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以上所说，革命派眼中的革命，已经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政治和价值观念等变革的意义，它是一种与传统秩序“彻底”决裂的全面革命[22]，这一点决定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基本特性。革命派信奉的逻辑是，只有破坏，才能建设；只要破坏，就能建设。这就像巴枯宁所信奉的“破坏的热情就是创造的热情”逻辑一样。革命派之所以把“革命”和“破坏”视为进化或进步的推动力量，是由于他们相信“革命”和“破坏”是剧烈、迅速、直接和全面地对旧事物的颠覆，由此作为替代物的新事物将全面诞生，并迎来历史的惊人进化。如褚民谊说：“人类之所以有今日者，以自古及今，历数百万次大小之革命，有以造之也。革命多而猛，则社会之进化速而大。”[23]陈天华坚信，革命是救世、救民的“圣药”，“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24]。孙中山的“突驾说”，更是我们所熟知的。革命派认为革命能够带来全面的、迅速的进化，甚至把革命本身就看成是进化本身，如费觉天说：“甚么叫做革命，革命就是进化。”[25]因此，作为手段的革命与作为目的的进化，其界限已经难以划分。在这种革命等于进化或革命导向进化的逻辑中，恰恰孕育了中国“进化主义”的一次重要转变或变革。

这使我们想到开始所谈到的问题，当革命派用“进化主义”来武装“激进”革命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把“激进”的东西灌注到了“进化主义”中。由此，他们既扭转了变法派的进化逻辑，也改造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化观念。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变法派不相信宇宙飞跃奇迹和瞬间命运（当然也不相信上帝在短短“六天”之中就能完成造物的艰巨任务），他们相信，进化是通过“渐进的”“缓慢的”“点滴式的”过程实现的，它不能超越固定的阶段，不能以压缩的、快速的方式进行。严复的进化主义最典型地体现了这种“渐进”进化主义的内涵。他把evolution译成“天演”，把本来具有“浸染”和“慢慢流入”意义的“渐”同有着“水漫延”和“滋润”意义的“演”这两个都与“水”有关的字结合到一起，巧妙地表达了“渐化”的意义。但是，这种“渐化”的思想，根本不能满足激进革命派的需要。他们必须改变“渐化”的逻辑。他们保持了变法派的“进化等于进步”这一形式结构，但却在其中加入了“激进”“顿化”的内涵，使“缓慢”的、“累积性”的“进化等于进步”，变成了“快速”的、“飞跃性”的“进化等于进步”。这种改造，自然适应了革命派对激进“革命”和飞跃进步的急迫需要，但却与英国进化思想的主调拉开了距离。不，更准确地说是做了重大“修正”。严复不愧是英国思想熏陶出来的，他的进化主义至少在“渐进性”上顽强地保持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东西。在此，我们有必要引用一下达尔文对此的重要“设定”：

自然选择只能通过累积轻微的、连续的、有益的变异而发生作用，所以不能产生巨大的或突然的变化，它只能通过短且慢的步骤发生作用。因此，“自然界没有飞跃”这个趋向于为每次新增加的知识所证实的原则，根据这个学说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能够理解何以在自然界中可以用几乎无限多样的手段来达到同样的一般目的，因为每一种特点既经获得之后必能长期遗传下去，而且已经以许多不同方式变化了的构造，势必适应于相同的一般目的。总之，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自然吝于革新而奢于变异。[26]

达尔文这里所强调的“自然界”（当然包括生物界在内）的进化是通过缓慢过程而进行的这一设定，又是建立在“漫长的”时间前提之上，而这则是由以《地质学原理》而闻名的地质学家赖尔提供的。像变法派一样，照样用进化主义科学外衣来武装“革命”的革命派，如何面对这种真正具有“科学”意义的“进化主义”呢？20世纪初，在生物进化主义领域中向达尔文的“渐变论”提出挑战的“突变论”异军突起，这一由荷兰植物学家H.弗里斯（Hugo de.Vries）首先提出并很快赢得了一些生物学家支持的“突变论”，依据某些生物的“骤然”变化，认为新的生物并非像达尔文所说的那样，需要通过许多中间类型的逐渐积累产生出来，而是以跳跃式或在突然之间出现的。革命派完全可以从这种生物学的“突变论”中为他们的社会和政治“革命”寻找类似性。可能是他们没有来得及这样做，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不知道有这样的学说。他们继续需要达尔文。他们没有“粗暴地”拒绝达尔文的说法，更准确地说他们接受了自然界的渐进演化观念。在此，他们很“机智”。他们采取了一种“两全其美”的逻辑：一方面承认自然界的“渐化论”，另一方面则坚持社会领域的革命或“顿化论”。这如何可能呢？它是通过把“人类社会”既统一到“宇宙自然”中又使之同“宇宙自然”区别开来的方法来实现的。显然，如果把人类社会“完全”统一到宇宙自然中，那么承认宇宙自然没有飞跃，就等于是否定了人类社会领域的革命进化。因此，革命派不能接受把人类社会“完全”融化到宇宙自然中这种单一或一元的逻辑。事实上，他们采取的是既合又分的方法，即一方面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把人类社会同宇宙自然区分开。作为宇宙自然一部分的人类社会，它要遵循宇宙自然的法则；但作为不同于宇宙自然过程的人类社会，它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章太炎相信，人类和其他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具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他假定，万物进化之初都是以不同的“阿屯”（atom的音译）存在的，“各原质皆有欲恶去就，欲就为爱力、吸力，恶去为离心力、驱力。有此故诸原质不能不散为各体，而散后又不能不相和合”[27]。章太炎相信，生物原质中的这种“欲恶去就”倾向，都“主动”地“以思自造”，在渐思中获得渐变。[28]人和其他生物，在初期没有什么差别（“人与鸟兽，初未尝异”），如都有自利性。但是，人类在进化中逐渐形成了与其他生物不同的特质，如人类是以“工具”（“器”）和“制度”（“礼”）竞争进化的，人性从“性相近”，通过“教化”和“修养”而“习相远”。[29]“合群竞争”的观念，同样受到了章太炎的关注，它表现为对荀子“合群明分”观念的直接强调。正是“合群”显示了人对其他动物的优越性，因为人能够形成一种强大的集体力量。不过，在荀子那里，这种力量是用于同“自然”（包括动物）的对抗，而在章太炎等晚清知识分子那里，它主要是用于对抗“外来”之“种族”的压迫。[30]孙中山像章太炎一样，在科学名目之下（“细胞”）用玄想的观念来理解“生物”，认为人类和其他“生物”都来源于“元始”的“生元”，“生元”具有“知觉灵明”的特性，它构成了生物的“本性”：

据最近科学家所考得者，则造成人类及动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为之也。生物之元子，学者多译之为“细胞”，而作者今特创名之曰“生元”。盖取生物元始之意也。生元者何物也？曰：其为物也，精矣、微矣、神矣、妙矣，不可思议者矣！按今日科学所能窥者，则生元之为物也，乃有知觉灵明者也，乃有动作思为者也，乃有主意计划者也。人身结构之精妙神奇者，生元为之也；人性之聪明知觉者，生元发之也；动植物状态之奇奇怪怪不可思议者，生元之构造物也。……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31]

把孟子所说的人所具有的“良知良能”赋予一切生物，显然是一种“泛灵论”，它使“人与动物”的界限变得模糊，但有利于为主动的“人为”“进化”提供形上基础。孙中山也承认人类最初与动物一样，完全受着自然力的支配，人性无别于动物性，“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32]。但是，在进化过程中，人类超越了其他动物。人是物质和精神的高度统一体，但有没有“精神”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尺度，“世界上仅有物质之体，而无精神之用者，必非人类”[33]。

章太炎和孙中山虽然都承认人类与自然相合、相分的二重性，但他们关心的则是人类与自然的“相分”。对他们来说，人类与自然的相分，既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又是人类能够“创造”进化的根据。一般来说，在“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双重结构中，往往容易带有人类中心论或自我优越意识。革命派对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的二重处理方式，最终也落脚在人类社会对于宇宙自然的优越、人类社会与宇宙自然的不同上，就像常见的说法那样：一个是“自发”的、“无意识”的“盲目”过程（宇宙自然），另一个则是“自觉”的、“有意识”的“理智”过程（人类社会）。现在的问题是，革命派何以要强调人类与自然的不同，他们的根本“意图”究竟是什么？

正如我们上面所说，他们的“意图”是要通过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化，把人类从被动的自然秩序之下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创造”进化的积极“主体”。革命派并不否认进化的自然过程，也不否认人类受自然进化过程的影响，但他们注重的是，人类必须主动地创造进化，通过革命迅速地推动进化。他们相信，通过人的意志和力量完全可以“控制”、“操纵”和“驾驭”进化。对孙中山来说，世界中有两种进化的力量，一种是“天然力”，一种是“人为力”。“人为力”高于“天然力”，人完全能够胜自然：“世界中的进化力，不止一种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为力凑合而成。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这种人为的力，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关系于民族兴亡，比较天然力还要大。”[34]人所要做的事，就是用“合力”和“意志”促使社会一日千里地进化：“我们人类的天职，是应该做些什么事呢？最重要的，就是要令人群社会，天天进步。要人类天天进步的方法，当然是在合大家力量，用一种宗旨，互相劝勉，彼此身体力行，造成顶好的人格。”[35]孙中山把中国的复兴希望完全寄托在“人为”进化上[36]，他相信只要发挥出火一般的革命意志和创造精神，中国就能够“压缩”许多进化阶段，神速地达到进化的高级阶段，后来者居上，超过欧美，并成为世界进化新潮流的领导者。孙中山名之为“突驾”的这种飞跃式革命进化，靠什么支持呢？孙中山为什么会有这种近于“狂想”的进化神话呢？

后进的日本无疑为他提供了参照物和样板。这个从前一直是中国学生的小国迅速兴盛的事实表明，中国更有理由在革命进化中获得“永生”。孙中山言之成理地推论说：“现在我们知道了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学外国之所长，必可以学得比较外国还要好，所谓‘后来者居上’。从前虽然是退后了几百年，但是现在只要几年便可以赶上，日本便是一个好榜样。日本从前的文化是从中国学去的，比较中国低得多。但是日本近来专学欧美的文化，不过几十年便成世界中列强之一。我看中国人的聪明才力不亚于日本，我们此后去学欧美，比较日本还要容易。……如果中国能够学到日本，只要用一国便变成十个强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便可以恢复到头一个地位。”[37]