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合上了地图。他付过饮料钱后，站了起来。坐着时，他看起来好像比常人魁梧，强壮有力的肩膀、手臂，就像一个正蹲着运气的举重大力士。（事实上，举重正是他的业余爱好。）但是他身上的某些部位和其他部分并不协调。那双包裹在带钢扣的黑色短筒靴里的小脚，如果穿上女士们精致的跳舞鞋可能更合适些；站起来的时候，他不会比一个十二岁大的孩子高多少，两条摇摇晃晃的短腿似乎不足以支撑成年人的身躯，看上去奇形怪状的，不像一个身材出众的卡车司机，倒像个退休的赛马骑师——已过盛年，肌肉松弛。

佩里站在杂货店的外面，全身笼罩在阳光中。还有一刻钟就到九点了，迪克晚了半个小时。不过，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家的时候反复强调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每一分钟都很重要，佩里是不会注意到时间的。对他而言，时间几乎无足轻重，他有许多打发时间的法子，照镜子就是其中之一。迪克曾说：“每次你一看镜子就仿佛丢了魂一样，好像看见了什么天仙般的小骚妇。天啊，你就不觉得腻吗？”佩里不但不感到厌烦，反而被自己的脸深深地迷住了。每一个角度都会产生不同的印象。这是一张变化莫测的脸，照镜子的实验已经教会他唤起各种变化，怎样一会儿看起来凶神恶煞，一会儿看起来天真顽皮、充满热情；头这么一歪，嘴唇这么一抿，一个堕落的流浪汉就变得温文尔雅、风流倜傥。他的母亲是纯种的切诺基[4]人，他的外貌完全是从母亲那儿继承来的：碘酒般的肤色、黑而湿润的眼睛，黑色的头发保养得油光锃亮，浓密得好像和连鬓胡子连成一片，额前还留了一绺滑溜溜的刘海儿。而他父亲，一个长着雀斑的红头发爱尔兰人，留给他的就没那么多了，仿佛印第安人的血统已经完全掩盖了凯尔特人的特征。只有粉红色的嘴唇和看起来得意扬扬的鼻子证实着它的存在。而在他弹起吉他、唱起歌来的时候，他的活泼淘气以及爱尔兰人盛气凌人的自我吹嘘个性，就会占据主导地位。唱歌，尤其是幻想当众表演，是他另外一种消磨时间的方式。他总是在脑子里设想同样一个场景：一间拉斯维加斯的夜总会——巧的是拉斯维加斯正是他的家乡——优雅的房间里挤满了来捧场的知名人士，他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位轰动一时的新星身上，听他演唱《后会有期》。最后，再献上一首最近自己创作的歌曲：

每年四月，鹦鹉一群又一群，红色的、绿色的，还有橘红色的，飞呀飞，飞过头顶，我看见它们飞呀飞，我听见它们高高在天上歌唱，唱着歌儿唤来四月的春光……

（迪克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说：“鹦鹉不唱歌。它们说话，也许还大声嚷嚷。但是鹦鹉绝对不唱歌。”迪克太现实了，他不懂音乐和诗歌。你认真思考这一点就不难发现，迪克的讲求实际，他对每个问题的实用主义的态度，正是吸引佩里的主要原因，这使得迪克看起来如此坚强，如此不可战胜，有“地地道道的男子汉气概”。）

对拉斯维加斯的幻想尽管令人陶醉，然而和他想象中另外一个场面比起来，还是逊色很多。自童年开始，三十一年来他有一半时间是在订购各种印刷品（“潜水发财好机会！业余时间在家中训练。潜水快速赚大钱。免费小册子！”）和回复广告（“沉没的财宝！五十张正版地图！千载难逢的良机！”）。这些东西唤起了他对冒险的渴望，使他的想象活跃起来，他一次又一次地梦想穿过那陌生的海域，潜入那绿色幽暗的海洋，从眼露凶光的守护鱼群旁边游过去，奔向前方隐约显现的庞然大物——一条西班牙大帆船！船上装满了钻石、珍珠和一箱箱的黄金。

汽车的喇叭响了。迪克终于出现了。

像往常一样，总是凯尼恩在大喊大叫。他的叫声不断地传到楼上：“南希，下来接电话！”

“哎呀，凯尼恩！我听见了。”南希穿着睡衣，光着脚就跑下了楼梯。家里有两部电话，一部在她父亲的办公室里，另外一部在厨房。她拿起了厨房的分机，“喂？哦，是的，早上好，卡茨太太。”

克拉伦斯·卡茨太太是一位农场主的妻子，住在公路附近，她说：“我跟你爸爸说过不要吵醒你。我说，南希昨晚演得太精彩了，肯定累坏了。你真可爱，亲爱的。你头发上扎的白色发带太美了！演到人们以为汤姆·索亚死了的那段，你眼里真的饱含热泪呢，比电视上演得还好。不过，你爸说你一般这个时候起床。噢，快九点了。亲爱的，我想说的是，我的小女儿，小乔利妮，想做樱桃馅饼都想疯了，她知道你是这方面的能手，总得奖，我今天上午能带她去你家，你来教她吗？”

要是在往常，南希甚至会心甘情愿地教乔利妮做整套火鸡大餐，在小姑娘们向她请教烹饪、缝纫、音乐，或者向她倾吐衷肠（这是经常的事）的时候，她都义不容辞，那是她的责任。只要有空，她仍然设法“操持一大堆家务”，她是一名全优学生，同时还是班长、4-H俱乐部和卫理公会青年团的领导者、熟练的骑手、优秀的音乐家、县里每年义卖大会的获胜者（酥皮糕点、蜜饯、刺绣和插花），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女孩怎么做到这一切的？而且她毫不炫耀，仅仅是露出一副灿烂的微笑，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令社区所有人都沉思的一个谜。能解释的只有一句话：“她有一种品格。一种从她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品格。”毫无疑问，她最鲜明的特征——优秀的组织能力——是从她父亲那儿得来的，这个特征是其他一切品质的基础。每个时间段她都会作出安排；在任何时候，她都知道应该做什么，会需要多久。今天碰到的麻烦是她的时间早已预约好了。她答应帮助邻居家一个叫洛克希·李·史密斯的小男孩练习小号独奏，洛克希准备在学校音乐会上演奏；她还答应替妈妈做三件复杂的差使，还准备和父亲一起去加登城参加4-H聚会。聚会结束后，还有午餐要做，吃完午餐还要缝制在贝弗里婚礼上当伴娘时穿的礼服，样式她已经设计好了。照目前的状况，除非取消某项安排，否则根本没有时间教乔利妮做樱桃馅饼。

“卡茨太太，请等一会儿，不要挂断电话，好吗？”

她穿过屋子，走到父亲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对外有一个供普通来访者进出的入口，一扇推拉门把办公室和客厅隔了开来。有一位名叫杰拉尔德·冯·弗里特的年轻助手帮克拉特先生管理农场，虽然他偶尔也会用这间办公室，但基本上这里是克拉特先生个人的偷闲所在。里面很整洁，房间墙壁上镶嵌着胡桃木薄板，上面挂着气压计、雨表和一副双筒望远镜。坐在写字台后面的克拉特先生就像一位船长，领导河谷农场穿过岁月中的危险航线。

“没关系，”对于南希的问题，他回答说，“不用去聚会了。我带凯尼恩去。”

于是，南希拿起办公室里的电话，告诉卡茨太太说：“可以，就把乔利妮带来吧。”但是她皱着眉头挂了电话。“真奇怪，”她一边说一边环视办公室，只见父亲正在教凯尼恩算账，冯·弗里特先生坐在靠近窗户的桌子旁。他是那种沉默寡言的人，英俊的面容略显刚毅，这使得南希总在背后称他是希斯克厉夫[5]。“我老是闻到一股烟味儿。”

“是你呼出来的？”凯尼恩问道。

“不，是你呼出来的。”

南希的话令凯尼恩安静下来，因为他明白南希知道他曾偷偷抽过一阵子烟。不过，那以后，南希也抽过。

克拉特先生拍了拍手，说道：“好了，别说了，这里是办公室。”

南希跑上楼，换上一条褪色的李维斯牛仔裤和一件绿色的套头衫，在手腕上戴上了一块金表，这块表在她最有价值的财产中排名第三。第二名是她最亲密的朋友，一只名叫艾温鲁德的猫。而居第一位的是博比送她的图章戒指，这是一个沉甸甸的表明两人“情侣关系”的证物。她把它戴在大拇指上，因为戒指是按男人的尺寸做的，即使在上面缠了胶带，也没有哪根手指能恰好戴上。南希是个漂亮的姑娘，身材苗条，像男孩子一样充满活力，她长得最美的部分是那一头闪着栗色光芒的齐肩短发（每天早晚各刷一百下）和像香皂一样光洁的皮肤，虽然脸上有淡淡的雀斑，去年夏天被太阳晒过的红棕色也仍未消退。她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湿润而透明，像阳光映射下的淡色啤酒。就是这双眼睛令她立刻赢得别人的好感，也同时说明了她的纯洁、细心和善良。

“南希，”凯尼恩喊道，“苏珊来电话了！”

苏珊·基德维尔是南希的闺中密友。她又一次去厨房接电话。

“老实交代，”苏珊用这种命令的口气在电话里发出了连珠炮式的责问，“你为什么挑逗杰里·鲁斯？”和博比一样，杰里·鲁斯也是学校的篮球明星。

“昨天晚上？哎呀，我没有和谁调情呀。你这么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拉手来着？演出的时候，他刚好来到后台。我当时正紧张着呢。所以他握着我的手，给我鼓劲儿。”

“很甜蜜呀，然后呢？”

“博比带我去看恐怖片。我们手挽着手。”

“吓人吗？我说的不是博比，是电影。”

“他觉得不吓人，还笑呢。但是你了解我，砰！我吓得从座位上掉了下来。”

“你在吃什么呢？”

“什么也没吃。”

“我知道你在啃指甲。”苏珊说。她猜对了。尽管南希努力过，但还是改不掉啃指甲的习惯，只要一遇到麻烦，她就会啃指甲，一直啃到指甲肉。“说呀，出了什么事？”

“没有。”

“南希。C’est moi[6]……”苏珊正在学法语。

“唉，是我爸爸。三个星期以来，他的情绪一直很可怕。至少，在我身边的时候是这样。昨天晚上我回家时，他又开始说那件事了。”

“那件事”无需暗示，这个问题两个朋友已经彻底讨论过了，并且意见一致。有一次，苏珊从南希的角度总结这个问题说：“你现在爱博比，你需要他。但博比心里也清楚发展下去是没前途的。以后，等我们离开这儿去曼哈顿时，一切会变得不一样。”堪萨斯州立大学就在曼哈顿，两个女孩计划到那里去学艺术，并且住在一起。“不管你愿不愿意，一切都将改变。但是现在你没法子。住在霍尔科姆，每天看见博比，每天能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也没有理由改变什么。你和博比现在是非常幸福的一对儿。即使将来分了手，这也会成为令人愉快的回忆。你难道就跟你爸爸说不通？”是的，南希没办法。“因为，”正如她向苏珊解释的那样，“无论我什么时候谈起这件事，他就瞪着我，好像我不应该爱博比，或者不该那么爱他。我一下子就瞠目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只想做他的女儿，做他希望我做的事。”对此，苏珊没有回答，这涉及到父女情感，这种关系超越了她的经验。她和母亲住在一起，母亲在霍尔科姆学校教音乐。苏珊早已记不清自己父亲的样子了，因为多年前，他们还在加利福尼亚老家时，父亲有一天离开后就再也没回来过。

“不管怎么样，”此时南希接着说道，“我敢肯定，不是我使他发脾气。肯定是别的事，他真正忧虑的事。”

“你妈妈？”

南希其他的朋友可不敢作出这样的暗示。然而，苏珊早已得到了特许。她刚来霍尔科姆的时候，是一个忧郁、爱幻想、身体瘦弱、脸色苍白的敏感女孩，当时她八岁，比南希小一岁。克拉特夫妇热情地接纳了她，这个从加利福尼亚来的没有父亲的小姑娘很快便成为克拉特家的一员。七年来，南希和苏珊这对朋友从未分开过，她们两个罕见的相似，同样的敏感，彼此都认为对方是难以替代的。但去年九月份，苏珊从当地的学校转到加登城一所规模较大、据说水准也较高的学校去了。对于霍尔科姆那些想上大学的学生而言，这是正常的程序。可是，克拉特先生是一个热爱社区的死硬派，认为这种背叛行为是对社区精神的冒犯。霍尔科姆学校对他的子女来说已经足够好了，所以他们将继续待在那儿。这样一来，两个女孩便不能在一起了。白天里，南希深深地感到了朋友不在身边的空虚，和苏珊在一起，不用拘谨，可以无话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