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德拉·斯泰因在家里再也待不住了。从昨天开始，她的不安已经持续了一整天，而且越来越严重。父母为什么不回电话呢？八十六岁的卢德米拉和八十八岁的威廉·贝尔格霍茨根本就不会有打电话不方便的情况，因为他们离开家的时间从来都不会超过三个小时，而且，以往他们不仅每天都期待着和大女儿的通话数次，还会要求女儿打过来。一定是出了什么事。几乎一夜无眠之后，亚历山德拉·斯泰因决定亲自去看看到底怎么了，于是开车去了柏林东北部，父母居住的那栋半独立住宅。在一种不好的预感的驱使下，她没有花时间去按门铃，而是用备用钥匙开了门。

当天下午一点半，我接到了凶杀案件侦破组打来的电话，负责此案的罪案侦查科警官告诉我，有位女士打电话报警，说发现她的父母在家中死亡。紧接着，他用了几个字向我简短地描述道，自然死亡的可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我们要处理的很可能是一起双重杀人案件。

半小时之后我到达现场，看到了一幅熟悉的画面：在房子旁边，车库前的车道上停着两辆警车，不过既没有闪蓝灯，也没有鸣警笛。实际警务工作中真实的案发现场或是尸体发现现场，可比犯罪电视剧里演得要低调多了。

许多看热闹的好奇目光从四周房子的窗户里向我们投来，街对面也聚集起一些邻居和路人，正在那儿窃窃私语。离贝尔格霍茨夫妇的房子几米远的地方停着两辆现场痕迹保护部门的大众牌小型货车，刑事技术人员用这种厢体较大的车辆来运输在案发现场以及尸体发现现场需要使用的整套工具设备。

房子里到处都忙忙碌碌的。两位穿着白色防护服，戴着橡胶手套，脸上还蒙着口罩的调查员正走上通往二楼的楼梯，一位同样一身白色防护服的刑事技术人员正在提取进门处一个橱柜上的指纹。我看到走廊尽头，一个稍远的门洞里，相机的闪光灯闪了几下。警方的摄影师已经来了，正在为犯罪场景做记录。房子进门处的地上放着好几个打开的铝质提箱，这些提箱属于刑事技术组的同事们，里面已经摆好在案发现场收集物证线索需用的各种物品和工具。箱子里除了各种尺寸的塑料袋和纸袋、金属和塑料的镊子、大大小小的保存证据的塑料容器、配有不同镜头的数码相机和用来保存纤维状证据的塑料胶带之外，还放着几个密封的塑料袋，里面装着防护服。

将全身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防护服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们自身不会掉落任何织物纤维（是用所谓无缝纤维无纺布制成的），并且可以避免防护服下的衣服掉下的织物纤维污染犯罪现场，给搜寻重要犯罪证据增加难度。更重要的是，调查人员不应将自己的DNA留在犯罪现场，并以这种方式留下“外来痕迹”，因为这些痕迹之后要费时费力地用DNA分析技术从现场的DNA痕迹中分离出来，留下实际来自嫌犯和受害者的DNA。出于这样的目的，警官们除了要戴上防护服的帽子以外，还要戴口罩，这样，他们在和同事交谈的时候，即使最微小的唾液喷沫都能够被捕获。此外当然还有橡胶手套，也可以防止这些技术人员在工作过程中留下指纹或者皮肤碎屑（还有再次随之而来的DNA痕迹）。而在某些规格的防护服中，像脚套一样完全能包住脚的塑料套鞋，是整套装备中的最后一环。

顺便说一句，作案者在犯罪现场一定会留下某些痕迹，比如他身上穿的衣服的纤维、指纹、毛发、皮肤碎屑、血液或精液等，我们认知到这一点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它是由现代刑侦技术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法国医生、法学家埃德蒙·洛卡德提出的，这一理论为警察的侦查工作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

于是，很遗憾，我必须夺走各位亲爱的读者的幻想，你们以为我们法医在犯罪现场也要负责刑事技术人员的工作，好像电视剧《CSI》里的法医们那样。这绝非事实。面对这种误解，我也常常自我安慰说，警官们同样不会来做尸体解剖的。

现场痕迹保护部门的调查员（在警界官方术语中简称为“SpuSi”，可别和巴伐利亚的Gschpusi[1]混为一谈）递给我一套还没拆包装的防护服，在去仔细查看两名死者之前我穿上了它，也戴上了手套、口罩，蹬上了塑料套鞋。真可惜，像《犯罪现场》里明斯特的法医伯尔纳教授那样，穿着定制的小礼服，系着飘逸的真丝围巾去工作，是肯定不被允许的——当然，这种穿衣风格本来也不太适合我。

我跟着这位调查员来到走廊，一只手提着装有镊子、电流刺激仪、电子体温计和眼药水的现场工作箱，另一只手拿着我的笔记本电脑。在通向起居室的门洞旁，调查员站定了，头往一边偏了偏，示意我看面前的地板。

卢德米拉·贝尔格霍茨的尸体仰面朝上，伸展着躺在这间二十五平方米大的房间的地板上。她的头倚着门槛，脚指向房间里。她身着一件白色的长睡衣，一件浅黄色的晨袍，脚上套着拖鞋。她的胳膊肘弯曲着，手掌放在胸口。靠近死者双脚右侧的地方，一个明显带有七十年代风格的一体式组合柜前，有一个翻倒的单人沙发。除此以外，起居室看起来是收拾过的。距她双脚半米远的地方立着一个助步器，她脑袋右边放着一副上牙假牙，还有一片沾着褐色、已经变干的“疑似血液附着物”的成人尿布。换句不那么专业也不那么经雕琢的话来说：尿布上沾着一些东西，看上去像是已经干掉的血。疑似血液附着物，或者说“吸附物”（也可以叫作“血痂”），在死者的口中以及鼻孔处也有。而两颊、上下眼睑，还有皮肤上，则有大量的细小点状出血点。

这种大多数直径不超过一到两毫米的红点，是强制性窒息身亡的典型表现，即由扼杀、勒死、捂住或者堵住口鼻而引起的窒息。这些血点不仅仅会出现在脸部皮肤上，出现最多、最密集的反而是在眼结膜上。为了检查那里，要将死者双眼的上下眼睑都用镊子夹住，然后向外翻卷一下，再放到牵拉装置下。这听起来好像很粗鲁，对于没见过实际操作的人来说看起来也是一样，但是只有这样才能毫无遮挡地看到眼结膜，不然它们总是躲在眼睑的里面，没法检查。

在卢德米拉·贝尔格霍茨的眼结膜上，也有大量的深红色点状出血点。从第一眼看到的情况来说，她是窒息而死的。但她是被动窒息吗？这个问题将在之后的尸体解剖中得到回答。

在离卢德米拉·贝尔格霍茨三米远的地方，威廉·贝尔格霍茨躺在一个三人沙发上，同样是仰面朝上。他身着一件灰色毛衣，一条黑色布料的裤子，还有黑色的袜子，从颈部到脚尖都盖着一条羊毛毯。他的右臂从沙发上垂下来，左臂弯曲，放在胸前。威廉·贝尔格霍茨的脑袋上套着两个塑料袋，不过此时被推到额头位置，好让袋子不会遮住他那张牙齿已经脱落的苍老的脸。

一名刑警告诉我，他们的女儿发现父母的时候，这两个套在一起的塑料袋仍然是拉下来的，一直遮到脖子——在我给死者做检查的同时，他向我简要介绍了调查的现状。亚历山德拉·斯泰因说，在警察和急救人员到达之前，除了套在她已经去世的父亲头上的两个塑料袋之外，她没有动过父母房子里的任何东西。医疗组在几分钟之后就撤离了，因为对于贝尔格霍茨夫妇来说，一切的医疗救治都为时已晚。亚历山德拉·斯泰因也明确地认定尸体就是她的父母，因此，在身份辨认这方面我们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

当我为了检查尸体背部而把卢德米拉和威廉·贝尔格霍茨先后翻转过来，并把他们身上的衣服推上去的时候，我马上就看到尸体上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尸斑。即使我用力以手指按压，也不能把尸斑“压下去”，这表示我做检查时，他们二人很可能已经死亡超过二十个小时了。

为了做出更为精确的估计，我测量了两具尸体的体温，还有起居室里不同位置的室温，将测量数值输入手提电脑里的计算程序。结果是：卢德米拉和威廉·贝尔格霍茨差不多是同时死亡的，是在前一天的九点钟到十三点之间。由于亚历山德拉·斯泰因做证当天十点过一点儿的时候她给父母拨了一通电话，且那是第一次电话无人接听，调查员认为，很可能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死亡了。

至此，我在贝尔格霍茨夫妇尸体的发现现场所做的检查就告一段落了。

一个小时后，负责此案的几位柏林凶杀案件侦破组的调查员，还有两位刑事技术人员，踏入了法医研究所的大门。几乎就在同时，我们所里的专业尸体运输车也把死者运来了。为了稍后在实验室里与尸体发现现场保存的指纹进行比对，刑事技术人员采集了卢德米拉和威廉·贝尔格霍茨的指纹，然后我们就开始了尸检解剖。

我把卢德米拉·贝尔格霍茨口鼻上已经结痂的血块取了下来。另外用无菌生理盐水润湿了一块脱脂棉片，将它放到了一个同样经过无菌化处理的塑料容器中。

在尸检室刺眼的氖光灯下，死者脸部皮肤和眼结膜上的那些点状出血点显得愈发清晰。我更加仔细地检查了死者的嘴唇和鼻子。上下唇的黏膜已经变干了，呈现出与之相符的褐色，嘴唇上方的皮肤、鼻尖和鼻翼，还有额头上也是这样。如果死者还活着的时候有皮肤磨损，就会发生这种“皮肤干燥”的现象。当表层皮肤脱落，下层皮肤就会由于水分蒸发而失水。一段时间之后，皮肤磨损的部位会形成一层浅褐色或者红色的痂——这是个不太显眼，但在类似这种情况下可当作决定性证据的指征，告诉人们曾经发生了些什么。

接下来，我查看了死者的嘴部。我还给卢德米拉试戴了一下那副上牙假牙，就是落在她尸体头部右边的那一副，发现正合适。卢德米拉的下牙床上还有自己原本的牙齿，当我把她的下唇轻轻地向外拉并翻下来的时候，我发现黏膜上有伤口。把下唇轻压在下牙床的牙齿上就能看出，受伤的部位与门齿和犬齿的咬合面正好贴合。没有人会用这么大的力气来咬自己，这个发现，加上那些点状出血点以及口鼻处的结痂块，只能得出一种结论：卢德米拉·贝尔格霍茨是窒息而死，是因为有人用暴力捂住了她的口鼻，很可能用的就是放在卢德米拉·贝尔格霍茨脑袋旁边的那片尿布。这一点很快就能由实验室里对于这片尿布的化验证实。

对卢德米拉·贝尔格霍茨进行尸检解剖的发现倒不怎么惊人。我发现她体内脏器的一处严重瘀血（这表明，在创口处有大量血液从内脏上的切面涌出），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血管中也有很多流动的血液。这两点本身并不是什么非常特殊的发现——仅凭这两点无法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但与其他更明确的体征联系起来，就也属于指向窒息身亡的进一步证据。

血样和尿样的化学毒理学检验呈阴性。

威廉·贝尔格霍茨的尸检结果显示他同样是窒息而死的，不过窒息的种类和方式不像他妻子那样血腥。

在死者的胃部和十二指肠中，我找到了一种浅褐色的液态物，只有几毫升，其中混合了一些灰白色的麦糁状颗粒——看上去特别像是药片的残余物。这一定是威廉·贝尔格霍茨在死前一段时间吞下的，因为它们有一部分已经到达十二指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