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都为妈妈感到高兴,那些好消息你都知道。你留心听着,”她犹豫了一下,仿佛正在鼓起勇气,要说出一番出人意料的话,“不知怎么搞的,我老是闻到一股烟味。老实说,我怕自己要得神经病了。不论是在车里,还是在房间里,到处都好像有人在那儿抽过烟似的。肯定不是我妈妈,也不可能是凯尼恩。凯尼恩不敢……”
克拉特家里故意不设烟灰缸,来访者多半也不敢在他家里抽烟。苏珊慢慢明白了南希话中的含意,但这样的想法是有悖常理的。不管克拉特先生面临着怎样的焦虑,她都无法相信他会在香烟中寻求安慰。苏珊还没来得及问这是否是南希真正的意思,南希就急急忙忙地说道:“对不起,苏珊。我得挂了,卡茨太太来了。”
迪克开着一辆一九四九年的黑色雪佛兰。佩里钻到车里以后,检查了一下后座,看看他的吉他是否安然无恙。昨天晚上,给迪克的一群朋友演奏完,他忘了把吉他拿走,结果落在了车里。这是一把很旧的吉布森牌吉他,经过砂纸打磨,上过蜡,外表呈淡黄色。在吉他旁边还有另外一些东西:一把崭新的十二毫米口径的半自动猎枪,枪管镀着一层烤蓝,枪托上刻着猎人瞄射野鸡的图案;此外还有一个手电筒,一把钓鱼时用的小刀,一副皮手套,以及一件装满了子弹的打猎马甲。一切都给此刻增添了诡异的死静气氛。
“你就穿这玩意儿?”佩里指着马甲问道。
迪克用指节笃笃地敲着挡风玻璃说:“打扰你了,先生。我们是出来打猎的,迷了路。能用一下电话吗……”
“西,西诺尔。又康姆润多。(是的,先生。我明白。)”
“小菜一碟。”迪克说道,“我向你保证,亲爱的,我们将血染他们墙。”
“应该是‘那些墙’。”佩里说。佩里是字典迷,十分喜爱那些晦涩生僻的字眼,自从在堪萨斯州监狱和迪克同处一室以来,他就一直尝试提高迪克的语法水平,扩展他的词汇量。迪克并没有辜负佩里的指教,他这个学生有次试图取悦老师。他写了一些诗,虽然内容非常淫秽,佩里觉得倒也妙趣横生。他托人在一家监狱工厂把手稿用皮革装订成册,封面上还烫上了“荤笑话”几个金字。
迪克身穿一件蓝色的工作服,衣背上写着“鲍伯·桑兹汽车修理厂”字样。他和佩里驱车沿奥莱西大街一直开到鲍伯·桑兹汽车修理厂。八月中旬出狱后,迪克便受雇于此,他是个能干的机械师,每周能挣六十美元。今天上午工作迪克没想拿工钱。桑兹先生每周六都让迪克值班,他万万没想到竟然付钱让雇员修理自己的车。在佩里的协助下,迪克开始工作了。他们更换了机油,调整了离合器,检查了电池,更换了一根坏掉的轴承,还安了新轮胎,所有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工作,因为今明两天要指望这辆老雪佛兰立下汗马功劳呢。
佩里想知道约好了在“小宝石”咖啡馆见面,迪克为什么来晚了。“因为老头子总是在我身边,”迪克回答说,“我不想让他看见我拿着枪走出屋子。上帝,那样他就知道我扯谎了。”
“明白了。但你是怎么说的呢?最后又怎么样了?”
“正像我们说好的。我说我们要出去一个晚上,去斯科特堡看你姐姐。因为你姐姐为你存了一笔钱——一千五百块。”佩里有一个姐姐,实际有过两个,但活着的那个并不住在斯科特堡,而是在离奥莱西八十五英里的一个小镇。事实上,佩里也不清楚姐姐眼下的地址。
“那么他很恼火?”
“他为什么要恼火?”
“因为他讨厌我。”佩里说道,他的声音既柔和又一本正经,虽然音量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晰,仿佛是从牧师嘴里吐出的烟圈。“你妈也讨厌我。我看得出来,他们看我的方式简直难以形容。”
迪克耸了耸肩,“这和你无关,真的。不过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我和任何从监狱里出来的人见面。”二十八岁的迪克结过两次婚都离了,现在是三个男孩的父亲,他这次获得假释的条件之一就是保证和父母住在一起。他的家人,包括一个弟弟,都住在奥莱西附近的一个小农场里。“凡是我的伙伴,他们都看不顺眼。”他补充道,一边摸着左眼下一个蓝色的刺青小点。这是一个标记,凭借这个,以前的某些狱友便可以认出他来。
“我懂了,”佩里说,“我不怪他们。他们都是老实人。你妈真是一个老好人。”
迪克点了点头,他也是这么想的。
中午时分,他们放下工具。迪克启动了发动机,听着马达空转时发出持续不断的咆哮声,知道已经大功告成,他很满意。
南希和她的崇拜者乔利妮对于她们早上的工作也很满意。实际上,乔利妮,这个瘦瘦的十三岁女孩既骄傲又兴奋。她久久地凝视着这位曾获得蓝绶带的获胜者,当看到烤箱中取出的散发着热气和香味的樱桃脆饼时,她情不自禁地拥抱南希,问道:“说实话,这真的是我自己亲手做的吗?”南希笑了,也拥抱着乔利妮,向她保证这的确是她亲手做的,自己只是助了一臂之力而已。
乔利妮一个劲儿地劝她立即品尝——放凉了就没味儿了。“求你了,我们俩吃一块儿吧。还有您,您也来吃吧。”她对走进厨房的克拉特太太说。克拉特太太因为头疼,只能勉强露出一丝苦笑,说道:“谢谢你,但是我没胃口。”至于南希,她根本没有时间,洛克希·李·史密斯的小号独奏正等着她呢,然后还要给妈妈办几件事,其中一件是参加贝弗里婚前的最后一次闺中密友聚会,另一件事是为即将到来的感恩节做准备。
“你去吧,亲爱的,我会陪乔利妮等她妈妈来接她的。”克拉特太太说,然后以一种让人无法婉拒的羞怯对女儿补充道,“如果乔利妮不介意的话。”虽说她在少女时代曾荣获演讲比赛的奖项,但人到中年以后,说起话来似乎变成了一样的道歉式口吻,行为举止也都仿佛担心会冒犯别人。“我希望你理解,”在女儿走后,她继续说道,“我希望你不会认为南希粗鲁吧?”
“哎呀,怎么会呢!我都爱死她了。是的,每个人都爱她。没有人能与南希相比。你知道斯特林太太怎么说吗?”乔利妮指的是她的家政教师。“有一天她对全班同学说:‘南希·克拉特总是很忙,但她永远都会抽出时间。而这就是一个淑女的定义。’”
“是的。”克拉特太太回答说,“我所有的孩子都很能干,他们不需要我操心。”
乔利妮以前从未和南希“古怪的”妈妈单独待过,但是不管之前听过怎样的议论,她现在感到很自在,因为尽管克拉特太太自己不太放松,但却具有一种令人放松的品质,正如自身没有防备的人对别人也不构成威胁一样。克拉特太太那张传教士一般的心形脸、那无助的表情,以及朴素淡雅的气质,甚至令乔利妮这样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也激起了一股要保护她的情感。但想想看,她竟是南希的母亲!她看起来更像姑妈,一个来探亲的老处女姑妈,虽然有点儿古怪,但人是很好的。
“是的,他们不需要我。”她一边重复,一边给自己冲了杯咖啡。虽然家里的其他人都遵守她丈夫对这种饮料的禁令,但她每天早晨都要喝两杯,而且经常在这之后,一整天都不吃别的东西。她体重只有九十八磅,瘦骨嶙峋的手上松垮地戴着两枚戒指,一枚结婚戒指,另一枚镶有钻石,发出含蓄柔和的光。
乔利妮切下一块樱桃馅饼。“哇!”她说着便狼吞虎咽起来,“这些东西我打算一周七天每天都做。”
“唔,你家有弟弟,男孩子吃得才多哩。克拉特先生和凯尼恩,我知道他们对于馅饼从不感到厌烦。但是厨师不行——南希现在对馅饼看不上眼。你也一定会这样的。不,不,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克拉特太太把无框眼镜摘了下来,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原谅我,亲爱的。我肯定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什么是厌倦的。我肯定你会永远快乐……”
乔利妮沉默不语。克拉特太太声音中的慌乱使她的感觉起了变化。乔利妮有些惶恐,她希望妈妈快点儿来带她回家,妈妈答应十一点钟会过来。
半晌,克拉特太太平静了一些。她问道:“你喜欢小玩艺儿吗?喜欢不起眼的小东西吗?”她邀请乔利妮到餐厅去参观古董架,那上面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小人国的东西:小剪子、小顶针、水晶花篮、玩具小人像、刀叉等等。“其中有些东西,我从小就有。爸爸妈妈,我们全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加利福尼亚,就在海边上,那儿有间商店专门卖这些可爱的小玩意儿。你瞧,这些杯子,”一套放在一个小盘子里的玩具茶杯,在她的手里微微颤抖,“这是我父亲送给我的,我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她是靠种植小麦致富的福克斯先生唯一的女儿,上面有三个哥哥,全家人都把她当作掌上明珠。虽然没有被惯坏,但一帆风顺的成长却令她认为生活就是一系列惬意之事的组合:堪萨斯州的秋天,加利福尼亚的夏天,以及一堆茶具礼品。她十八岁的时候,受《南丁格尔传》的激发,进入设在堪萨斯州大弯城的圣玫瑰医院学习护士专业。她其实并不想当护士,两年以后,她承认,医院的现实,那里的情景和气味,令她感到恶心。然而直到今天,她仍然为没有完成学业获得学位而后悔——“只是想证明,”正如她对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我也曾经有所追求。”后来,她遇见了赫伯,并且和他结了婚。赫伯是她大哥格伦的大学同学。实际上,两家住的地方相距不过二十英里,她早就认识了赫伯,不过那时克拉特家是普通的农民,从不跟富裕而有教养的福克斯一家来往。但是赫伯英俊,为人很有责任感,性格坚毅,他希望和邦妮在一起,而她也坠入了情网。
“克拉特先生经常去旅行。”她对乔利妮说,“哦,他总是东奔西跑的。华盛顿、芝加哥、俄克拉荷马,还有堪萨斯城。有时候,他好像从不在家一样。但不管走到哪儿,他总是记着我是多么喜爱这些小东西。”说着她打开一把小纸扇,“这是他在旧金山给我买的,只花了一便士。但它很漂亮,不是吗?”
婚后第二年,伊芙安娜出生了,三年后,她生下了贝弗里。每次分娩之后,这位年轻的母亲都会经历一次难以形容的情感低潮:悲伤攫住了她,她在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下不停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来回徘徊。南希和贝弗里差三岁,这三年里,每到周末全家便去野餐,夏天还到科罗拉多州去度假,这三年是她真正掌管全家的三年,她是全家快乐的中心。但是,随着南希和凯尼恩的出生,产后抑郁症再度发作。尤其是在凯尼恩出生之后,那种悲伤就再也无法摆脱了,如同一块密聚不散的乌云,晴雨难测。此间也曾有过“好日子”,这些日子偶尔延长数周、数月,在这些日子里她又恢复了“原样”,变成了被朋友们视为珍宝的热情而迷人的邦妮。但即使在最好的日子里,处于最好的状态时,她依然无法达到丈夫日益频繁的社交生活需要的那种活跃。“他是爱参加各种组织的人”,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她什么也不是,也不想是。因此,虽然彼此相敬如宾、绝对忠贞,但其实两人已经开始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他选择了一条事业的公众大道,步步高升、尽如人意,而她走了偏僻的小路,最后被引到医院的病房里。但她并没有万念俱灰,对上帝的信仰一直支撑着她,来自世俗的援手也坚强了她的信念,使她相信上帝的仁慈即将到来。她到处寻求特效药,打听最新疗法,或者就像最近那样,她开始相信是“错位的神经”在折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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