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阿·菲德罗斯等：《国际法》上册，李浩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24~125页。

[29]濮兰德等：《乾隆英使觐见记》，李广生整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年，第102页。

[30]有关这方面，参见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十册《译编》，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

[31]有关翻译情况，参见田涛：《国际法输入与晚清中国》，济南，济南出版社，2001年，第23~29页。

[32]有关所译内容，参见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十册《译编》。

[33]《英国蓝皮书》第七件《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致巴麦尊子爵》，见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二），第648~649页。

[34]显然，英国用武力迫使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从方式到内容，都不合乎所谓公正和文明的国际法。我们再看一下上面涉及的《澳门月报》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另外的话：“我们不能通过辞谦语卑的禀帖而取得什么；如果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须是在刺刀之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发生效力的。”“中国既抛弃国际公法，难道我们却要受国际公法的制约吗？”（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第48、51页）

[35]《巴麦尊子爵致亨利·璞鼎查爵士函》，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张汇文等译，第754页。

[36]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55页。从动机和策略上看，林则徐也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他和邓廷桢在上奏中说：“臣等会办夷务以来，窃思鸦片必要清源，而边衅亦不容轻启。是以兼筹并顾，随时密察夷情，乃知边衅之有无，备视宽严之当否。宽固可以弭衅，宽而失之纵弛，则贻患转在养痈；严似易于启衅，严而范我驰驱，则小惩即可大诫。此中操纵贵审机宜。”（《筹办夷务始末》卷八页六至九，见《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第67页）

[37]他判断说：“夫震于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以其奢靡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棹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第67~68页）

[38]《英国蓝皮书》第七件《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致巴麦尊子爵》，见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二），第648~649页。

[39]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卷第一分册，第59页。

[40]同上书，第73页。

[41]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462页。

[42]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第196页。

[43]《马嘎尔尼日记》，转引自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