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克斯．史陶特的作品也在那段时期攀至颠峰。他笔下福尔摩斯与华生式的搭档安排既合情合理，也具高度原创性。他年纪很大才开始写犯罪小说，在此之前曾推出一些有趣但并不畅销的小说。他在《高尔夫谋杀案》（1934）一书中创造了自大、唠叨、出生于黑山、体重超重的侦探尼洛．伍尔夫，以及他那身材结实、个性有时有些挑衅的助手阿奇．古德温。起初，史陶特或许打算用这种组合来嘲弄侦探小说的公式。伍尔夫坐在特大号椅子里，他的腿太粗，甚至无法跷起脚；他想到屋顶温室照顾一万朵兰花时还必须搭电梯，侦办案件时从不出家门。古德温则是行动派（「我看书，只是从没看过让我真正满意的作品」），充当伍尔夫的双眼与双腿，调查在西三十五街那栋老旧褐石屋以外之处的所有事情。

情节安排并非史陶特的强项，伍尔夫的解答有时太过武断，或只是凭借直觉，但在《高尔夫谋杀案》、《吓破胆联盟》（The League of Frightened Men, 1935），尤其是《红盒子》（The Red Box, 1937）等早期作品里，人物的对话活泼生动，阿奇横冲直撞，差点坠入爱河，伍尔夫则被塑造为有点滑稽但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随着时间过去，作品数量增加，伍尔夫有时还是必须离开家中。当系列中固定登场的人物愈来愈多，角色的问题也益发明显。当然，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角色特质的塑造侷限于表象，例如喜欢啤酒、兰花与美食等，伍尔夫系列的声势因而逐渐下滑。史陶特在一九四○年代末期的作品，如《沉默的演讲者》（The Silent Speaker, 1946）、《二度供认》（Second Confession,1949）与《就连模范家庭也一样》（Even in the Best Families, 1950）[10]等书，差不多也就是他最优秀的作品了，而《就连模范家庭也一样》还是伍尔夫最后一次与超级恶棍阿诺．齐克交手的过程。他后来的小说仍有些优秀之作，像《门铃响起》（The Doorbell Rang, 1965）就能算是创意名列前矛的作品，但大多数书中仅能看出作者已对角色失去兴趣，只是努力编写更多故事罢了。尼洛与阿奇在美国侦探小说的神话中占有一席之地，美国读者对史陶特的评价也远超过其他国家。他的精力旺盛让人吃惊，兴趣也相当广泛。他对与作家有关的事始终全力支持，此外，终其一生都是美国色彩极为鲜明的激进派支持者。

新血（四）：结合艺术家手法及舞台剧风格的艾林翰与马许

一九三○年代的侦探风格开始有所改变，尤其是业余侦探。易容的惯例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结束。在那之后，新登场的侦探几乎不会尝试改变自己的外貌。传统全知型特质仍保留在菲尔博士身上，卡特．狄克森笔下那几乎不具辨识度的私家侦探亨利．梅瑞佛爵士与艾勒里．昆恩也是如此。然而，玛格丽．艾林翰、奈欧．马许、尼可拉斯．布雷克与麦可．伊尼士等天才新秀所创造的侦探，其行为举止更像普通人，也同样会犯错。他们小心翼翼拉开了长期以来不曾有过变化的古典侦探大宅窗帘，改变于是随之而来，现实世界的些许光芒也因而照入其中。艾林翰与纽西兰作家马许的作品总是透过略带嘲讽特质的角色来看待社会现象。第一本彻底展现艾林翰才华的小说是《鬼魂之死》（Death ofa Ghost, 1934），生动描绘出一群寄生虫角色，他们仰赖一名维多利亚与爱德华时期伟大艺术家死后的声望维生。马许的《狂喜之死》（Death in Ecstasy, 1936）则有大量半荒唐、半色情的神祕仪式细节，如今这些也已成为常见的元素。艾林翰的其他早期作品均以一间出版社与伦敦梅菲尔区为故事背景，马许则将自己的剧场知识运用在《葡萄酒谋杀案》（Vintage Murder, 1937）中。当然，所有犯罪小说都会有一些背景设定，艾林翰与马许的手法具有近似艺术家的矫揉，以及舞台剧风格的做作，相较之下，像昆恩处女作《罗马帽子的祕密》（The Roman Hat Mystery）这类完全古典风格的作品，其案件发生的剧场只不过是个容纳谜题的盒子而已。

尽管如此，艾林翰和马许发现要以这些元素撰写侦探小说相当困难。《鬼魂之死》前四十几页提及艺术家与评论家的部分相当有趣，但在命案发生后，为了将篇幅留给寻找线索与调查嫌疑犯等内容，这些元素也只得全部舍去。马许这段时期的作品，则通常会在命案发生后针对嫌犯展开冗长单调的调查。不过这两位作家后来的作品均在技巧上有所提升，更因笔下的侦探而成为主流作家，这些角色的特质，证明了英美地区装腔作势的情况正如榭尔丝生动描绘的那样。艾林翰笔下的艾伯．坎比恩身形瘦弱、苍白、戴着眼镜、一头金发，「乍看之下，象是个出身良好、有点心不在焉的人」。他的出身的确不错，与上层贵族有密切关系，或许还是王室的远亲。他的仆人梅葛斯范廷．拉格是个滑稽的伦敦佬，在一本早期作品中被描述为「侍奉坎比恩先生的俗人」。马许笔下的洛德里克．艾霖督察（后来成为警察局长）虽是职业警探，但出身绝非低下。他的母亲是艾霖夫人，有阿尔萨斯血统，因此在大多数警探会感到不自在的地方，艾霖就像在家一样怡然自得。艾林翰与马许想描绘出写实人物，结果却是她们的侦探不如凡斯与昆恩那般有趣，但也的确没那么惹人讨厌。

新血（五）：布雷克、伊尼士、马斯特曼、基钦与史崔奇

塞希尔．戴－路易斯是唯一拥有桂冠诗人身分的侦探小说家，他在一九三五年开始以尼可拉斯．布雷克这个笔名创作侦探小说，为黄金时代带来了不同的文学氛围，早期作品里更具有左翼政治态度。这两点在当时均非比寻常，我还记得自己翻开布雷克处女作《证据的问题》（A Questionof Proof, 1935）第一页，看见提到T．S．艾略特的名字时的那种震撼感。大多数新秀就与老牌作家一样，至少会有种不曾表明的右翼观点。他们笔下的警察都是好人，激进派则是坏人或笨蛋，认为现存的社会秩序乃是理所当然。没人能写出像布雷克第二本作品《汝死之壳》（Thou Shell of Death）[11]这样的小说，书中凶手是一名国家英雄，有部分是以T．E．劳伦斯[12]为角色原型，故事最后因为奈吉尔．史传吉威一角知道一句引用自詹姆士一世时期剧作家图尔尼尔（Tourneur）的话，就这么破解了谜团。史传吉威是个真正具有文学素养的全新型态侦探，不是爱现的半吊子。《必死的野兽》（The Beast Must Die, 1938）是布雷克战前的最佳著作，或许还是他最畅销的一本，书中将克莉丝蒂使用过的诡计加以巧妙修改。

布雷克写第一本书是为了支付修屋顶的费用，史传吉威在外表与部分习惯的参考原型是诗人W．H．奥登。他早期作品中真正最吸引人的地方是高度沸腾的创作热情，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显然从侦探游戏中得到乐趣。虽然他作品中的政治观点与文学特质与其他同行明显不同，倒也不应过度放大这一点。在热情逐渐消退后，史传吉威开始变成一个更具传统风格的角色。布雷克的后期作品不如早期，但作品中展现出的同情心与情感等，同样有其可取之处，其中又以《纠结之网》（A Tangled Web, 1956）[13]与《祕密创伤》（A Private Wound, 1968）最为有趣，只是这两本书均不属于史传吉威系列。

麦可．伊尼士（约翰．伊尼士．麦金托什．史都华的笔名）的书中充满大量文诌诌的对话，有些皮考克[14]的风格，或者是变形的阿道斯．赫胥黎[15]。一九三五年《校长宿舍谋杀案》（Death at the President's Lodging）出版后，伊尼士的小说马上被誉为某种全新型态的侦探小说，但由于书名可能会对美国读者产生误导[16]，因此在当地改名为《七个嫌疑犯》（Seven Suspects）。《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表示，虽然他是一介新秀，却很快就在名列前茅的作家名单中占有一席之地，等到《哈姆雷特，复仇！》（Hamlet, Revenge!, 1936）出版后，更称赞他「在侦探小说家中别具一格」。

其实伊尼士的手法并不算真的新颖，J．C．马斯特曼[17]的《牛津悲剧》（An Oxford Tragedy, 1933）就相当接近「学院派轻松作品」，拥有类似的文艺风格。不过伊尼士是戏谑派中最出色的作家，他将侦探小说转化为过度正经的轻松玩笑，并将侦查过程隐藏在文艺腔的对话中。犯罪文字当中，没有侦探比艾伯比探长（后来成为约翰爵士）更会引经据典，此外，在这段时期里，许多伊尼士笔下的角色，就算遇到记得多少莎士比亚关于「钟」的台词这类游戏考验也绝不退缩。艾伯比看见「史特拉斯堡的阿特纳奥斯的[18]十四卷文集时」，喃喃自语地说：「《欢宴的智者》（The Deipnosophists）……史瓦赫瑟（Schweighauser）版本……太占空间……丁道夫（Dindorf）出版社的合订版……就是这个没错。」艾伯比的卖弄不像温西或凡斯那样完全缘于自命不凡，而是出自真正的热情。伊尼士的作品在解谜方面无法与范达因或昆恩相比，但优点在于氛围轻松。他最好的作品应该是《最新消息》（Stop Press, 1939）[19]，他在书中摆脱了几乎不可或缺的命案，透过源源不断的有趣对话来维持故事的平衡。至于伊尼士在间谍与惊悚小说方面的成就，将另以专文讨论。

C．H．B．基钦[20]的犯罪小说，尤其是《我姑妈之死》（Death of My Aunt, 1929），吸引了一小群狂热崇拜者。他的最后一本书《他叔叔之死》（Death of His Uncle, 1939）应该算是他最好的作品，就算我们能比那个证券经纪人侦探还早发现真相，还是会从作者那文雅、有时甚或优美漂亮的文笔中得到不少乐趣。基钦并未为犯罪小说带来任何新意，他的定位比较象是令人愉快的次要戏谑派作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约翰．史崔奇[21]在《周六文学评论》（SaturdayReview of Literature）上发表一篇文章，选出伊尼士、布雷克与艾林翰，称他们为英国侦探小说的「新希望」。这是个明智的选择，但之后只有艾林翰于战后进一步继续发挥才华。伊尼士后来的传统犯罪小说不再充满聪明的对话，反而充斥着过于复杂、几近不可能发生的情节。艾伯比则比较像在闲聊天气，而非讨论史瓦赫瑟版本或丁道夫版本等话题。他的后期作品《私人参观》（A Private View, 1952）[22]，是讨论画家与艺术世界的小说当中最杰出的，《全新的索尼娅．威沃》（The New Sonia Waymard, 1960）[23]也值得推荐，但全都无法与他前四本着作相提并论。无论伊尼士或布雷克，其实都并未真正象征全新方向，只是当时看起来象是如此而已。他们的创新与法兰西斯．艾尔斯相较之下，全都显得表面而不够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