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通过测量大腿骨的长度，我们计算了每个孩子死亡时的身高。最小的一个孩子有四十八厘米多一点儿，最大的则有五十四厘米高。这意味着这些孩子在死亡时都已经出生了，或者至少已接近分娩，快要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性别是男是女我们无法确定，但稍后可以通过DNA检验来回答这个问题。

从几具尸体死后变化的不同阶段——尸体腐烂、分解、部分尸骨化、完全化为白骨——我们可以确定，这些孩子是在不同的时间死亡的。他们是怎么死的，是在怎样的情形下死的，已经无法确认。我们甚至无法确定他们曾活着来到这个世界上，还是在出生前就死去了，以及他们各自的死亡时间是在多久以前。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四个孩子都已经发育成熟，可以被分娩了。

在尸检室里已经没什么能做的了，现在，遗传学部门的法医要借助DNA分析来确定，死去的科琳娜·朱斯滕是否是女邻居在她公寓里发现的这些死婴遗骸的母亲。尽管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仍然要排除所有可以想见的可能性——比方说这些婴儿是从医院的新生儿室绑架出来的呀，或者与非法收养中介有关，等等。过了一会儿，实验室送来了我们想要的资料。那边的同事通过比对从科琳娜·朱斯滕的浴室里采集到的DNA样本——牙刷上的和掉落的头发，完成了一份DNA画像。结论是：科琳娜·朱斯滕是这四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三个女孩——的母亲。在对留有组织残余的那两具尸体进行化学毒理学检验时，检出了一种属于处方药物的止痛药，还有一种强效安眠药的服用痕迹。这些物质无疑是通过母体的血液循环进入未出生的婴儿体内的，这意味着，科琳娜·朱斯滕在这两次怀孕期间服用了这些药物。

就在我们结束了本案法医学方面的工作后不久，警察那边也完成了剩下的调查。不过他们只能告知这可怕的发现背后的一些故事片段：在安西娅·塔塔罗把那个软凳送到警察局的不到三个月之前，她的女邻居从柏林市中心一幢十二层的办公大楼上跳楼身亡。死时科琳娜·朱斯滕四十二岁。她在下坠过程中手里还抓着一个提包，里面除了她的身份证明之外，还塞着一封遗书。遗书中没有太多细节，不过结尾处写道：“我有个重担要背负。”她死后不久，一位邻居在警察问询时做证说，他在案发前几天注意到，这位一向苗条的女性腹部凸起，像是怀了孕，便与她攀谈。对此她告诉他，自己“肚子里长了肿瘤”。科琳娜·朱斯滕死亡之后，负责该案件的调查员推测这可能是她的自杀动机。然而，由于没有证据表明可能存在外部因素导致她自杀，调查员也就没有安排做尸体解剖，如果做了的话，就能发现她是否真的长了肿瘤——或者是第五次怀孕了。

搜索她的公寓时，除其他方式之外，警方还用上了一条尸体搜索犬，不过并没有找到更多的尸块，不论是在成套的沙发床里，还是在家中的柜子里。只是搜索犬朝着厨房里的冰柜撞去。现场的警官打开了冰柜，发现里面不仅空空如也，而且干净得不同寻常。按照安西娅·塔塔罗的供述，在她为了清扫交房而进入这位女邻居的公寓之前，冰柜就已经断电解冻、清理干净了。而这只训练有素的尸体搜索犬的动作——它在冰柜上挠了起来——则确切无疑地表明，要么曾经有一具或多具死尸冻在这个冰柜里，要么至少也有某些与易腐烂的人体组织有关的东西曾经放在这里。

安西娅·塔塔罗关于她是如何，以及在哪儿发现这四具婴孩死尸的供述是绝对可信的，而且她与科琳娜·朱斯滕仅仅是邻居关系，这一点也由她的同居男友证实了。所以，警方任何时候都对她没有过哪怕一点怀疑。

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是调查员还是得出结论，科琳娜·朱斯滕曾把婴儿的尸体存放在冰柜里。

我确信，这位母亲直到自杀之前，才把所有死去的孩子的尸体从冰柜里拿出来，藏到了沙发软凳里。她一定是想着，她死后，所有的家具都会被处理掉，但不会有人近距离仔细去看。可是，她反正都已经决定要跳楼自杀了，为什么还不愿意尸体被发现呢？显然原因应该不在这些尸体上。那么会不会是不想让这些孩子的父亲知道呢？

警方找到了科琳娜·朱斯滕在过去八年中交往过的三个男友，按照他们的说法，科琳娜·朱斯滕是一个安静的女人，平时深居简出，容易抑郁消沉，却从来不说消沉的原因。三个男人中没人知道在他们交往期间科琳娜怀过孕，也不知道她之前曾经怀过孕。三人都自愿给出了一份唾液样本，以检测他们是否是孩子的父亲。DNA检验结果表明，他们中有两人确实各是一名死去孩子的父亲。

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闯入我的脑海，这几个男人会有什么感觉？当他们从警方那里得知发现了孩子的尸体，并且他们是孩子的父亲。这些人此后还会再次被询问，关于为什么科琳娜·朱斯滕要向他们隐瞒怀孕的事情，为什么他们完全没有察觉，以及事情是怎么走到如今这步田地的。

看向四个装着死去新生儿尸骸的不锈钢盘子的瞬间，是我法医职业生涯中最为伤心难过的时刻。我想起年轻时遇到的一起案件，当年我要轻松得多，因为那起案件我并没有参与其中：

二〇〇五年八月，勃兰登堡州布雷斯科－芬肯赫德一座独栋住宅的地块上，在花桶、水桶及其他容器中发现了一共九具新生儿的死尸。孩子的母亲在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九年间生下了他们，她在婴儿出生后完全没有照管，任其死去，然后草草掩埋。周围没有任何人，甚至她的丈夫，也就是孩子们的父亲，都没注意到她曾怀孕。

虽说这起案件在德国犯罪史上称得上独一无二，但在同时发现多个死去的孩子这一点上，此案绝非仅有。例如，二〇〇七年一月，有人在埃尔福特附近的一个小地方进行拆除工作时，在车库的天花板夹层里发现了三具新生儿的死尸。二〇〇七年四月，一名十五岁的少年去拜访住在埃尔福特的母亲，他打开冰柜，在里面发现了两具婴儿的尸体。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在萨克森州普劳恩市发现了三个死婴——一个在那位母亲某亲戚家地下室的一个皮箱里，另外两个在一个冰柜里。还有二〇〇八年五月，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在北威州文登市父母的房子里发现了三具婴儿的尸体，还是在冷冻柜里。在这起案子中，丈夫对自己妻子这三次怀孕也都一无所知，什么都没有察觉。

可能是由于这几起案件发生在勃兰登堡、图林根和萨克森，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州长沃尔夫冈·伯默尔曾对媒体暗示，母亲杀死自己生下的婴儿，或者任由他们死去，这类事件主要发生在东德。他是这样说的：“在原东德各联邦州里，对于即将到来的生命有种特别轻率的态度。”然而这样不经大脑的民粹主义发言是没有任何统计学基础的。单单声称在原东德各州发现的婴儿尸体明显更多，就已经像是仅仅因为某人曾去过一次犯罪现场，因而无法排除犯罪嫌疑，就宣布他是凶手一样严重了。事实是：没有任何统计数据指出，东德母亲杀婴的比例要高于西德。这里有几个原因，亲生母亲杀婴案在警方的犯罪统计中并不会特别标识出来。这些案件会根据法律上的鉴定，归入相应的类别，如谋杀或者伤害致死，在这些类别下并不会再有特殊案例标识。对此，在联邦统计局的死亡原因统计中，有关新生儿死因的统计也无法提供帮助。统计虽然计入了所有一周岁以下儿童死亡案例，但只是非常笼统地归因，比如“出生时窒息”，或是“其他不详原因或死因未详细注明”。其中可能也有自然死亡的案例混入。还有一个问题：关于杀婴[1]——这是称呼杀害新生儿的专有名词——官方统计之外的数字非常之高，这使得不断有犯罪发生数年或数十年之后才为人所知的案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就这一点而言，官方统计数字即使存在，也是碎片化的，因而对于此种罪行的发生频率，只能给出一个扭曲的图像。

如果是依据准确的研究分析给出谨慎的结论，有一件事可以说是确凿无疑的：如今母亲杀死新生儿的案件已经比过去少了很多很多。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法医们几乎每天都需要处理新发现的婴儿尸体，需要不断地去弄清这究竟是一起杀害婴儿的案件，还是一次非法流产的产物。这样的课题现在在我们的法医学实践中已经属于特殊情况了，这一点从法医学教科书里也能看出来，几十年前的教科书里，关于新生儿尸体解剖与检验的章节长达数十页，现在则只有寥寥几页。杀婴案件数量减少的原因在于，在今天，由于有了性启蒙教育和相对安全的避孕措施，以及合法终止妊娠的措施，违背女性意愿的怀孕和生产已大为减少。另外还有所谓“弃婴保护舱”，虽然存在争议，但正与广泛的社会援助网络一道，为现在德国的年轻单身母亲提供帮助，这些同样有助于减少杀婴案件的发生。最重要的是，如今在我们的社会里，一位单身女子怀孕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了，更遑论成为什么绊脚石。在一个未婚伴侣和单身母亲、单身父亲都被认为是正常现象的时代，已经没什么理由去隐藏或者掩饰一个婚姻之外所生的孩子了。以前的情形则完全不同，这一点也是歌德的《浮士德》的主题之一。奥托·海因里希·冯·格明根-霍恩伯格在他一七七九年的戏剧《德国父亲》中引用的一段话也表达了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如果卡尔抛弃我，那将会非常可怕，那样的话，我将亲手杀死这个从他那里得到的孩子，这是来自母亲的善举，让我来公开执行这场死刑吧！一个孤儿，一个被侮辱的女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又能做些什么呢？”

那么，在当今这个时代，是什么驱使这些母亲任由自己的孩子死去，甚至杀死他们，就只能去猜测了。尽管情况发生了变化，但是在今天，最普遍的原因仍然是违背意愿的怀孕。不带偏见地说，即使是今天，也还是有可能发生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的。

同时，有一点可以注意到，大多数案例中，母亲明显不愿意与被杀死的孩子分离。不然如何解释婴儿的尸体几乎都在离她们很近的地方，在同一栋房子内被发现呢？通常是在冰箱里，一个能够延缓尸体腐烂和分解的地方。如果这些女凶手把她们杀死的孩子埋到树林里，或者趁天黑扔到垃圾场里处理掉，她们就不用为担心事情败露而提心吊胆了。

在我们所猜测的这种母亲与死去婴儿的情感关联之中，有某种令人安慰的东西——虽然微乎其微。但前面提到的那些案例的一个共同点则让人觉得可怕：那些罪行多数是在尸体被发现的数年之前犯下的。过去的这些母亲不仅向周围的人，包括准父亲在内隐瞒了怀孕的事情，而且看起来，不让任何人发现被她们藏在家里的尸体也并不困难。还是说，这些女人对于她们周围的人来说是如此无关紧要，所以根本没必要费心去玩藏藏躲躲的游戏？

即便被杀死的婴儿很快就被发现，也不能表明周围的人就更加细心体贴。关于这点，有一起案件让我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