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西方思想的核心上来。西方由“有”的本体论而来从“本体之有”（Being）到“具体之有”（beings）的思维架构，产生了三个重要的思想结果：第一，形成了西方宇宙的有无结构。西方思想的关注点是由本体之有（哲学和实体和宗教的上帝）到具体之有（哲学和宗教共称的万事万物），“无”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死的空间，是安置实体的场所，是实体的活动场所。这一西方宇宙的有无结构，正如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物性论》所描述的：

宇宙的一切存在，都由两种东西组成：

物体和虚空。

而物体在虚空里面，在其中运动往来。[7]

这种把空（无）设定为一个纯粹无物的空间，没有任何实体内容，与实体没有任何互动的认识，反过来加强了实体重要性。从而——

第二，形成了对事物认识的实体型方式。从整体上说，宇宙在本体上（理式、上帝、物质）和在现象上（矿、植、动、人）都是实体的，从具体的现象上说，任何物（矿物、植物、动物、人物）其个体的本质也是实体的，从而对任何个体的认识，都可以将之与其他个体分割开来隔离起来，总之，如放进实验室般的进行认识，而且只有放进实验室式的认识，才是最本质的、最明晰的认识，西方的解剖型、分析型、量化型，既是西方哲学和西方逻辑的特征，也是西方科学型即实验室型的特征，而这些西方式特征，都是实体型的宇宙和实体型的个体这一西方设定为基础的。正是在这一实体宇宙的基础上——

第三，形成了西方思想中已知与未知的截然对立。在实体宇宙中，要对事物达到本质性的认识，要靠实验型和分析型的条件，依靠逻辑工具和实验工具，人自身的器官（眼耳鼻舌身心）是有限的，通过工具，则可以发现这些人身器官的局限而透到事物的更深度和更广度。这里，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差异突显了出来，中国文化设定的气的宇宙和禀气而生的人，通过人体里实中之虚（气）而与宇宙之气互动和互识，印度文化设定的宇宙的空性（神我）和人体的空性（梵），通过人的空心与宇宙的空性达到人与天之间的互通，正因中国对人体和宇宙的气的本质性强调，正因印度对人体和宇宙的空的本质性强调，从而中国和印度对宇宙的认识是超越工具、无须工具的尽心知天，以天（人来源于天的本性）合天（天的本性），中国和印度的气的互动和空的互通，突出的是体味和体悟，这里的“味”是看不见的，但又是存在的，而且是本质性的；这里的“悟”是运用人体之虚和心灵之虚而达到的，是超越工具、无须工具的。而西方人对宇宙的实体设定既压抑了宇宙本体和具体个体“虚”的一面，突出了宇宙本体和具体个体“实”的一面，以人体之实面对世界之实，体味和体悟是不重要的，也是不可靠的，只能以实对实，以实得实，工具（逻辑工具和实验工具）成为其认识自然的中介。这样的结果是，工具达到什么程度，认识达到什么程度，世界就是什么模样。且以天上的图景为例，在古代，是托勒密的宇宙，太阳围绕地球转，在近代，是哥白尼的宇宙，地球围绕太阳转，在现代，又变成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这样，工具的力量就是人的力量，同时，工具的局限就是人的局限，人用工具认识了的地方，非常的明晰确定，成为具有科学性、理论性、知识性的“已知”，工具所尚未达到的地方，则一片模糊灰暗，成为非科学、无理性、非知识的“未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西方的实体型宇宙和实体型思维，造就了西方思想中“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造成了“已知”和“未知”的明显对立，所谓的科学，其实质一言以蔽之：就是发展工具，不断地去认识未知，变未知为已知，不断扩大已知。在这一意义上，整个西方文化的设定，就是划出一条“已知”和“未知”的明晰界限，从而形成一个知识／非知识或反知识、科学／非科学或反科学，理性／非理性／反理性的截然对立，西方人就走在这一条不断的扩大已知又永远面对未知的无穷无尽的征程之中。

当希腊哲学的性质造就了实体型宇宙，从而造出了已知和未知的截然对立时，一方面是对未知的征服，另一方面是对未知的恐惧。永远存在的未知，以及由此而来的命运感、虚无感是希腊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痛。从这一角度看，可以理解为什么来自地中海东方的基督教最后会征服整个罗马帝国。基督教用一个上帝把握了希腊－罗马哲学中的“未知”，希腊的宇宙主神宙斯也逃脱不了命运，而基督教的上帝本身就是命运。未知只是上帝给人出的一个谜。求知虽然还是未知，但它在上帝那样获得了一个定性。未知还是神秘的，但这对未知的定性则可以克服对未知的莫名的恐惧。然而，对未知的宗教定性并没有取消西方文化已知和未知的对立。基督教中的希腊因素不断地按照自身的逻辑演化，终于在文艺复兴中产生了由希腊方式本就要产生的科学突破。

中国思想的特质是以气为基础的“有无相生”。由于气，当道家型思想以“无”为主表现中国型宇宙时，“无”之中也充满了宇宙的灵气，重无、体无、味无，犹如中国画，“无画处皆成妙境”（笪重光），像中国诗，“无字处皆其意”（王夫之），若中国音乐，“此时无声胜有声”（白居易）……当儒家型思想以“有”为主表现中国型宇宙时，就是“春秋代序，阴阳惨舒”（刘勰）、“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孔子）、“鸢飞于天，鱼跃于渊”（《礼记》）的生动活泼的景象。在“通天下一气”（庄子）的“有无相成”、“虚实相生”中有重“有”重“实”的一面，中国区别于印度的唯空乃真、现实是幻的倾向，因此，中国历史产生出现世的辉煌，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发展得五彩缤纷，从不间断，而且，在16世纪之前，经济一直领先世界，科技发明光耀全球，文学艺术独放异彩。这与印度文化的轻视历史、不重现世形成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中国思想在“通天下一气”的“有无相成”、“虚实相生”又有重“无”、重“虚”的一面，而且这“无”这“虚”，在本体论上更为重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周易》）的气，把无与有，把一事物与他事物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把一事物与宇宙整体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人禀气而生，最重要的是气，要认识人体不能以解剖型、分析型的方式，因为解剖的前提是人已死亡，人亡则气绝，人体中最本质性的气都没有了，解剖型方式得出来的知识，一定不是本质性的知识，而只有最浅层知识。一个事物最主要的也是其在具体环境与他物的互动和在天地之间与宇宙之气的融为一体的氤氲，把一事物与他事物与他物分割开来，与环境隔绝开来，断绝与天地之气的交流，只能使其成为一个死物，认识到其浅层次的“实”而失去其本质性的气。中国型以气为主的“有无相生型”思想，走向的是“以形写神”地把握本质，它一方面表现为“形神兼备”的对“虚实相生”中“实”的一面的高扬，另一方面表现为“离形得似”的对“有无相成”中的“无”的一面的突出。但无论有与无、虚与实中哪一面得到更多的彰显，有无相成、虚实相生的整体结构不变。由于中国思想绝不会把一事物与他事物割裂开来，与天地断绝开来进行实验室式的认识，至少不把实验室式的认识看成是重要的本质性的认识，因此，尽管中国在宋代出现了都城繁荣，商业兴旺，海外贸易，科技发明，但绝不会产生实验室型的科学突破！[8]

在轴心时代的哲学突破中产生出来的西方思想、印度思想、中国思想，各具独特的精神形式、智慧方式、幸福感受。印度思想在重空的境界中，让人回到宇宙的本源，让人用由宇宙而来的身体（瑜珈）去体现宇宙本质奥秘的梵我同一，感受到超越现世、回归母体的温暖感和幸福感；中国思想在重气的有无相生中，一方面有印度式的对宇宙本体和宇宙本质的一种天人合一的与道同化的回归母体感，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宇宙回归感用之于家国天下，形成了一个以家为基础的人伦亲情，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现世中，既体会着现实亲情中的温情，又体悟着人与自然亲和的幸福；西方人在重实重有的实体世界中，不断地创造工具，征服未知，在希腊悲剧般的对“命运”的抗争中，终于达到了科学突破，率先进入了现代社会和工业文明。

从自然之道与人类之道的角度来看三大文化的思想，印度思想是一种保持着最多的人与自然的元初同一的思想，婆罗门种姓在四种姓中居最高地位，以本体为空以现象为幻的思想的梵为合一思想所追求的境界，是一种具有人与宇宙元初始合一性的境界，正因为追求着这一境界，印度文化，特别是在各种瑜珈形式中，保持人与宇宙的元初沟通的形式，印度教、佛教、耆那教中的最高境界，都是瑜珈型的境界。也许，这与印度思想主要由雅利安人的游牧传统中升华而来有关。瑜珈的森林境界与原始的游牧境界在天人合一的形式上有着比较接近的内在关联。中国思想一方面有着印度型的人与宇宙的元始统一，体现在道教与佛教的气功境界里；但更为主流的是儒家的以家庭为本位的家／国／天下文化，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谐的家庭温情境界，中国人的境界，一方面体现为礼制文化中的亲情伦理，另一方面体现在美学型的庭园上，这是一种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天人合一的美学情调。在后一方面里，有着人与宇宙元初合一的深层内容，但做了美学的文化升华；在前一方面里，又有着人与宇宙元初是动物群体的深层内容，但又做了伦理的文化升华。希腊思想从城邦的建立，海上商贸，淡化血缘关系而强调社区公民资格，在摆脱人与宇宙的元初同一上，走得最远，明晰的几何学，可计算的民主选举的选票，在一种摆脱自然的人工型的创造上，走得最快。希腊人的最高境界，一方面是几何学型的像地中海一样明澄的哲学境界，另一方面是与命运抗争的悲剧境界。从自然之道与人类之道的角度来看三大文化的思想，印度、中国、希腊各有自己的向路，而希腊方向不像印度方向和中国方向那样在一种自然之道的基础上和范围里发挥着人类创造的极致，而是在一种离开自然之道上进行着人类的自由创造，它离开自然之道走得如此之远，远到了用基督教来包裹它，基督教反而被希腊化了，基督教的华丽衣袍不但被希腊人体的香味所浸透，而且反而成为了把希腊型人体照耀得更加美丽动人的神圣的光环。因此，人类的思想的现代升级率先在西方出现！

四、中西印思想比较：进一步提问

然而，人类思想史上产生的这三种不同的思想类型对人类的意义，现在还没有得到深入的思考。这里且在韦伯问题与雅斯贝斯问题的基础上，加提一个方东美的问题[9]，方东美感到相当遗憾的是，如果当时亚力山大帝东征时不只限于到达印度，而来到了中国，或者，如果班超通西域时达到了罗马，中国和西方有了深入的文化交流，特别是有了深入的哲学交流，那么，世界的面貌就是另一种模样了。在方东美提问的背景中，可以设想，中国在宋代开始了文化转型，消费化的都市出现了，市民阶层出现了，商业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海外贸易有了极大的发展，而在思想界出现的却是理学，是一种存天理、灭人欲的内转趋向，而这一趋向，代表了中国本土思想与佛教思想的升级型的结合，同时，唐代以禅宗为代表的呵祖骂佛、我即是佛的思想解放运动只局限在宗教领域，代表了中国本土思想与印度佛教的另一种升级型结构，而这两种思想升级，都未能让宋代极好的政治、科技、经济、文化形势朝向世界现代性进程的提升。同样，西方的现代性进程完全是在地中海文化的斗争性的基础上进行，以殖民扩张和领土征服的方式进行，倘若中国与西方在亚历山大时代和班超时代就有了思想的交流，也许由西方引领的世界现代性进程会以另一种方式进行。这样整个世界史的演进将会是另一种面貌……然而，历史是没有假设的。不过，方东美的遗憾，却为我们思考中、西、印的思想差异，以及这一思想差异对人类思想的意义，提供了具有无限遐想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