸多因素错综复杂,更容易使人迷失方向。为了简明扼要,我们从文化思想结构以及历史演变这两方面来谈中国意境的基本类型及其变化。
一、阳刚阴柔:意境类型与文化结构
中国文化的宇宙从根本上说是由气、阴阳、五行、八卦组成的。气、阴阳、五行、八卦、万物本是既可以收起来一以贯之,又可以散开去衍为各类,也可以由任何一层切入而再扩大或缩小,还可以以一层而象征全体。从历史的发展看,意境类型是以文化结构为参考系又不断趋向这个文化结构。
意境类型仍是萌芽于人物品藻,刘劭在《人物志》中把人物分为12种个性类型:强毅、柔顺、雄悍、惧慎、凌楷、辨博、弘普、狷介、休动、沉静、朴露、韬谲。基本上是以阴阳刚柔为指导划分的,强、雄、凌、弘、动、露属阳刚,柔、慎、博、狷、静、谲属阴柔。当然这还谈不上美学,当人物品藻转为审美之后,开始具有了意境的意义: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世说新语·容止》)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世说新语·容止》)
这类类型很多,仍可见文化结构的影响,但难以规范化。从整个历史发展看,形成意境类型主要有四条线。一是由作者的性质决定作品的意境。曹丕《典论·论文》说:“徐时有齐气……应王易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刘勰认为,个人的才、气、学、习四方面的不同组合产生独特的作品意境,“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隽侠,故兴高而采烈。”(《文心雕龙·体性》)这方面有无限扩展的趋向,正如严羽《沧浪诗话》中说:“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李陵、苏武也),曹刘体(子建、公干也),陶体(渊明也),谢体(灵运也),徐庾体(徐陵、庾信也)……”从汉一直排列到与他同时的杨诚斋体。显然,随着历史的发展,由人而来的体还会不断增添、延续。二是由文体的性质决定意境的类型。曹丕《典论·论文》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铬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进一步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铬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狂。”(《文赋》)这里也有向多的无限展开的趋向。三是由时代的性质决定意境的类型。《礼记·乐记》就有“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刘勰《时序》讲得更清楚,如建安文学“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胡应麟用一句这一时代的诗来说明该时代的文学意境:“盛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诗薮》)严羽显示了时代类型向多的无限发展趋势:“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汉末年号,曹子建父子及邺中七子之诗),黄初体(魏年号,与建安相接,其体一也),正始体(魏年号,嵇阮诸公之诗),太康体(晋年号,左思潘岳二张二陆诸公之诗),元嘉体(宋年号,颜鲍谢诸公之诗)……”(《沧浪诗话》)从建安一直排列到江西诗派。四是由自然方面决定意境的类型。中国是农业社会,人对自然的变化规律十分敏感:“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人们或以心写自然,或以自然写心,在作品中形成了自然意境类型。王维《山水论》说:“春景则雾锁烟笼,长烟引素,水如蓝染,山色渐青;夏景则古木蔽天,绿水无波,穿云瀑布,近水幽亭;秋景则天如水色,簇簇幽林,雁鸿秋水,芦岛沙汀;冬景则借地为雪,樵者负薪,画舟倚岸,水浅沙平。”郭熙《林泉高致》亦有“春山艳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
在四种系列中,作者、文体、时代都有无限发展的直线倾向,只有自然是完全规范化的,是循环明显的。本书前面讲过,中国文化的宇宙是靠把历史自然化,把直线变成循环的圆而形成的。在意境理论中也一样,由于有自然的渗入,无限发展的多也变为循环的、滚雪球似的,虽有展开而又可收拢,意境的结构就与文化结构相同构了。
四种系列都要从作品中反映出来,或曰集中到作品中来,具体地说,时代、自然融集于人,人形成作品,刘勰把它综合起来归为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文心雕龙·体性》)八类中又可分为两两相对的四组:“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这四组又可明显归为两大类(如右图)。显然这是按照《周易》的格式来分类的。《周易》以八卦代表八种基本事物。宇宙万物正是由这八种基本类型演化发展而来,八卦演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象征宇宙万物。八卦又可两两相对分为四组。再精练,八卦可收入阴阳二爻。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刘勰之总结为八体,是为了给四方面具有的无限展开性以一收拢的规范,给无数“各师其心,其异如面”的个别类型以一总类,这是一大成就,然而他对八体的具体解释不够理想。他说:“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典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这八体有的从思想立论,有的从文字立论,确实,有的风格主要由思想反映出来,有的又主要由行文表现出来,还有的从体式表现出来。因此后来谈风格类型的也是对各层有所偏重,来回跳跃的。皎然谈风格类型十九种,有“高,风韵朗畅曰高;力,体裁劲健曰力……德,词温而正曰德”(《诗式》)。因为在古人看来,作品各层的划分不是严格的,而是互通的,要想说得言简意赅就成了刘勰和皎然这样。当司空图把每一品都讲得很详细的时候,这种贯通性就表现出来了。
似可说,从刘勰的八体起,中国美学就把四大方面集中为作品来谈意境类型。它可无限展开,如唐代窦蒙《述书赋语例字格》有近百种;也可以扼要把握,如司空图二十四品,皎然十九式,严羽九品,刘勰八体……再要更精练的把握,就得归为二了。在这一层讲得最好的是清人姚鼐:
鼐闻天地之道,阳刚阴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值其时其人,告语之体各有宜也。自诸子而降,其为文弗有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复鲁絜非书》)
阳刚阴柔是两类最基本的意境类型,一切都可以归为二,“一阴一阳之谓道”。受文化结构的影响,意境也是一个一、二、五(或四)、八、多的上下可伸缩的结构。
二、浓淡神逸:意境类型与儒道互补
意境的最高境界,从浑然整体看,是得天之气的全美;从二分看,是两种美: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从四、五、八、九分看,其高下等级就显出来了。刘勰八分,第一第二的是典雅和远奥,司空图二十四分,第一第二的是雄浑和冲淡,这两种实际上一是儒家的最高境界,一是道家的最高境界。凡尚儒者总是以典雅、雄浑、阳刚之美为第一。凡崇道者,总推冲淡、远奥、阴柔之美为最高。儒、道的境界之差别,简而言之,就是浓与淡、神与逸的差别。
儒家是重社会等级和尊卑秩序的,在外貌上崇尚文饰。孔子特别强调文的意义。文,前一章已说过,就是符合社会地位的一切居食设施、服装仪容、言谈举止。《论语·乡党》详细地记叙了孔子的服装、饮食、居处和在各种场合中的仪容举止:在本乡地方上怎样,在宗庙里怎样,君召使摈如何,与下大夫言和与上大夫言又如何不同。“君在踧踖如也,舆舆如也”,“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甚至细微到“席不正,不坐”;“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孔子最得意的门生颜渊死了,孔子哭得很伤心,并呼叫:“天丧予!天丧予!”然而当颜渊的父亲请孔子把车卖掉来替颜渊办外椁的时候,他答道:“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论语·先进》)此事很遭后人的非难,然而孔子的思想是,他之必须有车,正如“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一样,是“文”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孔子说过:“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如果他没有了车,至少在这一点上是质胜文,会落得有一点“野”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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