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ing（有）作为希腊思想的根本概念，意味着什么呢？且从这一概念的生成开始吧。在本体与现象这一思想框架里，希腊人的运思是由此及彼、由有限到无限而展开的。回望四周，当有物存在，西方语言就用to be（可汉译为：“存在”，或“是”，或“有”）来描述：这是（is）一个人，那是（are）几棵树，这里曾有（was）一间房，那里将来会有（will be）两座桥……只要一讲到to be，总是有某物存在（to be something）：人，树，房、桥；总是有具体的时态和数目的；这某物无论是单数的一个，还是复数的一些，也无论是过去存在、现在存在还是将来存在，都只是现象界的具体事物。而具体事物有生就有灭，注定是有时间性的，是暂时性。但哲学追求的是永恒。只有说出to be（是、存在、有），但又不是to be some‐thing（是【有】【存在】某物），才能是永恒的，因此把be加上ing，名词化，就成了区别于现象的具有本体含义的Being（存在）。亚里士多德说，being（存在）的问题，是一个过去问过，现在在问，将来还会不断问下去的问题。[5]由于西方的哲学核心问题，在希腊文中，本体论（ontology）就是关于Being（on）之论。本来，Being只是to be（是）的名词化，它只说了to be（是），而并没有说是“什么”（something），从句子本身看，是“无”，但这to be（是）的目的，一定要指向是——“什么”（thing），指向的是“物”（thing），是“有”（Being），因此，Being只是非任何具体的物，而乃决定任何具体的物能够成为具体的物的东西，因此，正因为Being不是物（thing）而是本体，这一本体是建立在“有”的假定上而不是“无”的假定上的，因此，希腊人的本体论，作为Being的理论，是“有”的本体论。这一本体论的运思，一定要找出一个实实在在的物，作为本体。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认为，宇宙的本源是“水”，好物质化好实体化哟。以后寻求宇宙本体的希腊哲学家都是这样进行实体性的寻求的，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是如此，柏拉图的理式也是如此。由此，不难理解，希腊哲学关于本体的词substance，既是本体，又是实体，是一种实体型的本体。因此，希腊的本体／现象的理论结构，就是从本体性的“有”到具体性的“有”（一个从Being到beings，或者一个从substance到things，或者一个从nou‐menon到phenomena）的结构。正是这一实体型的本体论，成为后来西方科学突破的基础。

“空”作为印度的本体论意味着什么呢？印度人对于周围的事物，看见的是其终归要毁灭、要逝去，再把这一反复出现的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的现象提升到本体论的意义上，宇宙的根本性质，就是空。梵的本性即是空。万事万物从空而来，又复归于空。不但万物有生必有灭，终回到空，就是现存在事物，貌是实在，其实也是空，比如某人，有名有姓，好像实在得很，但此人一定由身体的各部分（头、身、手、脚）组成，如果将其各部分（头、身、手、脚）分开，我们只看见头是头，身是身，手是手，脚是脚，其人已不复存在。也不要以为头、身、手、脚为实，这些部分又是由更小的部分所构成，当其被分割开来时，哪里有什么头、身、手、脚，只有肉、筋、肌、血等等，肉、筋、肌、血等再被分开，又不能称之为肉、筋、肌、血等，而被称为更小层次的东西了。细分到最后，宇宙中最基本基质是地、水、火、风，所谓四大，按照上面的方式推论过去，便得到了印度思想的一个最基本的命题：四大皆空。这是从事物的实体来看，从事物得以存在的时间形式看，时间不断地来临又不断地逝去，来临为实，逝去为空，来临之“实”不断地化为逝去之“空”。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同样，明日之我也非今日之我，昨日之我已成空，今日之我正在逝去为空，明日之我必然也终将成空。因此看来，空才是事物存在形式的本质。任何对于事物执著，认为其为自性实有，都是认识上的错误（虚妄），任何对于事物存在方式的执著，认为其自性实有，也是认识上的错误（虚妄）。无论从事物自性还是从其存在于时间之流上看，其本体都是“空”，空既是宇宙的本质，也是具体事物的本质。当印度人从事物的组合性和存在的时间性中，都看到了“空”的本质，宇宙本体（空）与现象世界（色）的关系，用印度式的真理性的方式表达道出，就是空与幻的关系，空是宇宙的本体，由宇宙本体生成出来的万事万物，表面上看实实在在，本质上看是空，正因为本身为空，这实实在在其实是幻相（maya）。从这一角度看，一切现象都是宇宙本体幻化出来的幻相。因此，在印度思想，宇宙本质上是空，空是宇宙本体的实相，现象世界表面上为实，本质是空，现象之实其实乃幻相。印度的本体与现象，就是这样的一个空幻结构。现象之为幻是从本体的空之角度看而来的，如果从现象自身的角度来看，又是真的，具体的事物确确实实地存在。当人以现象确实存在这一面来看，并执著于这一现象真实的时候，这就是“染”，当人能以现象确实存在的根本原因（即因本体而存在）来看现象的时候，这就是“净”。因此，人的真实的追求，是要离“染”趋“净”。因此，从本体与现象的关系看，是空幻结构，从现象自身既有现象的一面又是本体的一面看，具有着净染结构。正因为以现实现象为幻，以宇宙本体为空，正因为把现实现象看成一个净染结构，印度的思想在特质上是出世的，在本质上要求不执著于现世。在印度历史上，任何一外来的入侵者，从3 000年前的雅利安人，到后来的穆斯林、蒙古人，到后来的英国人，对印度的占领并没有产生如中国人被西方人所打败时的那种剧烈的危机意识和亡国痛感，盖与这一印度思想的独特方式相关吧。

中国的本体论概念是“无”，前面说了，“无”，一方面区别于希腊思想的“有”，显示了中国人对“空”的重视，另一方面区别于印度思想的“空”，在于中国思想是“由无生有”进而表现为对“有”的珍爱，讲究“有无相成”。即一方面“无”是根本，另一方面“有”本身也呈现着无，通过对“有”的欣赏把玩来体会“无”。中国思想在无的基础上对有的重视，体现为一个包含了有与无于其中的根本性概念：气。气，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是有与无的统一：其可感而不可见，是无，不可见而可感，是有。从现象的角度看，既是现象事物的根本，又是使现象事物呈显生机活泼的因素，同样是有与无的统一。正是“气”构成了中国思想以无为本、有无相生的特色。如张载所说：“虚空即气……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正蒙》）。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山河动植，茫茫宇宙，无非一气。一方面，万物皆禀气而生（由无而有），物亡之后，又复归于宇宙之气（由有还无）。中国的有无相成，虚实相生，都因为“气化万物”、“气化流行”而呈现一个生动活泼的世界。这里“化”呈现了中国思想有无相生的特色。“化”一方面区别于希腊思想中逻各斯的逻辑明晰、程序清楚的科学型的“变”，另一方面又区别于印度思想中空的寂然不动，印度的梵性和佛性都是恒常清静，不染尘埃的，是绝对离世脱俗的，而中国的无则一定要气化万物，呈现出一个鸢飞鱼跃的生机活泼的世界。如果说，印度的由本体之空而来的境界，是一个空寂清静的世界；那么，中国的由以无为本、有无相生而来的境界则是一个气韵生动的世界。也可以说，中国的无而来的空的境界，不是一个空寂的境界，而是一个空灵的境界。这个空中之“灵”，正是气韵生动之气，也正是气韵生动之韵。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世上的人和物都存在于时间之中，面对同一条河，人第一次走进时，河中的种种因素，水流、浪花、光线、色泽……汇合成一个模样，这一模样是瞬间即变的，永不重复的，人第二次走进时，河中种种因素的汇合已经换成了别的模样，其实，只要世界是存在于时间之中的，在本质上都与河流一样，只是河以其流动性让人更容易感受到和体悟出这一宇宙的哲理罢了。同样意思的话，在中国在印度都有人说过，然而希腊思想、中国思想、印度思想，在面对这一同样现象的时候，其主流方式，却显出不同的对应模式出来。希腊人会像他们的哲学家芝诺一样，芝诺面对天上飞驰的箭，用几何学的方式将其飞动的轨迹还原一个一个静的点，这样，从其每一点来看，可以得出“飞箭不动”的智慧结论。更重要的是，变动为静，让变化过程明晰地呈现出来，作了科学型的把握。这是一种导向科学突破的思维方式。同样，河的流动也可以用几何学的方式凝固化，把水流和浪花的动态分成一片片的静态，形成河之流未尝动的结论，得出河体流动的科学模型图式。中国人面对河流逝，会像孔子一样，感到河流的东去，正是光阴的逝去一样，人感受到人生的短暂和时光的宝贵。逝者如斯，人要只争朝夕。这是一种既哲学又艺术的入世态度。印度人面对流水，感到的是印度型的哲学体悟：宇宙本空，流水乃幻，呈出了印度人特有的以空心入世、以空心观物的既哲学又艺术的出世智慧和出世意趣。

三、中西印思想比较：何以西方率先进入现代化进程

现在，可以把以上对希腊、印度、中国在思想特性上的讨论，与前面提出的问题联系起来了：“为什么科学突破／工业文明／现代化，只在西方产生，而没有在中国或印度产生？”

印度思想重空，大至宇宙小至一物，从本体的角度看，都是：本来无一物。事物、现实、历史，都是梵的幻化，其出现与消失，无非是一个幻出与幻归的变化。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印度智慧达到了一种特有的深邃，特别是在人体和思维上，达到了其他文化所不能达到的高度，然而，这一本体为空，现实亦空，本体为真，现实为幻的思想向度，当然不会出现作为以人性舒展、欲望满足、征服自然为导向的科学突破和工业文明了。

希腊思想重有（Being），事物的本质是实体（substance），现实的事物得到深切的关注、关怀、欣赏，由具体事物为有（实体），推而广之，宇宙本体同样是有（实体），外在世界的根本被归结为原子（atom），内在世界的根本被归结为理式（idea），实意味着可以切实地把握，明晰地言说。对事物要完完全全明晰地把握，必然走向一种方式：把一事物与他事物完全地割裂开来，隔离起来。在思维规则上，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方式，形式逻辑就是把对某一（或某一类）事物的推理程序，完全与其他事物（或其他类事物）隔离开来，不让与其他事物乃至整个宇宙互动，从而达到对这一（或这一类）事物的本质判断。在现实中，这就是文艺复兴出现的实验科学，实验科学的根本原则就是用实验室把一（或一类）事物与其他事乃至与整个宇宙完全隔离开来，不让与其他事物（乃至整个宇宙）互动，从而达到对这一事物（或事物的某一特定方面）完完全全解剖型的认识。因此，形式逻辑和实验科学都是建立在把事物和宇宙的本质设定为“有”、设定为“实体”这一基础上的。从逻辑上说，只要沿着希腊哲学的“有”（“实体”）理路向前走去，达到一定的思想程度，形式逻辑就会产生出来，达到一定的技术程度，实验科学就会产生出来。西方历史显示了，一旦亚里士多德让古希腊思想攀上了形式逻辑的高峰，尽管基督教后来覆盖了希腊化世界，也还是由托马斯·阿奎那回到亚里士多德，并让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基督教对希腊－罗马理性的胜利，从一方面看，是地中海的东方对西方的胜利，从另一方面看，又是西方思想对东方思想的胜利。基督教以一种禁欲的道德来纠正希腊－罗马思想的放纵，但却不能压住希腊－罗马思想的根本。本来基督教也属地中海思想，在宇宙本体论上，一切来源于上帝，上帝就是“有”（Be‐ing），就是“逻各斯”（logos），就是最后的本质实体（substance）。基督教的从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其内在理路，正是希腊思想的从“本体之有”（Being）到具体之有（beings）。当基督教覆盖希腊－罗马世界时，在宗教形象上也完全希腊化了，在基督教的来源犹太教里，上帝是不能有形象的，而在基督教里，上帝则有了希腊－罗马型的形象，正是基督教在希腊美学土壤中建立起来的整个庞大的形象体系，为文艺复兴以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为代表的现代形象体系出现奠定了基础。同样，当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基础上出现伊斯兰教的时候，上帝[6]又回到了无形象。正是在基督教与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对比中，地中海文化西方和东方具有本质性的区别呈现了出来。基督教不但在艺术领域与希腊思想展开了丰富的互动，在思想领域，基督教在奥古斯丁那里回到了柏拉图，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回到了亚里士多德。基督教于罗马帝国后期和中世纪，在与希腊－罗马思想的互动和互补中，形成了新的西方思想，已经预示了其在现代思想兴起之后，一定而且也果然进行与时俱进的新变，这就是新教的出现和天主教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