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我们现在所惯用的「推理小说」一词，也与清张在日本推理文坛的崛起息息相关。此一名称最早是由木木高太郎率先提出，二战之前他先是提倡「侦探小说艺术至上论」，认为侦探小说有着高度的文学性与思想性，是高于一切的文学作品，但没有获得支持。二战之后，他正式倡议以「推理小说」此一名词与概念来包括过去他主张的那些具有文学性的作品，但由于他自己的创作也无法支持这套论点，再度被忽视与遗忘。直到一九五七年，松本清张在杂志上陆续连载了《点与线》与《眼之壁》，并在一九五八年推出单行本畅销百万册、让这个类型成为日本大众文学的主流后，才有了巨大的改变。由于这两部作品取材于一般社会，以其中的芸芸众生为典型去塑造角色，并且着重于以往受到忽视的犯罪动机，与传统侦探小说立基于特殊性的社会阶层及大家族人际关系有所不同。而为了与此类型过去的传统进行区隔，「推理小说」此一名称被再次提出，用来指称松本清张所带动的新创作风潮。然而，松本清张对于后世的影响，除了社会写实的路线之外，更多是展现在题材与元素上的多方尝试。象是〈埋伏〉、《点与线》（1958）、《砂之器》（1961）中占重要角色的铁路，不仅让读者领略到日本现代化的历史轨迹，也成为后来西村京太郎（1930–）、山村美纱（1934–1996）、内田康夫（1934–）等「旅情推理」的先行者。另外像《零的焦点》（1959）与《球形的荒野》（1962）则分别触及了二次大战后美国驻军日本的历史，以及战争期间的国际政治问题，成为森村诚一（1933–）经典名作《人性的证明》（1976）的先声；而且无独有偶的，森村诚一融合本格解谜与社会意识的创作路线，其实与松本清张的早期创作如出一辙。此外，松本清张透过《零的焦点》（1959）、《兽之道》（1964）中「恶女」的描写，展露出其独特的女性关怀与视域，提供了夏树静子（1938–2016）《天使已消失》（1970）、《蒸发》（1972）等具有高度女性视野作品登场的土壤；更不用说，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恶女轮回转世，成为东野圭吾《白夜行》（2000）、《幻夜》（2004）、《圣女的救赎》（2008）中最难以忘怀、且又充满神祕存在感的主角形象。

相较于动辄将社会问题上纲到国家层次的松本清张，不论是有「松本清张的女儿」美誉的宫部美幸（1960–），或是走犯罪写实路线的东野圭吾，都将视野置放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滋生的新型态问题。所以像《火车》（1992）中的信用卡、《继父》（1993）的失亲家庭、《理由》（1998）的法拍屋、《模仿犯》（2001）的媒体、《R.P.G.》的网络虚拟家庭、《无名毒》（2006）的千面人事件与有毒建材与土壤、《所罗门的伪证》（2012）的校园霸凌，无一不是展现宫部深入庶民社会人际网络的独特视野，以及对于社会变化的敏锐观察力。而同样在东野圭吾的《湖边凶杀案》（2002）、《时生》（2002）、《红色手指》（2006）、《新参者》（2009）中，则是以亲子、家庭、教育为题材，无一不是触及了当今日本社会的问题核心；更不用说东野圭吾二○一三年出版的「加贺恭一郎系列」最终作《当祈祷落幕时》，里面触及了日本核电管理的弊端，以及对相关问题的反省，更让评论家冈崎武志（1957–）赞誉这是东野圭吾版的《砂之器》，可以看出松本清张精神在当代的承继与延续。当然我们也无法忽略在二十一世纪后，由于新自由主义的盛行而造成了社会经济差距扩大，应当补足的社会福利却又无法跟上，并且在二○一一年的「三一一大地震」后，从未有过的巨大灾害提醒了日本人关于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的问题，这让叶真中显（1976–）《失控的照护》（2013）讨论的老人安养与年轻世代负担过高的问题，与《绝叫》（2014）中讨论人如何被社会抛弃，都成为现代日本人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

虽然曾经有评论家指出，如今几乎没有人在用「社会派」这个称呼了，但从这些作家仍继续提供推理小说与社会对话的管道，并且继续受到读者的欢迎，仍可以看出推理小说中的「社会性」在这个时代仍然具有的重要功能与意义。

伤感街头的警察们：从冷硬派到警察小说

在以松本清张为首的「社会派」作家逐步占据推理版图的时候，其实有一块始终为台湾读者所忽略的次类型正在发展中，一切则都始自于大薮春彦（1935–1996）一九五八年发表的《该死的野兽》。这部作品当初经由江户川乱步推荐，而在《宝石》杂志上刊载，至今仍被视为日本冷硬派推理小说的先驱。不过由于大薮春彦本身的兴趣使然，他的小说中总是出现着激烈的枪战与动作场面，引发「如果拿掉车与枪的话什么也不剩了」的评论，但也因此影响了日本冷硬派小说中总有过多的暴力镜头，而引发定位上与动作冒险小说的混淆。例如西村寿行（1930–2007）的作品，推理解谜要素不多，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汗液、血液、精液」感官镜头，就是最好的例证。

而以《追凶》（1967）一书获得直木奖的生岛治郎（1933–2003），则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虽然继承了日本冷硬派中的阳刚面，却将英雄的层次发展得更丰富，让个人与社会的对抗更有理由。也因为生岛的关系，才让看了他小说感动不已的大泽在昌（1956–）写出了处女作《感伤的街角》（1978），以及「新宿鲛」系列（1990~）的作品，并让日本的冷硬派推理小说彻底洗去动作冒险小说的味道，与欧美分道扬镳，走出属于日本自己的路。不过像他的《打工侦探》（1986）系列那般开朗而具有青春性的作品，后来我们也能在石田衣良（1960–）《池袋西口公园》（1998）系列中看到，可以说是冷硬的另一种「轻」变种。

有趣的是，这一条冷硬／冒险／动作小说的脉络，却无形中促成了另一支推理次类型的成形，也就是一九九○年代大行其道的「警察小说」。或许是由于冷硬派作家为了彰显主角的孤高与伤痕纍纍，多半会赋予他们「单打独斗的警察」身分，也因此刺激了高村薰（1953–）开始写下她的「合田雄一郎」系列。在此系列的首作《马克斯之山》（1993）中，可以看到作者一下子就将警察体系中「个人vs.组织」的矛盾，书写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同组成员会互相扯后腿），也看到警察本身的情感与脆弱。有着这样的前提，横山秀夫（1957–）在他获得松本清张奖的《影子的季节》（1998）就一反描写外部世界的惯例，反而专注于描写警务系统内部不为人知的风景；比横山早出道甚久的佐佐木让（1950–），原本擅长于设定详实的历史小说与时代小说，也在二○○○年后开始撰写警察小说，甚至创造了《警官的血》（2007）这本描写了父子三代都在当警察的壮阔巨作。但在此同时，今野敏（1955–）却开启了以「公安」这个继承了二战结束初期联合国盟军驻日司令部GHQ（GeneralHeadquarters）的情报单位为核心的小说「隐蔽搜查」系列（2005~），呈显了一般民众难得一见的组织高层菁英与各层级警方体系间的张力与压迫感。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誉田哲也（1969–）这样的书写视野，同时透过「警视厅特殊犯搜查系」（2005）以及「姬川玲子」（2006）两个系列，一方面强化了警察面对的凶恶世界，一方面则让主角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可以说是继承了日本警察小说的传统却又有着独到的创新。

在光与影之间「她说」：女性推理

作为一个性别框架极为僵化、男女地位有着显著差异的国家，日本的推理小说也吸纳了这样的态度，表现在女性推理作家身上。我们几乎不会看到女性作家成为任何一种流派的开创者，这一方面固然是评论界的偏见，但同时也表示了在这种强烈的性别偏见下，女性往往不受鼓励甚至被禁止挑战过于超越时代视界的创作。但吊诡的是，女性作家却又往往成为各种流派的「中坚」，甚至仔细爬梳，仍可以看见潜藏在流派之下但跨越时代的、属于女性的创作脉络。

首先以一九五七年第一本获得江户川乱步奖的「小说作品」，也就是《只有猫知道》为开端，[3]女性作家在当时是以一种温馨且明亮愉快的姿态，出现在推理文坛。仁木悦子（1928–1986）创造了一对性格讨喜、互相拌嘴却又不起严重冲突的侦探助手组合，故事也不带血腥气，甚至还有一只可爱的小黑猫，成功地带出一种有别于男性作家阴郁风格的本格推理路线。在仁木悦子之后的承袭者，可能就是山村美纱了，她的作品诡计精致而富于设计感，并不刻意卖弄悬疑，但更特别的可能是她的侦探，例如在《魂断花道》（1975）出场的凯萨琳，是美国副总统的女儿，为了学习花道前往京都，却无意间牵扯进一桩谋杀案。如此异想天开却又讨人喜欢的设定还有舞伎、检察官、看护、外遇调查员等等女性角色，构成了山村美纱的独特魅力。类似的风格也能在宫部美幸的早期作品看到，她在《完美的蓝》（1989）以退休的警犬阿正为主述者，创造了轻松谐趣的风格，其后的《继父》（1993）更是以具有可爱萌感的双胞胎与小偷人物设定，以及幽默的口吻掳获人心，延续了这种女性作家的风格。

另一方面，从皆川博子（1929–）那里，画出了另一种轮廓的女性作家。她在一九七○年代先以儿童文学出道，但随即转向推理小说、历史小说与恋爱小说创作，在《花之旅．夜之旅》（1979）中，她成功的桥接出一种介于梦与现实之间的叙事可能，为推理小说渗入了强烈的幻想性，之后的《吃人剧场》（1984）与《蔷薇忌》（1990）也都带着类似的风格。而在其之后的恩田陆（1964–），则在出道作《第六个小夜子》（1992）中讲述了一桩介于校园怪谈与青春推理的故事，也透过《三月的红色深渊》（1997）这本连作短篇集中的四个故事，以同名的书中书为经纬，写出了一本虚实难辨，前后情节互相掩映的奇特推理小说。沿着这条路线前进，才能看到樱庭一树（1971–）的《糖果子弹》（2004）将残酷的现实包装在泡泡糖般的幻想之中，或者例如《赤朽叶家的传说》（2006）向马奎斯《百年孤寂》取经而铸造成日本难得一见的魔幻写实推理小说。

但诚如前面所述，处于日本这样的性别文化中，女性有着属于自己的压迫与悲伤，户川昌子（1933–2016）获得江户川乱步奖的《幻影之城》（1962）以一个女子公寓为背景，用耳语、传闻、喃喃自语交织出一幅属于女性的欲望谜城图景。这个尝试后来被一九九○年代的桐野夏生（1951–）继承，她的早年作品还有着强烈的冷硬派风格，但到了一九九七年的《OUT》就写出了四个在深夜便当店工厂打工的女性如何想要逃离自己悲惨的人生，却只能不断坠落至更为悲惨之境的故事；但更让人值得注意的是她以真实发生的「东电OL事件」所改编的《异常》（2003），[4]书中仔细地描述了主角的心路历程，暗示了对女性而言，除了物质条件被满足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得守护。这本小说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之后被称为「致郁系推理小说」（イヤミス）的出现，也就是读完后不会带给人解谜的爽快感，反而会因为故事中角色的作为与情绪而残留不愉快的心情：这类小说多以女性为主角，例如沼田真帆香留（1948–）的《如果九月永远不结束》（2005）就从一个家庭主妇的视角去追查自己儿子的失踪事件，挖掘出属于这个时代女性的痛苦与压抑。不过真正让「致郁系推理小说」成为重要次类型的，恐怕还是凑佳苗（1973–）的《告白》（2008），书中以女教师控诉班上的两个男同学害死自己女儿为开端，每一章都以一个不同角色的视点述说故事，从中我们也发现人类参差的欲望与执着，而每个人个性的弱点，终将导致最后悲剧的无可避免。《告白》不但引发畅销热潮，甚至成为社会事件，凑佳苗同时也启发了许多女性书写自己阴闇、无法对他人述说的一面，更让「致郁系推理小说」成为当代的重要书写形式。也幸好有这个流行，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美好与浪漫之外，也意识到了明亮的形象下，其实有着被掩盖住的、视而不见的阴暗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